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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39 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三篇 自然、市场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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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41 本书的前三章，从当前的历史研究、经济地理学和增长理论的视角，讨论了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什么促使经济增长，我们如何消除贫困。这些研究把经济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清晰地阐述了增长是一个共同或社会的过程，依赖于人们相互影响的决策。由社会和政治制度形成的、根据其他人的决策而做出的选择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影响增长率的高低。通过放松或挑战过时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具体假设来在经济学中再次引入人性问题，之前的章节几乎没有对此进行全面探究。这个假设就是效用最大化，效用常常由产出、合理计算和完美的对称信息来决定。总之，快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对人性发起了挑战，不仅被经济学家（常常是绝对的）广泛使用，而且也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心理学家的兴趣。经济人假设开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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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43 接下来的两章将经济学的社会性与构成社会的个体的人性相结合。其中，第七章讨论了演化经济学理论和复杂性理论，前者主要关注由个体组成的经济体如何使个体改变对彼此和环境的依赖，而后者则从大量的个体决策中，间接地将经济产出描绘成一个有序的新兴体。作为描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程式化，这两者都可以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替代。这两个理论利用了大量生物科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强调了个体间的不同和相互作用。与之相反，很多传统的经济学模型都假设个体是同一的并独立进行决策。第八章将这些生物微观基础合并在一起，讨论了网络、社会资本和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些都是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重合的领域。这样，本书就衔接成一个圈，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增长，智力培训是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斯密和休谟这类哲学家是指路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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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49 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七章 经济学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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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5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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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53 经济学教授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暴力和野蛮而受到关注，除非他们在言语上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象牙塔里面很少会有谋杀和殴打，而这些很不幸地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可能比其他学科的人更友善、更温和，虽然我暂时还没有什么数据来证明这一点。图卢兹不仅是世界上一所著名大学的所在地，也是一座有着特别的文化传统的城市，具有法国乡村生活的所有特色，几乎没有不完美之处。它有着充满生机的文化、豪华的餐厅、幽雅的商店（可能包括了世界上最好的冰激凌店）。那么为什么居住在如此平静有序的城市里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人性中的暴力呢？在《陌生人群》这样一本有趣的书里，他以这样的话开头：全部现代人这种“害羞、杀气腾腾的猿猴”，暴力、怀疑陌生人、习惯于和小圈子里的亲戚组成一组进行狩猎，仅仅在过去的一万年间就变成了几百万在非常细致和有条理的分工中工作的劳动力，从而确保我们的日常所需都完全依赖于陌生人。“像这种在陌生人之间存在如此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情形，自然界中再无其他。”西布莱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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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55 这是如何造成的？在进化论中，作为“动物界中最有攻击性和最难捉摸的物种”，人类没有花多少时间就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狩猎、倾向于对陌生人先兵后礼的生活习惯转化成另外一种生活——每天早上排队等公共汽车，上班的路上听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温顺地等着人行横道上的灯变绿，然后在一个小小的键盘上敲打八个小时，最后在晚饭时吃一个有机比萨。当然，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每天的生活还与我们远祖的杀戮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但是从野蛮人到现代人之间的快速转变，意味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从所有经济学复杂的角度来看，一定要和生物进化学保持一致。就如西布莱特写道：“在过去的20万年间……一系列变化使人类具有抽象思考和沟通的能力，这些变化对于基因学家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文化潜能影响巨大。”这些变化是在一个共享的技能仓库中进行知识积累的基础，也正是这些技能使大型的、复杂的社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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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57 西布莱特教授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对陌生人继续抱有谋杀性的怀疑——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为什么我们应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待经济学的问题。他使用了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试图解释为什么复杂的全球经济可以存在，以及在我们怀疑的、暴力的本性之下又是如何确保全球经济稳定的。这个问题延续了经济学家的进化思考模式这种源远流长而又光荣的传统。就如弗农·史密斯所提及的，经济学秩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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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59 一个没有经过设计的生态系统在文化和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即使不能清楚地将各种规律表达出来，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并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苏格兰哲学家的智力遗产，他们描述并且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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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61 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以及其他启蒙运动思想家把他们对经济秩序的研究视为对自然秩序的广泛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适用着同样的普遍性法则，而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休谟认为通过一杯水来研究光的折射与研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货币流动之间在方法论上没有什么区别。他的价格—货币—流动（ice-species-flow）机制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知觉原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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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63 演化经济学本身必须等待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提到的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被发现后才能获得发展。一些经济学家推出了科学进化理论。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墓志铭时，给予了他的朋友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重要的评价：“就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中的进化论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中的进化论。”同时，其他人也在寻找着社会进化理论。19世纪晚期出现了许多赶超前辈的进化理论家，其中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凡勃伦。传记中都把凡勃伦描述成一个脾气坏而古怪、粗鲁凶狠的人。他看起来肯定很奇怪，梳着长长的中分发型，蓄着很久也不刮的胡子。他是挪威移民的后代，生活在威斯康星州的乡间和明尼苏达州，直到十几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这就使他的书读起来很奇怪，他的出版商强迫他重写著名的《有闲阶级论》很多次（我还是觉得很难读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宗教表示怀疑，所以以后看什么都带点怀疑的眼光。他几乎与自己所有的老师都发生过争吵，其中包括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及约翰·杜威，在把达尔文的思想介绍到美国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Menand，2002）。詹姆斯甚至早就发现了文化谜因（memes）的概念，并且在一篇关于个人思维观点的自然选择的论文里进行了阐述（James，1880）。凡勃伦于1884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尽管他的导师都很杰出，他的成绩也很优异。很多年来他都依靠他的太太家里的资助来生活，直到1892年被新芝加哥大学聘去做助教。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里，他所出版的书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任何好评，因为人们对传统经济学特别挑剔，语气也很伤人，而且，不足为怪，凡勃伦对其他任职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很友好。芝加哥大学最后（1906年）给了他一个助理教授的资格，但是很快又叫他马上走人：他不仅脾气坏，充满敌意，不讨人喜欢，而且似乎是一个好色之徒。凡勃伦搬到了加州，在斯坦福大学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赶了出去。再就是纽约大学，他短暂地参与了新学校的建设。1929年，他不为人知地逝世了（见The Worldly Philosopher，第八章，其中有更多有趣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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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65 在他短暂而匆忙的学术高峰期，凡勃伦（1898）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科学？”在这篇文章第一节末尾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为什么他不讨同行喜欢，他写道：“经济学已经落后得无药可救了，因为不能解决自己专业的问题，所以也就称不上是一门现代科学。”他批评的核心是经济学太专注于对均衡点的静态分析，而忽略了对过程变化的分析。在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中，他写道：“所有经济变化都是经济社会的变化——把物质变成数字的社会方法的变化。这种变化总是人们传统思考习惯中的最后一招。”经过很多年之后，他的作品才重显光辉，更多的原因是他讽刺性地分析了懒惰的富人和他们“炫耀性奢侈”（他参考了人类学地位理论将其解释为一种习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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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67 在20世纪，经济学对动态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少，但是有几个例外的著名人物。其中就有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特和哈耶克。熊彼特创造了短语“创造性毁灭”来描述持续的资本主义动态以及新企业和技术的诞生及死亡的过程（Schumpeter，1962）。熊彼特出生在旧时的奥匈帝国，他一直都想成为一名贵族，是维也纳大学的高才生。20世纪30年代，作为很多离开中欧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一员，熊彼特靠一段在英格兰的短暂婚姻而在哈佛大学升了上去，并且在开罗为一个埃及公主做过财务顾问。他显然是一个很招人讨厌的家伙，穿着骑手的衣服在大学里招摇，还到处吹嘘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和情人的智商有多高。令人“郁闷”的是，他的确在学术上才智过人。熊彼特欣赏加入数学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构架，但是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对均衡概念的专注。他说自己“非常强烈地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而经济学本身就有一种能够打破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的力量源泉……这就是我一直想建立的理论，我始终相信，这样的理论对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沉浮有着重大的意义”（转引自Andersen，1996，引用语出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熊彼特的理论，也就是他认为的对马克思的分析进行修正的部分，关心的是创业者在新企业的形成和新技术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出版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讲述了由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内生增长。当时，这本书与时代格格不入，因为那时流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而在战后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对破坏感兴趣，即使是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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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69 熊彼特也认为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他预测到官僚主义的形成会打击创业者的积极性，以及越来越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内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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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71 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框架，在破坏了其他很多制度的道德权威以后，最后将矛头指向了自己；贵族们在欣喜之余会发现，理性的态度并没有停留在皇帝和教皇的权力那里，而是继续攻击私有财产和整个贵族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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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73 2006年，在法国反对劳动法某些不合理处的大规模抗议爆发以后，可能有人感觉到熊彼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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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75 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社会学的。他的研究对演化经济学家分析一个厂商从创业到破产的过程非常重要——虽然熊彼特自己反对使用一个直观的演化模型。正好相反，哈耶克对经济制度的发展非常有兴趣，尤其是在反对中央计划经济时，并且他确实将经济制度恰当地置于演化研究的总体框架中。哈耶克也是维也纳大学的高才生。他于1931年毕业，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然后于1950年去了芝加哥大学。比起熊彼特来，哈耶克更可以称得上是今天右翼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先驱（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好鼓励了政策方面的书呆子们选举了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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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77 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自发秩序的出现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自发秩序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现代经济制度，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市场都包含众多的竞争者，他们如此复杂并且传递着如此庞大的信息，所以不可能被刻意设计出来；它们是从由价格机制协调的群体选择的机制中进化而来的，并且当现有市场经济制度不再完美时，用人为的计划去取代这些制度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信任构建了交易的基础，而现在这种个人信任被法律和制度所取代，从而使陌生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所组成的相互连接的系统成为可能，这个系统就是哈耶克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即“延伸的秩序”，与保罗·西布莱特所指出的经济学今天的“自然历史”的相关性已经非常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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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79 但是就像其他学科的分支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演化经济学已经被强大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逼到了边缘地带。主流经济学喜欢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去分析模型，这样做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上计算和比较，但是忽略了从一个稳定的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移动的过程中的动态细节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大概10年以前，正式的演化模型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做的工作，虽然当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很多有趣和严格的研究，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西德尼·温特和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霍奇逊、斯坦利·梅特卡夫（见Hodgson，1998，2005；Metcalfe，1998；Nelson and Winter，1982）。这些经济学家确认了熊彼特所说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关心创新和增长。鲍莫尔也强调了创业和创新的重要地位，并且把它们和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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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1 经济学演化理论的近期复兴源于一些新出现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生物研究的发展，这些发展尝试着把生物学的概念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说演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一些进化论专家事实上认为进化性的思考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远远超出了基因和生物学的范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一位狂热的达尔文主义科学家，他发明了名词“泛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虽然这颇具争议，但仍然激发社会学家想要把社会学和生物学沟通起来的尝试。第二个新的原因是技术的发展已经帮助经济学家克服了他们的惰性，那就是不愿意牺牲他们基于传统模型的分析方法。尤其是演化博弈对经济学家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工具，并且已被生物学家所使用。除此之外，生物学家所使用的非线性动态系统的数学方法，以及当分析方案不存在时使用计算机模拟动态系统所表现出的能力，都促使经济学家从生物科学中寻找方法。这些方法看起来都为总体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很深刻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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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3 在讨论有关增长、演化博弈理论以及复杂性之前，下一部分将揭示进化理论广泛应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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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5 泛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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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7 查尔斯·达尔文没有发现进化。他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个更早的进化论者，（死后）发表了《自然神庙》，用这首脍炙人口的长诗建立了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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