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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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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任务被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首位。当时，列宁指出，具有伟大历史使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三大任务，第一是“说服俄国”，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党的纲领和政策的正确；第二是“夺取俄国”，获得政权并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第三是“管理俄国”，用新的方式尽快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列宁认为经过十月革命后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前两个任务“已经大体解决了”，第三是“迫切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154]。列宁这里所说的管理，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而且，这时在列宁的管理概念中，经济管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他指出：“苏维埃政权现在所面临的管理国家这一提到首位的任务，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现在所说的（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管理，主要的意义不是政治而是经济。”[155]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这短短的几年间，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苏维埃初期经济建设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地、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理论是其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研究列宁这一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繁荣、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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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管理具有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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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经济管理存在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切较大规模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实现生产力的一种职能；另一方面，它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的条件，它规定着管理的阶级实质和目的。就前一方面说，经济管理的必要性是不以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为转移的；就后一方面来说，经济管理是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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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大生产，拥有复杂的机器体系和技术设备，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协作关系越来越严密，连续化作业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无论在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及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顺利地进行生产，就不仅要组织好劳动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组织好人与机器、人与技术的有机结合，这就需要进行严密、科学的管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56]这里所说的指挥，作为一种职能，就是对生产劳动的组织和经济的管理，把它人格化，就是指行使这种“指挥”职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管理职能，是由社会化劳动过程的需要引起的，对任何社会的现代化大生产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也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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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又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因为在阶级社会，经济管理总是由占有生产资料的那个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行使的。经济管理，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护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经济管理根本不同的性质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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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经济管理具有二重性，既然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都具有共同的特征，那么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之间存在共同性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掌握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组织形式和方法，经过批判改造，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吸收利用的。尤其是在苏联这样的革命前小农经济占优势，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之后，由于它缺乏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批判地吸取资本主义管理的“最新成就”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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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从经济管理的二重性出发，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最新成就”的杰出贡献，表现在他对泰罗制的科学分析上。泰罗制是美国工程师泰罗首创的一种目的在于提高劳动强度，最大限度榨取工人血汗的一种制度。它的基本内容和做法是，从企业中挑选出体格最壮、技术最好的工人，迫使他们进行最紧张的劳动，并把他们操作的过程拍成电影，然后研究出最省时间、最经济、效率最高的“标准操作方法”，使之成为固定制度，强迫工人实行。列宁对泰罗制从二重性角度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他指出：“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158]1922年，奥阿·叶尔曼斯基的《科学的劳动组织和泰罗制》一书出版，列宁对该书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既叙述了泰罗制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否定的一面”[159]，并认为把该书定为各职业学校和一般中等学校的必修教材是完全正确的。泰罗制中所包含的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的手段这一面，无产阶级必须加以坚决反对，然而，对泰罗制的另一面，即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合乎科学的进步方法，无产阶级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采用的。列宁在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俄国应如何提高劳动纪律、工作效率、改善劳动组织等问题时，指出：“目前的任务是，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采用泰罗制中许多合乎科学的进步的方法以及根据生产的产品总额，或铁路运输业及水路运输业的经营结果来决定工资等等。”[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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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不仅对泰罗制的二重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且明确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造的任务和原则。列宁这样写道：“泰罗制体现了科学的巨大进步，它系统地分析了生产过程，为大大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开辟了途径。”[161]为了提高生产率，苏维埃俄国应当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列宁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在法令中必须明确规定实行泰罗制，利用这一制度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工作方法。他认为，没有这一制度，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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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企业管理的一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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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的初期，俄国的工业企业曾经实行过工厂委员会集体管理制。列宁说：“集体管理制，作为组织苏维埃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在初期即一切需要重新建设的时期所必需的一种萌芽的东西。”[162]这种集体管理制度是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专横统治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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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经济方面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较大的企业，均由工人、职员选出代表组成工厂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力。企业主必须服从监督，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条件是不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打算“同银行妥协”，给他们贷款以资助企业。但是，资产阶级拒绝接受这一政策，他们全面怠工，企图搞垮工人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支持工厂委员会担负起管理生产的任务，并加速了国有化的进程。这样，工厂委员会成了企业的权力机关和实际管理者，实行集体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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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种办法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在实行过程中，集体管理制度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它的最大弊端是多头领导，无人负责；办事拖拉，推卸责任；意见纷纭，议而不决。列宁及时发现了这些情况，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在1918年3月写道：“为了避免那种现在使我们受害匪浅的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就必须对每一项职务确切地了解究竟是哪些人被选上了领导岗位，对整个经济机构的工作负责；必须尽可能经常地利用一切机会使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员对整个经济机构实行一长制的管理。”[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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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列宁的阐述，所谓“一长制”，就是专人负责制，即领导者对他所管的工作要完全负责，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意志要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来行使，而劳动群众要无条件地服从一个苏维埃领导人的统一命令。列宁主张在一切现代化的生产企业中普遍实行一长制，因为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种由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所造成的管理的集中统一，在人们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严厉的独裁的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这种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意志是绝对必要的。”[164]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像大机器工业所要求的那样进行工作，那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统一，“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一切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人，始终承认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165]。列宁所提出的一长制原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权威管理这一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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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一长制原则提出之后，曾遭到孟什维克的反对，他们借口赋予个别领导人独裁的权力是离开民主原则，企图用他们的所谓“集体管理制”对抗一长制。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章中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批判，并重点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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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长制与苏维埃民主制并不矛盾。列宁认为，实行一长制管理与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是社会主义企业中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10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负责一定职务的领导者，在其领导全部劳动的过程中，可以放弃自己的职责，容许哪怕是最小的混乱和无秩序的现象出现。他指出，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甚至撤换他们。“但是这丝毫不等于集体的劳动过程可以不要一定的领导，不要明确规定领导者的责任，不要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制度。”[166]实行一长制与发扬工人的创造性、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和实现工人群众的合理化建议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列宁强调，在经济管理中，应当学会把劳动群众开群众大会的民主精神同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列宁从民主和集中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出发，把个人负责制和执行命令视为民主职能的两种范畴。他指出：“我们应当严格区分民主职能的两种范畴。一种是辩论和开群众大会，另一种是对各项职务建立极严格的责任制并且无条件地在劳动中有纪律地、自愿地执行指令和命令，使经济机构真正像钟表一样工作。”[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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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一长制绝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党的领导作用绝不能被削弱，更不能否定。按照列宁所提出的原则，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多种渠道体现出来的。①党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对企业的领导首先表现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在企业中坚决贯彻执行。企业作为一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层单位，必须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坚持了这个大方向就体现了党的领导；②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企业党委包办代替一切。一长制是解决生产行政管理问题。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决定，而企业内有关技术、生产、经济、生活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党组织不能直接干涉，而应由行政领导人去研究解决。因此，在列宁看来，党的领导同一长制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那种把一长制同党的领导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实行一长制就会排斥党的领导，或者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包揽一切行政工作，就要排斥一长制原则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列宁的原意的；③党的领导又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来体现的。俄共（布）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指出：“俄国共产党既然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168]为了使广大党员能胜任管理工作，列宁十分重视从严治党，严格党员标准，严肃纪律法律，严密监督体系。列宁认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通过广大党员去贯彻执行的，如果没有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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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经济核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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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经济核算制的问题是列宁在1921年正式提出来的。这是他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从实际出发，郑重选择和决策的结果。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通过革命手段，将一切工业部门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并用最激进的措施消灭商品和货币，在全国范围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产品分配代替商品流通，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里来，把一切经济关系实物化，通过国家法令强制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国内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这些极端措施的实施。在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管理体制下，全国成了一家大工厂，而各个企业变成了一个个车间，不独立经营，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各专业总管理局直接管理。生产任务由总管理局规定，生产资料由它免费供应，产品由它无偿调拨，现金支出靠国家预算拨款，货币收入全部上缴国库。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全由国家统一组织，经营后果全由国家承担。这是典型的国家包干制，根本没有经济核算。这种制度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导致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严重浪费，造成大部分企业亏损。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供给制管理形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巩固公有制和建成社会主义。于是，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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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核算制，就是由国家拨给企业一定数量的资金，供企业独立经营，要求企业以收入补偿支出，并且取得利润。列宁强调，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这实际上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而实行商业原则，就要求每个企业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人”，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办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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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国营企业贯彻经济核算制，取得经济效益，列宁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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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经济核算制，就要赋予企业在全国性计划范围内的相对独立性。它不能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产、供、销由国家包干，“吃大锅饭”，而必须使企业建立在最大的财政和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经营。国家的任务在于规定这种独立性的限度和范围，并通过法律、法令、制度加以确认。企业拥有独立的经营资金，在银行开设独立的账户，和外界经济联系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等等。这样，企业就会把自己的活动纳入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轨道，把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同市场上的商品流转挂起钩来，主动地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最好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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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实行经济核算制，就要使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盈利。使企业盈利，这是列宁经济核算思想的实质。它的逻辑起因就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是商品生产者，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用价值、成本、价格、利润等经济范畴进行精确的计算和比较。一个企业的领导，必须遵循盈利的原则，会做生意，会打算盘，讲究经营之道，生财之道。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要学会“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的方法充分地保证我们的利益”[170]。经济核算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果，不仅能补偿自己的物质耗费和其他耗费，而且要取得利润，要赚钱，为扩大再生产和其他社会需要提供积累，“国营企业的‘不亏损’和‘有赢利’，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171]，“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也是好现象”[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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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行经济核算制，要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整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173]因此，实行经济核算制，要把企业的自主性和国家计划、国家监督统一起来。经济核算制并不是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完全不受国家行政干预的独立经济单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企业那样，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搞自动调节；而是要受国家计划的调控，把国家计划作为实行经济核算的依据。对此，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会决议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的经济核算要以全国工业计划为基本依据，企业和他们的联合组织要“根据所批准的生产计划和国家对他们所需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把自己的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而不是不要国家计划。除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国家要直接用指令性计划调节外，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主要表现为计划的控制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资金、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实行货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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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实行经济核算制企业，要对自己生产经营的成果负责。列宁经济核算的中心就是经济责任原则。实行经济核算，要求每个劳动者，首先是企业领导人，不仅要对个人的直接劳动成果负责，而且要对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负责。列宁说：“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就应受到审判，全体理事都应受到长期剥夺自由（也许在相当时期后实行假释）和没收全部财产等等的惩罚。”[174]这就是说，企业领导人不仅要对企业负经济责任，而且还要负政治、法律上的责任，企业以法人的身份出现在经济舞台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减少混乱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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