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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30年代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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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笼罩在苏联经济学界的阴影开始消散，经济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随着20年代末对政治经济学消亡论的反省和批判，先前那种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的讨论，已经让位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实际步骤，即让位于对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这时在苏联经济学界既出现了许多论述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也出现了一些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人们开始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内容及其体系，从而进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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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卢森贝、加托夫斯基等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许多论述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1931年，苏联经济学家沃兹涅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在文中指出了“建立和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独立学科”的问题。高等学校还逐步开设了“苏维埃经济理论”课。其实际内容除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外，很大的篇幅都是论述经济政策和考察贯彻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如1933年发表的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学大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第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篇，社会主义再生产；第三篇，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生产率；第四篇，苏联的流通；第五篇，国民经济计划；第六篇，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这一新课程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雏形。从大纲的内容来看，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①这个大纲还只是苏联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的体系化，是一个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的体系，而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体系；②当时苏联经济学家还认为苏维埃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是一般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而是在苏联具体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23]。这就使苏维埃经济理论必须把苏联在过渡时期中采取的具体经济措施即经济政策作为基本内容；③这个大纲是从叙述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分析苏维埃经济的“出发点”，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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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受到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把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经济现象和过程的最终原因。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归结为经济政策了。比如，沃兹涅先斯基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策应当成为研究的中心”[24]。波里林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应当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专政所奉行的政策。苏联经济的整个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政策作用的基础上。”[25]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高等学校又开始取消“苏维埃经济理论”课程，而改开“经济政策”课程，其主要内容几乎全是对当时经济政策的描述，很难谈得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规律的认真分析。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过渡时期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苏联经济和政策的历史概述；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过渡时期的再生产和调节问题；过渡时期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货币和信贷在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苏联和世界经济。这门课程更加偏重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历史叙述，理论性和系统性远不如“苏联经济理论”。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回避作深入的理论分析，不再进行独立和深入地研究规律，而热衷于收集和整理统计资料，一方面，引经据典和进行语录注释，另一方面粗浅地叙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回避作深入的经济分析，也不说明现象之间的连贯性和联系。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学精神状态的写照[26]。至于那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用波里林的话说，“几乎成了经济措施史教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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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在苏联经济学界虽然逐步肯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承认了研究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因此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度盛行，把规律的客观性与自发性相混淆，把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混淆，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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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规律的存在，但对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做出了主观主义的解释。阿·帕什科夫表示，“我们的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根本不同：我们的经济规律是自觉创造的[28]。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经济学界，不仅流行“自觉创造规律”的观点，也流行“自觉实现规律”的观点，即不仅把规律的产生看成是主观的，而且把规律的作用也解释成主观的东西。德·瓦洛优伊和格·拉普申娜在1972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在苏联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经济规律只有通过党和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和指导的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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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苏联发展的基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更广泛的经济规律。由于在苏维埃经济中，计划过程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组织和领导的，最终导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基本经济规律。加托夫斯基在《论苏维埃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基本经济规律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地加以实现的，“这种情况逻辑地导出这样的结论：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把计划看作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计划本身是无产阶级专政派生的因素，所以它不是过渡时期经济的基础，不是它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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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纯计划经济。既然是计划经济，当然就不会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就可以“自觉地”安排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如何发展了。例如，苏维埃党校编写的《苏维埃经济理论原理》的作者们断言：“计划法令也是经济规律，因为计划……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生产关系。”“计划作为经济规律是经济规律的高级形式，就像整个苏维埃经济同以往所有的经济制度相比是最完善的经济一样。”[31]科弗曼则直接地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化规律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计划本身也就能够被称为过渡经济的基本运动规律。”[32]这一观点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仍有人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经济规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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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3年，经济学界的舆论已经一边倒向“专政说”。这一思想贯穿于瓦伊斯贝参加主编的《苏联经济政策的各个阶段》一书始终，书中写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基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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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国家能够创造、改造和废除经济规律。沃兹涅先斯基在撰写《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时就提出，社会主义国有化标志着“从自发的经济规律时代向由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自觉制定经济规律时代的革命过渡”[35]。1937年，鲍·波里林在一篇论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文章中断言，在苏维埃经济中除了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产生的规律外，没有其他经济规律。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由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它们“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创造和改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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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20世纪30年代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股思潮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对以后的理论研究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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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孕育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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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苏联对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占统治地位，客观上迫切要求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但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建设新社会的实践。它没有对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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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落后现象，提高各级干部的理论修养，1936年末，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讲授》的决议，第一次规定在高等学校中开设广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并且要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单列专篇进行讲授，以代替经济政策课程。决议提到：①必须改变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②必须充实历史材料；③加强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这一决议，恢复了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教学地位，也促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支持党中央的决议。他们在文章中揭露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的严重缺点，并表示十分赞成写一部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应包括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类社会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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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议的推动下，1937年，苏联经济学家鲍·波里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期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讲授》一文。文章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大纲，这是第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设想。波里林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行具体的历史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如同马克思根据英国资本主义得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一样，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可以并且应该发现适合于一般社会主义的规律；将来增加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会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根据波里林的设想，大纲的第一篇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二篇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基本阶段；第三、四、五篇是论述苏维埃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第六篇则是论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按着这样几个部分来叙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波里林大纲首次提出的。波里林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在第三篇中，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考察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是这门学科的第一个大纲，它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为这门学科的完善与体系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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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1936年的决议，从1937年起苏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作班子，从事编写一部包括社会生产方式更替的全部历史进程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4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作班子写出了初稿，供内部讨论。1941年1月，联共（布）中央对这部教科书初稿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于1941年初邀请了一部分经济学家和党务工作者谈话，对此书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和建议。斯大林在谈话中指出，在苏联，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起着作用。但是，由于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剥削制度不存在了，所以也没有平均利润率规律，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只有作为“改造过的价值规律”而存在并起作用。1943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7～8期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政治经济学讲授中的若干问题》，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1941年讨论的结果，某些观点反映了斯大林的意见。这篇文章在20世纪40年代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文章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问题，并以很大部分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文章认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必须能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的一切重要意见并排除误解和歪曲。这篇文章提出的定义是：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支配必要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文章指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社会主义这一篇必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说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准备，另一部分论述这一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第一部分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第二部分论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特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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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编辑部的文章，1942年，苏联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立即在全国的大学里恢复开设广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联共（布）中央党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1945）也体现了斯大林的观点，是这一时期编写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示范版本。而专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是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院士领导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这项工作。直到战火平息以后，这项工作才得以继续。以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为首的编写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才写出了未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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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起开始对教科书未定稿反复加工修改。1951年4月，书稿完成并上报斯大林。在斯大林同意后，苏共中央从于1951年11月10日到12月28日组织了一次有240位学者参加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会。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对书稿进行评定和广泛讨论。除全体会议外，还用了近10天时间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分别进行了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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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讨论会是苏联建立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探讨的第一次尝试。这次讨论会涉及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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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组织这场讨论会的初衷是共同努力改好已经写好的教科书未定稿。但是，从讨论的第一天起就打破了原定的程序，成了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的全面批评。莫斯科财政学院教研室主任А.Ф.雅科夫列夫首先发言，他除指出未定稿的欠缺外，还特别批评了当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问题，强调教科书存在诸多缺点正是苏联政治经济学界现状的集中反映。苏联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极力回避对本国现实经济状况进行独立研究，不是自己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进行理论概括和评价，而是等待斯大林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作结论。他认为，苏联当时的批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在这种制度下，批评实际上是不断地指责那些思想没有框框的学者们“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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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有些学者批评了教科书的研究方法，认为教科书未定稿的编写缺乏统一的、贯彻始终的逻辑性，因而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受到了影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Г.Ф.亚历山德罗夫和П.Н.费多谢耶夫批评说，从教科书中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被分解了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鲁缅采夫在发言中指出，供讨论的教科书未定稿之所以有很多缺陷，是因为作者对“有步骤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规律”缺乏认识。鲁缅采夫认为，这条规律正是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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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批评发言之后，讨论会转入了正题。与会者各抒己见，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一种意见坚持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占第一位的观点，认为这些经济规律是由国家的政策形成和决定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具有自发性，否则难以解释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仍然保留着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范畴仍然在起作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规律是社会的物质生活自然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人的意识臆造的，任何人都既不可能创造，也不可能取消这些规律。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经济规律不是自发发挥作用的力量，而是已知的必然性，这些规律只有靠群众的自觉活动和国家的组织作用才能实现。又如，关于苏联仍保留商品关系的原因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特点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国民经济中之所以存在商品和价值是因为存在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两种形式的所有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价值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下调节各经济部门间劳动分配比例的永恒规律，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规律也应起到调整交换比例和生产比例的作用。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在苏联各部门的社会劳动分配主要靠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这样，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价值规律的问题就自然而然被排除了。价值范畴的意义仅仅是为了通过计算价值来确定各种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消耗。然而多数学者还是同意教科书作者的看法，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经过改造的，商品和价值是历史范畴，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将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经过彻底的改造。保留这些历史范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仍然是衡量苏联人民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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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讨论，苏联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进步，这表现在纠正了苏联经济学界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客观经济规律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纠正了长期把商品生产看作是异己的东西，否认其存在必然性的理论，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纠正了否认价值规律存在的错误，承认价值规律在一定的范围内的作用。同时也应当指出，这种进步是在肯定原有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取得的，因而是极其有限和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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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结束后，有关组织者把《关于改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建议》《关于争论问题的说明材料》和《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的提纲》呈送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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