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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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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实现工农业结合、巩固工农联盟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在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托洛茨基首先着重分析了农民分化现象。托洛茨基认为，1917年至1918年间，农村随同十月革命而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农村平均化现象，这种平均化过程大约一直持续到1922年。而转入新经济政策后，分化过程又出现了。一方面，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1924～1925年预算的调查材料共同整理后，把农户分为五类：①无产者；②半无产者；③中农；④业主；⑤小资本主义。托洛茨基根据实际材料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明“在农村中发生的不是双方面的分化过程，而是单方面的‘普遍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上层集团比别的集团增长得快些，但同时中农也在增长，而下层集团在减少”[23]。“不仅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而且基本财富都转入了资本主义上层手中”，并成为“剥削贫农的工具”[24]，富农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中心人物，他们还企图影响中农。另一方面，“底层和中等农户”则愈来愈多地陷于破产、失业，受雇于富农、富裕中农和城市资本家，“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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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农村的形势提出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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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相适应，党内也形成了两条路线。托洛茨基认为，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立场，一条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另一条路线是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立场。后一条路线托洛茨基称之为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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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识，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的农村政策，在政治路线上要强调阶级政策和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和中农，对富农进行斗争。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强调搞大规模集体化，使小生产尽快过渡到大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具体做法：一是维护和巩固土地国有化。因为土地国有化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手中向农村资本主义蜕化过程作斗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之一；二是建立合作社，基本农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目标是合作化，并从财政、信贷、技术、机器设备等方面帮助他们不断发展，使之成为反对日益增长的富农经济势力的工具。合作化要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三是更加迅速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他还要求“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他认为，“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27]；四是在税收上限制富农等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照顾和扶植贫民。1926年4月，托洛茨基派提出了改革农业税，免除占农村人口40%～50%的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纳税，不追加中农的税额，必须通过征借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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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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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要实行计划经济，有很久远的思想渊源。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主持下制订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内战结束后国民经济转入恢复和发展时期，制订和实行科学的经济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托洛茨基主持交通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搞了个关于机车修理的五年计划，以1042号命令执行。这个计划执行之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列宁和政治局都曾给予肯定。1923年党内围绕这一命令是否正确展开争论，其实质是要不要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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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首先指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质，认为国民经济计划无非是对国家经济的“预见、协调、指导、管理”。一句话，计划就是苏维埃国家对经济的领导。不过计划并不一定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强硬的行政管理。计划应当是一种机动灵活的领导，它首先是一种调度，是替固定消费者，也就是国家预测市场变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生产。他强调，没有集中计划，各种经济机构和企业的目标会互相干扰，导致经济混乱，不利于生产的合理化和资源的集中使用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最终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混乱会导致官僚主义，企业停工，恶化工人与企业管理人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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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指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局部计划同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是有关联的，它们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为了做好经济计划工作，必须把各种局部计划、日常的短期工作安排同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密切联系和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协调。国家计划一定要同煤炭工业、冶金工业以及财政等各具体业务部门的计划相衔接。没有这些局部计划的保证，国家计划就会架空，就无法付诸实施；而各业务部门的具体计划如果不同国民经济总计划相衔接也就无法同其他部门相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危机、冲突和混乱”[28]。不但需要制订远景计划，还要有中期和年度计划来保证长远目标的实现。计划的执行情况要经常进行认真检查、监督，并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避免主观武断的官僚主义作风。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不要企图直接发号施令直接管理，它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预测、推断、协调、建议、提醒、修正。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要努力把经济机关的行政命令作风和唯意志论工作方法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相反，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作用还会日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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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具有灵活性，经历了一个由集中计划到计划与市场并重的变化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托洛茨基虽然也赞同市场交换，但一直认为那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所以主要还是强调制订完备计划。他曾说，“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29]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他与斯大林完全决裂并被迫远走他乡之后，通过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批判，托洛茨基才领悟到完备计划的不可行性及计划与市场的互补性。他指出：“如果确实存在一种在拉普拉斯（Laplace）科幻中描述的全世界整体思想——这种思想可同时记录大自然和社会的所有进程，测试其运动的动力，并预测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当然，这种思想可事先拟出一个正确无误的详尽经济计划，自小麦公顷数开始一直到背心的纽扣，无所不包。说实在的，往往据官僚看来似乎他们正是具有这种思想，并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容易使自己从市场和苏维埃民主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实际情况是，官僚极端错误地评价其精神财富。”[30]考虑到计划的局限性，他提出“计划……通过市场检验，并采取重要措施，通过市场予以完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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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虽曾长期遭到批判和鄙弃，但实践证明，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有用的成分。他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结论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合理的因素。托洛茨基积极主张把战时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上来，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贡献。但对于新经济政策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积极作用，托洛茨基重视不足，更没有进行有益的理论概括。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的经济思想绝不是一贯正确的。它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既肯定他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借鉴和利用其正确的部分，同时要批判和扬弃其中错误的部分，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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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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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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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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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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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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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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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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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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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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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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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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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匈〕格·萨穆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120、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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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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