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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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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很早就觉察到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1956年，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工业生产计划和工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刺激》一文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的初步设想，即中央各部对许多生产部门只能规定笼统的品种任务，至于品种的详细情况和准确的供货期限，应当通过供货者和用户的直接合同关系来规定。但这个设想并未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向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对如何改变现行计划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建议。《真理报》编者按认为，该文“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巨大意义”，建议经济学家、经济领域的工作人员对该文章发表意见，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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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的发表及其展开的讨论是有历史背景的。它是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思想大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意识形态开始“解冻”的产物。个人崇拜的破除促使苏联理论界重新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利别尔曼建议”出台并引起广泛讨论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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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背景下促使“利别尔曼建议”出台有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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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957年赫鲁晓夫所进行的工业改组没有成功，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经济管理体制长期存在的弊病，反而造成了苏联地方主义倾向的蔓延，到1962年“改组综合征”完全显示出来，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混乱的局面，使改革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大改组的失败促使苏联理论界寻求改革的新路子，“利别尔曼建议”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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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经济学界对价值规律、货币、利润等经济杠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为“利别尔曼建议”的出台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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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的基本思想是用利润指标刺激企业更好地工作。利别尔曼认为，以计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指标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真实成果。这是因为，计划指标是按上报基数即已达到的水平规定的，这就使得工作不好的企业占了便宜，而认真挖掘和利用潜力的企业反倒很紧张，从而助长了企业千方百计地压低国家计划、隐瞒生产能力的倾向，加深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计划和评价企业的工作制度。这就是以利润刺激为核心，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利别尔曼的建议共有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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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定在产量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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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保证国家的利益和企业对最大的生产效果的关心，根据盈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质奖励的统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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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各个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盈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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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和改进集中的计划工作。办法是把应当遵守的任务（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经济委员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主管部门），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按照“已达到的水平”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的做法，责成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制定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的盈利比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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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定从企业利润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办法，同时考虑扩大企业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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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规定灵活制定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使更有效的产品既对生产单位也对使用单位，即对整个国民经济都能够提供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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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的实质是：鼓励企业接受高计划任务，挖掘生产潜力，克服国家与企业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企业向国家缴纳与其所占的生产基金相适应的利润，国家按企业上缴利润的多寡来评价企业工作的优劣，“盈利越高，奖金就越多”，上缴的利润就多，自留的利润当然也多，因而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的奖金也多。使国家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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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利别尔曼建议切中了苏联经济体制的“时弊”，因此首先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经济学家们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苏联《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包括经济机关领导人、企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34篇署名文章，2篇编辑部文章，报道了苏联国家计委、科学院分别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情况；各报刊编辑部也纷纷召开座谈会，发表了48篇会上发言稿。从1963年3月到次年3月，还陆续发表了有关文章和报道23篇，大造舆论。整个讨论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有赞同、怀疑和反对的三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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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以毕尔曼和涅姆钦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意见，他们完全支持利别尔曼的建议，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计划制度。他们更加强调利润和赢利率指标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利润是整个指标体系的核心，是衡量企业成果的最终尺度，应成为奖励企业资金的唯一源泉和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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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温和派的意见，以鲁缅采夫、保尔等人为代表，对利别尔曼建议持怀疑态度。在原则上他们不反对改革，并欢迎利别尔曼对旧体制缺点的批评，但对利润的魔力表示疑惑。他们说：“文章的内容是不能接受的”，“利润无论如何不能充当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工业企业各方面活动的万能指标”，“在集中计划的条件下，不应该放弃工资、劳动生产率、原材料和燃料储备定额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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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是反对派的意见，以费多诺维奇、梅德维杰夫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不能说计划制度不合理，而只是计划实践有缺点。他们回避造成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和奖金核算利益的原因，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和巩固经济核算中的作用。有些人反对过分扩大企业的权力，担心大量缩减由上级规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会使企业失去控制而出现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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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利别尔曼的建议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专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在讨论中以及在直接寄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例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应该在分析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旨在改进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有经济性质的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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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其激烈程度是自列宁逝世以后未曾有过的，是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争论以来，苏联经济学界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撞击了斯大林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利别尔曼主张对苏联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为了驳斥反对派的观点，继《计划· 利润· 奖金》一文之后，他又发表了《生产计划和长期定额》（1962）、《再论计划、利润和奖金》（1962）、《刺激、主权、主动性》（1965）、《计划、直接联系和赢利》（1965）、《信任是一种刺激》（1966）、《利润在苏联经济刺激中的作用》（1976）、《领导经济的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1968）等论文。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1970年，利别尔曼又出版了《提高社会生产效果的经济方法》一书，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对推动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也成为当时苏联东欧经济学界一位很有影响的经济改革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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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计划—经济核算”——新计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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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长期以来坚持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方式。随着苏联经济的发展，这种计划管理方式日益暴露出它的许多弊端，使得苏联经济运转不灵，生产效率下降。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计划机制去代替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机制。利别尔曼指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得企业迫切关心接受最高的计划任务，采用新技术和改进产品质量，总之，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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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提出的新的计划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计划管理的内容，一是计划制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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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传统的计划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计划机构手里，中央计划机构下达任务范围包括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不仅给工业企业，而且给农村下达计划指标，计划指标多达上千种。利别尔曼认为这种繁琐的计划必须摈弃。他把计划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计划指标，由中央计划局制定而下达给企业；另一类是企业计划指标，由企业根据中央计划指标的要求，自行决定，企业有制定自身生产经营计划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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