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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生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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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在每个社会的经济范畴体系中都占据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的意义就足够了。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因素做出数量评价，这不仅具有理论认识的意义，而且具有经济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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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成果的物质内容来看，生产因素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生产因素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即作为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出现的。生产的因素总是表现为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经济学著作就是按照这个总前提来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因素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它们直接的社会性质；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之间没有对抗性矛盾和彼此不分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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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需要把总前提具体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经济机体发挥作用的实际过程中生产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结合形式，是充满整个经济关系体系的。首先，它反映在生产的总的方向上，反映在构成该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的生产目的的职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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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劳动力是公有还是个人所有这个问题本身以及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制问题本身，都是不妥当的。劳动力作为劳动的能力，是人、劳动者、个人的属性。这是人类本质的表现之一。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产生劳动力与其自然体现者（人）相脱离的异化关系，这时，劳动者个人是自由的，但是他丧失了生产资料，不得不为生活而出卖自己唯一的所有物——劳动力。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产生劳动力的所有制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人本身，无论是人的劳动力，都不可能是所有制、占有或者异化的客体。相反，工作人员和劳动者是经济关系的主体，而这种经济关系不允许劳动力与它的自然体现者分离，也不允许把劳动力变成经济周转对象。在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这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的必然特征。同时应该指出，只要从客观上受所有制关系制约的该生产目的的职能出发，就可以为生产因素的社会形式找到既具体而理论上的适应性又强的定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劳动者人身自由，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形式的观点看，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它的为消费服务的天然使命，只能以极其矛盾的形式最后表现出来。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的财富不是和物质资料即社会使用价值完全等同的，而是直接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同时，生产的因素也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是资本，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过程则是价值增值过程。生产的社会形式在这里以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及其具体表现的运动的特殊形态而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具体的社会形式，实际上包含着刺激这种生产运转和发展的全部机制和整个体系。产品生产仅仅是为了能够生产足够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对某种生产成果的社会承认，不是根据它满足社会需要的贡献大小，而是根据利润率的高低，即根据资本增值的程度。这同样涉及生产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意义。例如，某部分劳动力对于资本的自我增值过程来说是多余的，那它就不会被运用。资本主义限制运用技术，就是由此产生的。资本自我增值的程度即利润率在这里起着尺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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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集中掌握在联合起来的个体手中，生产开始直接为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与它的天然使命相一致。社会主义生产从自己的社会经济形式来看，实际上它是统一的直接社会的过程，是有计划地组织全部劳动力、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发挥作用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生产的这种社会形式在其物质内容上不会消失，不会混淆，而且不会与其特有的具体社会范畴的体系分离开来。这种社会形式首先反映出来的那些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使命，就是为满足社会要求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保存着商品货币关系，但它们不是社会生产形式的主要因素，虽然它们是重要因素。直接社会产品，即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占有并且一开始就注定是为了满足它们需要的那些产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成果。它保留着商品的特征，由此可见生产因素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复杂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首先是直接社会产品的生产因素。这些因素的社会评价必须反映它们在创造直接社会产品中的贡献，而归根到底，必须反映它们在反映社会需要方面的贡献。这就有可能从生产因素的使用价值的角度来对生产因素进行质和量的评价，而随着价值计量的完善还会出现更有效的经营管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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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德维杰夫看来，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力本身的所有制问题就不存在了。这种“唯生产资料”论，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谋生手段。因此，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仍有以按劳分配形式出现的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抹杀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抹杀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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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是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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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指出，社会主义为了找到新的、与其相符的社会历史使命，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根本变革，没有这样的变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正如社会主义本身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一样，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吸收普遍的历史经验。因而，对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应该进行思想和理论的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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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是目前讨论改革的中心问题。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无疑对整个经济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生活逻辑本身使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公有制关系的深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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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制关系变革的实质是，克服已经确立的人同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理解为人同生产资料的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这里所讲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所有权及生产品所有权直接发生关系，同管理生产直接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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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合作组织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否定态度，而国家则失去了民主的基础，脱离了人，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和利益，变成了独立的、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一切导致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负有克服人同生产资料脱离这一使命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这种脱离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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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克服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扭曲现象，恢复其本来的历史使命呢？如何克服人同经济生活脱离的现象呢？有人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回到私有制。对此有人兴高采烈。但是，只要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根据想象，就不会不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主要领域中的正统的私有制也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从各个方面克服私有制。比如说，在主要领域中已经和正在向资本的股份形式过渡。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股份形式似乎使私有制受到自我抑制。按严格的社会经济涵义讲，这已经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尽管它还保留资本主义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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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走回头路，而应当向前走：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使其具有多种形式，使劳动人民同公有财产的具体联系变成感觉得到的、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使人们关心生产的现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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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观点出发，回到正统的私有制形式至少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中是不适宜的，因为这可能走历史回头路，这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地恢复传统的私有制不仅没有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而且从实用的意义上讲也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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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当今具体的条件下私有制已被完全排除了。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体系中，私有制不仅能占据一定位置，而且能够起到发挥工作人员进取首创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作用。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的所有制形式多元化，但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当然，是经过根本改变形式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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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社会中，对于管理的独立性和民主性的理解还比较一致，但是市场往往使人讨厌。而只要持科学逻辑的态度和尊重历史事实就会承认，市场是人类古老的宝贵财富之一。市场作为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同路人，其本身并非必须具有混乱状态和自发性。市场是合理经营的手段。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完全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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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苏联经济理论和经营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被绝对化表现在，只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主体对待，而没有考虑国家体制的现实结构。在这方面，正在进行反思。不仅整个国家，而且国家的不同级别和层次都应该被承认是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对所有制作这样的解释能够从理论上对共和国和区域的经济独立性进行论证。准确区分中央和各共和国管辖全民财产的权限，其中包括计划、预算、税收、信贷、价格形成等，可以为中央和各共和国的新的经济关系体制奠定基础，从而形成多级所有制的概念。从这个思维出发，许多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既可由中央又可以由各共和国管辖。在许多情况下还可由地方苏维埃管辖。这里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许多基础部门和自然资源。针对有人建议，不必局限于承认共和国是所有制的主体，应当走得更远——索性把联盟的国家从所有制的主体中取消，梅德维杰夫认为，这显然离开了理智的思维，脱离了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脱离了世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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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自然资源来说，就不能在这一领域滥用“国家所有制”的术语。自然界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生产社会化水平越高，自然资源参与经济流通就越充分，自然界的统一性就表现得越强烈，对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社会监督就显得越重要。一整套国际生态合作机构的建立并非偶然，没有国际生态合作系统，世界生物社会就难以维持，这个系统的作用将不断增大。我们应该在联盟国家范围内考虑这一问题，而且应当前进，而不是倒退。应该说，从自然资源的特点出发，确定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多层次的观点已经成为现实。多层次的观点要求对联盟、各共和国以及不能排除在外的地方机构的自然资源占有方式进行划分和组合，否则，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联盟就会变成没有内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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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多样化的方针不是策略，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任何把这种形式绝对化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重要的问题是为每一种形式找到它能提供最大效益的那些领域。只有在平等经营权、健全的竞争和一体化的条件下，所有这些形式才能以最大的效益为共同的利益发挥作用。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只要它不剥削人，以实践证明自己的高效益，满足人的需求，那它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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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利润率是企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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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既是总的效果指标，又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企业是统一的全民所有制体系的一部分，企业的活动要服从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环节之一的企业，其生产成果是直接的社会产品。企业本身的劳动贡献表现为净产品。企业的最终成果，表现为净产值同劳动报酬和非生产开支之间的差额，即利润。利润与成本和基金之比是利润率。利润率综合反映了企业经营活动多个方面的效果。同时应该指出，由于企业是统一的直接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利润率虽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它只是指标体系中的一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符合需要的产品生产与销售计划的完成情况应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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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果与局部效果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民经济效果与利润率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因为它们不过是反映了同一生产关系类型的不同级别而已。企业利润率的基本因素，也是提高国民经济效果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利润率也是国民经济效果在各个企业中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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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经济发展进程中，利润率作为企业活动的效果指标，经历了广泛的检验。毫无疑义，把利润率列入评价和刺激企业活动的指标体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水平和效果的提高。但这一指标也未能充分起到它被赋予的提高经济效果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利润率的提高主要不是靠扎实地提高效果，而是靠价格因素。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基金产值率和产品质量等所起作用不大，因而不得不重新规定劳动生产率指标和采取其他一些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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