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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170456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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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二十章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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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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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Горбачев 1931-）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献身于反法西斯战场。戈尔巴乔夫15岁时做过收割机驾驶员，由于劳动成绩突出，获得了“劳动红旗”奖章。16岁在中学学习期间就得到奖励，担任校共青团书记，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后，又成为大学的共青团书记。1952年在学校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年从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回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任团委书记，1962～1970年任区党委部长和区委第一书记，“积极接受了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的非赫鲁晓夫化”[1]，1970年开始，戈氏进入中央权力圈子，任最高苏维埃委员。1971年4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9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为政治局委员，1983年为负责农业的党中央书记，1985年3月10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8年10月1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5月25日任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任苏联总统。1990年2月，他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91年12月17日宣布共产党非法，党停止活动。1991年8月20日通过新联盟条约，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他是怀着对经济发展的“危机感”和对改革的急切的“紧迫感”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大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感慨，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他深感苏联的改革势在必行，且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否则，苏联作为一个大国，21世纪就会在世界上消失。如在1984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戈氏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除非我们把国内的事处理好，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大国地位”[2]。但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不但没有振兴苏联，反而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曾自称，他“终身的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他在离开苏联总统的宝座时，表示“感到安宁”。这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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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著作有：《改革与新思维》《真相与自白》《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等。其中，《改革与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新思维”的代表作。这本书是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而写成的，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改革与新思维》 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讲苏联的改革，下篇讲对国际问题的新思维。该书是戈尔巴乔夫对迅速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之一其地位日益衰败这一客观事实作出的判断和反应。它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引进西方的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主张“全人类价值观优先”“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从而诱发了苏联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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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加速战略 出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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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了苏共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根据这一构想，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正式通过了《苏联1986-1990年和至200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明确规定了20世纪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及其主要实现途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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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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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国内外一系列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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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苏联国民经济已经滑到了“危机的边缘”。当时，各种经济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和缓解，而是不断加深和激化，致使危机全面爆发。主要表现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进入80年代后，下降速度更是加剧。工业生产规模大，但效益很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减慢，基金回收率下降，物资消耗上升，产品质量差。财政从资金困难演变成整个财政金融体系的崩溃，巨额预算赤字、恶性通货膨胀、卢布急剧贬值；消费市场从供应紧张演变成市场的全面混乱、瓦解；外贸从入超演变成进出口萎缩和外债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从缓慢提高、停滞演变成大幅度下降，导致人们对现状不满，等等。总之，苏联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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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方面，苏美经济实力差距出现扩大趋势，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20世纪60年代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但1975年以后，苏联失去了在苏美竞争中的速度优势，致使苏美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美国发动了新一轮军备竞赛，企图从经济上消耗苏联，破坏戈尔巴乔夫重振苏联经济的努力，最终打破现存的战略均势，夺取军事优势；世界新技术革命提出了严峻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居优势地位。当时，虽然苏联的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但由于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病，使苏联的科学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15～2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及他们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不仅对苏联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关系到苏联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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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外一系列严重挑战，为了增强实力，稳定政局，确保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是苏联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1986年2至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确认了戈尔巴乔夫的战略设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解释，“加速战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途径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系。包括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总之，近期的和长期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统统都要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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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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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战略”规定，在20世纪最后15年内，要对苏联经济进行“质的改造”，在加快科技进步、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到2000年，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6.3%，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并规定从“十二·五”计划（1986～1990）起国民收入的增长额就要做到全部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能源的消耗量应降低40%，金属的消耗量应降低50%，国民经济对燃料、动力、原材料需求量的增长额，75%～80%要靠节约来满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步骤是：前5年（1986～1990年）通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加速科技进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这5年中计划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7%，也就是说，80年代前5年年均增长3.1%的速度要逐渐加快。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6%；后10年（1991～2000年）将是经济起步阶段，规定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1%，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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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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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提出，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是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①发展先进科技，并用它来根本改造社会生产力。为了实现上述主要目标，提高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手段是大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普遍采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使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为此，决定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经济机制对发展科技的引导作用，尽快把科技工作重点转向研制和应用先进工艺，为革新社会生产力服务，要把经济的发展重点由数量指标转向质量和效益指标，从中间产品转向最终产品，从扩大生产基金转向更新生产基金，从增加燃料及原材料的开采转到改进对燃料和原材料的利用、加速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上来。②“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强调，对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是加速战略能否实现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戈尔巴乔夫一再指出，在一切方面加速前进，必须以经济发生根本变化为条件，而要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根本改造经营管理机制和经济管理的整个体制”[4]。他认为，在苏联形成了一种障碍机制，惰性、行政命令、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和思想上的僵化、缺乏民主等，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以致阻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不彻底加以改变，就无法改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更谈不上什么实现加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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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速战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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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89年，加速战略实施了4年。在头一两年里，围绕二十七大制定的目标和任务，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声势浩大，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苏共并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制定可行的实施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尽管基建投资迅猛增长，年均高达6.7%，但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仅为2.7%，不仅大大低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水平，甚至低于加速战略实施前的10年停滞时期的水平（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为3.2%）。加速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加速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最低的纪录。改革4年，苏全国食品和消费品供应短缺局面非但未能改观，且有不断恶化之势，市场供应已成为再不能容忍和忽视的政治问题了。经济改革困难重重，加速战略被迫宣告失败。1990年7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被迫宣布放弃加速战略，然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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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战略的失败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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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速战略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未能通过加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来缓解市场供应的矛盾，致使经济结构的畸形问题更加严重。结果实施改革后购买力增长的第一个冲击波冲向市场后，立即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危机。“加速战略”的实施效果实际上不如勃列日涅夫的质量效益计划和柯西金的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经济战略，苏联经济还是在粗放经营的老路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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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速战略从工业起步违背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加速战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而在机器制造业中又将优先发展仪表、机床、电子、电机等工业部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出发点同斯大林时代没有任何区别，希望以此更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设备，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的情况下，依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只会使原本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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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技落后，集约化方针难以贯彻，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苏联的经济体制使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因为产品越老越容易完成计划。技术革新则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有风险。如果革新成功，则会成为政府增加企业生产指标的依据，可谓吃力不讨好。勃列日涅夫说过，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鬼怕见到正神一样。所以并不奇怪，苏联的发明成果只有不到1/3转化为产品，而西方则有1/2以上转化为产品。可见，苏联巨大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取得经济集约化的相应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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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速战略本质上是走的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及掠夺性的资源开采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已经枯竭了。第一，苏联的投入产出比出现负增长，仅靠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带动经济发展已经行不通了。加速战略实施4年，基建投资有迅猛增长，却仍无法阻遏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滑坡。第二，苏联的劳动力补充来源日趋困难。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形成不了生产规模。第三，资源开采日趋枯竭。这就表明，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呈下降趋势、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用粗放战略达到年均增长4.7%的经济增长速度，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