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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与法律 3． 产业组织：研究的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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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为庆祝其服务于经济学同行和广大公众50周年而主办的集会上就产业组织课题发表论文，多少有些使人为难。国家经济研究局在许多经济学领域对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一直具有特殊而且有益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国家经济研究局一直很少进行与产业组织问题直接有关的研究，这就是我感到为难的缘由。如果不是我深信将来国家经济研究局应当更多地进行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的话，我真不知道如何将这篇论文继续讲下去。精心收集详细的资料，加以汇总以揭示经济行为的模式，这是国家经济研究局运用得相当熟练的研究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在了解决定产业组织的力量方面有所前进的话，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研究。因此，如果我很少谈到国家经济研究局过去的工作的话，为我希望我（和其他人）在这种场合不得不说的话将促使国家经济研究局实施一项广泛的研究计划，使那些有幸参加其百年庆典的人将听到发言者对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产业组织领域的成就，而非对其在经济周期领域的成就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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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研究局对产业组织方面的疏忽并非出于其本身的癖好：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经济研究中的一般情况。按我对产业组织课题的理解，目前对此进行的工作是极少的，因为在这个标题下通常所论述的内容，几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产业组织的情况。人们可能记得那个情节，夏洛克·福尔摩斯曾提醒华生医生注意“狗在夜间的怪事”，这引来了华生的评论，说“狗在夜间无所事事”，福尔摩斯随即指出说，“这就是怪事”2。当考察产业组织研究的现状时，我忍不住要想起这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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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产业组织问题研究方面的怪现象是这种研究迄今尚不存在。我们都知道产业组织的含义。它阐述经济体系内部所发生的活动在厂商之间加以分工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一些企业包揽许多不同的活动，而另一些企业则囿于狭窄的范围；一些企业大，另一些企业小；一些企业是垂直合并的，另一些则不是。这就是产业组织，或者像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人们期待从产业组织的研究中学习的主要是：现在如何组织产业以及它跟早先的产业组织有何不同；什么力量对促成这种产业组织起着作用以及这种力量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通过法律行动来改变产业组织形式的建议将产生什么效果。这样一种以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出色研究为坚实基础的课题，将使我们能够估价对产业组织具有修正意义的行动和行动建议的价值。上述关于产业组织的阐述反映了对这个课题的传统观点。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一个范围过于狭窄的概念。企业并非是唯一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撇开各类协会和非营利组织不说（然而它们可能被视为特种企业），还有—大批从事经济活动的政府机关（它们中许多是极其重要的）。这些政府的经济活动（无论它是警察保护、收集垃圾、提供公用事业服务、教育，还是医院）即使真的不是全部，也是几乎全部由企业供养的。阐述政府机关所履行的经济活动，并解释为什么这些经济活动会在私人组织和政府之间按现行的方式分工进行，理应成为产业组织研究任务的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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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是如何对待这个课题的。我将举出两本关于这个课题最受推崇的书作为例子：一本是施蒂格勒（Stigler）的《产业组织》，另一本是贝恩（Bain）的《产业组织》。施蒂格勒在书的第1章中这样写道：“让我们以比通常主张的更为坦率的态度开始这一卷吧，产业组织这一学科并不存在。这个标题下所讲授的课程，目的在于了解一种经济中的各种产业（商品生产者和劳务提供者）的结构和作用。这些课程涉及企业规模结构（十个或许多，‘集中起来的’或不是‘集中起来的’）；涉及这种规模结构的成因（超出所有规模经济之外的原因）；涉及集中对于竞争的作用；涉及竞争对于价格、投资、革新的作用，等等。但是，这些恰恰是经济理论即价格或资源理论，现在通常被不恰当地称为‘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至于为什么经济理论除了这些内容外还有产业组织的课程，施蒂格勒提出两条理由：第一，理论课程有着十分正规的性质，不能加入成本曲线、集中等经验测定的研究中去；第二，理论课程不能介入公共政策问题，特别是反垄断和管制政策问题。：于是正如施蒂格勒说的，“产业组织课程承担了这些难办的杂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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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告诉我们他的著作研究的课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部门的组织和经营”。他阐述其研究方法为“外在的和行为主义的”。他关心“企业经营的环境背景以及它们作为生产者、卖主和买主如何在它们的背景下行动”。他“较多地强调各种产业或市场中竞争和垄断趋势的相对影响”。5贝恩撰写的主要是一本特殊类型的价格理论著作，它涉及诸如集中的作用以及这些设想中的作用对反垄断政策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贝恩提出，由厂商造（指其内部经营）的利润在某种意义上与管理科学有关，而且似乎应把这些与讲授应该如何做生意联系起来6，尽管在我看来，不抱有这种意图，问题也是可以研究的。贝恩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尽管不是他处理这一课题的方法）与施蒂格勒有本质的不同。实质上，施蒂格勒和贝恩两人都把产业组织课题视为价格理论的应用。凯夫斯（Caves）在其《美国工业的结构、经营及成就》一书中甚至说得更为明确：“‘产业组织’课题研究只不过是将经济学家的价格理论模式应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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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已经成为关于企业特别是在寡头垄断情况下的定价和产出政策的研究（通常称之为市场结构研究，尽管它与市场如何起作用毫无关系）。当然，没有寡头垄断理论，或者寡头垄断理论很多，结果一样，全都无济于事。但是，撇开这个问题不谈（但不是想暗示这些被抓住的问题不重要），撰文论述产业组织问题的现代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课题范围显然已经接受了一种非常狭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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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并非都是如此。如果你去图书馆，你会发现许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撰写的详细论述特定产业组织的书籍，而且还有一大批论述主题为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问题的—般文献（特别在美国）。例如，有索普（Willard Thorp）1924年出版的《产业运行的一体化》，在英国的剑桥经济学丛书中，有诸如罗伯逊（D.H.Robinson）的《工业的控制》和罗宾逊（E.A.G.Robinson）的《竞争性产业的结构》这样的普通读物。当然，更早—些的还有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产业与贸易》（许多英国人的论著从中得到启示）。这些著作，从罗伯逊讨论的工人委员会到马歇尔的产业发展史话；从英国作者不那么严谨的经验论到索普的详细统计调查，在范围和论述上大不相同，但是它们全都以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体现对产业组织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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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正是这样一些著作促成了我对产业组织课题的观点。但是，文献中缺乏的，或者说我认为缺乏的，是能使我们分析产业组织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正是这种情况导致我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写了《企业的性质》8一文——一篇经常被人引证却很少被运用的文章。不被运用是丝毫不出人意外的，因为想用这一理论来阐明的问题最近几年一直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很大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必须认真解决产业组织问题的话，理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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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企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彻底了解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因为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的线素，以便揭示什么决定企业的所作所为。在我当学生的时候（这在今天也许仍然恰当），定价制度曾经被表述成自动调节体系。用阿瑟·索尔特爵士的话说，“正常的经济制度本身在起作用。”资源分配由定价制度协调。像这样简单的表述，当时在我看来（而且现在仍然这样看），是完全不符合企业中出现的情况的。—个劳动者决不会由于X部门的价格相对Y部门的价格已经提高到流动对他合算而从Y部门流向X部门，他是由于命令他这么做而从Y部门流动到X部门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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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D.H.罗伯逊形象地表述的，我们发现“有意识的力量之岛在无意识的协调之洋中就像凝结在一桶白脱牛奶中的堆堆黄油”。在企业外部，价格决定资源分配，而且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其用途。在企业内部则排除了这些市场交易，而且资源分配变成行政决定的结果。如果能将资源分配交由定价制度决定，企业为什么要承担建立和运转这种行政机构的费用负担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市场时不得不带来费用，而利用行政机构可以避免这笔费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需要发现什么是价格适当的费用，需要为每次市场交易而协商和完成单个合同的费用。除此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费用。当然，企业依附于市场，而且不能排除一切合同，但是一种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并不一定要与由企业内部协调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拥有者签订一系列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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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一个企业的收益来源是：市场经营会有所花费，但通过形成组织和允许资源分配由行政机构决定，这笔花费就省下了。当然，企业不得不以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所需的费用来进行其工作，因为如果企业做不到这一点，退回到市场调节总是可能的，当然，对个别企业来说，可供选择的替代是由某个能够以较低费用接管这些工作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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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组织产业的途径将随市场交易费用和在该企业内部组织同样经营的费用之间的关系而定，当然该企业应能以最低费用在内部完成这项工作。况且，在任何特定企业内部组织一项活动的费用还随其所从事的其他活动而定。特定的成套活动会方便某些活动的进行，但也会妨碍其他活动的成效。决定现实的产业组织的就是这些关系。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前进了多远呢？我们对市场交易的费用或这些交易依赖的方法和条件知之甚少；我们对企业内部不同活动组合的费用效应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几乎就是：这些相互关系的形成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行的组织规模与它们作为一部分存在于其中的经济体系相比是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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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对决定产业组织的力量的无知是惊人的。诚然，我们大略地知道为什么增加企业内部组织的活动会在行政机构内部产生提高组织额外经营费用的张力（即使这些附加经营与已经承担的经营相似）；我们也大略地知道出现费用提高既是由于行政费用本身的提高，又是由于这些决策机构产生很多错误和不能明智地分配资源，这或多或少是经济学上关于管理问题的惯常论述。9但是，如果企业扩张其职能，在我看来，它们可能想包揽在地域上广为分散而另一方面在性质上又多种多样的活动。我认为，这种张力应起到限制企业扩张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在单个企业内部将不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费用效应的一种特例——不是所有的费用效应都是有害的。但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暗示，企业之间活动的有效分配应该包括企业内部特殊的（和不同的）活动组合（其实我们观察的就是这些组合）。我们不应指望企业包揽的活动范围会是相似的，但是，就我所知，对于企业之间的活动分布我们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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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不得不谈得这么少，这是为什么？这部分地可以用关于产业组织的经济分析似是而非的特性加以解释——我是指用经济分析来论述企业的最佳规模和规模经济。这种听起来好像涉及产业组织（尽管它并不涉及）的分析会让那些可能被更为触目的差距所困扰的人感到放心。如同在经济学上所表现的，企业最优规模理论的缺陷是不难看出的。首先，人们需要的不是关于企业最优规模的陈述（即大概地给每种产业规定一个不同的最优值），而是关心企业之间活动或职能的最优分配的理论。其次，企业最优规模的理论不是论述该企业所进行的活动这个意义上的企业规模，而是关心其产量规模的限定。此外，现行的理论即使关心产量规模的限定，也只是关心特定的产品或推广了的产品的产量，而不关心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范围。这最后的陈述多少有点过于大胆，因为经济学家也可能运用资产的价值或雇员的数目来衡量企业的规模——但是，无论如何，我说对企业实际的所作所为极少讨论，总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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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讨论十分关心费用与产量的关系（实际上是费用细目单的衍生）。诸如关于进行一种活动的费用效应，从事另一种活动的费用效应，或者关于从事特殊活动的不同种类的企业的相对费用此类的讨论，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更少涉及随着产品（或推广了的产品）产量的增加，何时将会发生“包出”的问题。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学家们一直从事的分析的性质似乎对我提出的问题无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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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想忽略不谈一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的论文，即施蒂格勒教授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10—文。众所周知，亚当·斯密的这一陈述尽管正确（亚当·斯密的全部陈述都是正确的），但已引起某些困惑，因为它好像和竞争条件的现实存在不一致。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施蒂格勒教授讨论导致专门化企业的出现和影响垂直合并程度的条件。施蒂格勒教授并未带领我们走得很远，但他确实使我们走到了我们现在所到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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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分析的性质会隐瞒产业组织的某些问题—直未被抓住这个事实。但是我认为这种疏忽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对产业组织的兴趣已经倾向于把它与垄断、控制垄断和反垄断政策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不是最近的事。在19世纪末期，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对产业组织问题发生兴趣。他们已经面临美国的托拉斯和德国的卡特尔问题。因此，由于反垄断政策在美国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的反垄断方面的兴趣早已开始支配这个课题，这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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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坏作用远远超过好作用。无疑，它曾经提高了许多研究产业组织问题的学者的士气，因为他们感到他们是在从事有着重大政策影响的工作。它已经收到把这些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实际问题上来的有益效果，而这些实际问题关系到经济体系借以运行的方法。它也引导他们去利用某些可能已被忽略的资料来源。但另一方面，这些作用在我看来是不幸的。为同胞服务的愿望无疑是高尚的动机，但是，如果你不提出答案，影响政策是不可能的。于是它鼓励一些人变成经济政治家——就是甚至在不存在答案的时候就提供答案的人。这种倾向阻碍人们批判地怀疑经济分析的数据和价值，引导许多在这一领域富有才华的学者容忍他们本应拒绝的证明和分析标准。这种联系政策的做法——特别是联系反垄断政策——把产业组织的研究引向一个阻止某些问题的提出或者至少使它更难提出的方向。在反垄断情况下陈述的事实已被视为正确而予以接受（或者实质上如此）。法学家（审判员和辩护人）用以观察问题的方法被视为我们探讨问题的方法。审判员的看法往往成为我们分析的起点，并且力图弄懂他们所说的话的意思。这就把讨论搅乱了，以致大多数经济学家，显然没有察觉到讨论已经失败。确实，由于其他人，包括阿德尔曼（Adehnan）和麦吉（McGee）等人的工作成果11，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但是我认为，占支配地位的探讨方法仍然像我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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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垄断问题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所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发现他不理解的事物——这种或那种商务实践，他就将其归因于垄断。同时，由于我们在这一领域非常无知，于是不可理解的商务实践的数量更趋增多，信赖垄断的解释也就习以为常。当然，减少税收负担的愿望近来也已成为另一个解释企业为什么采取现行商务实践的途径。事实上，情况是这样：如果我们已形成了有限的政府制度（从而是低税制），而且肯定地认为经济体系是竞争性的，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解释经济体系中形成的活动在企业之间进行分工的方式。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在煤炭工业中不是支配因素，或者为什么美国大西洋及太平洋茶叶公司不制造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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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让我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最近—篇文章来说明吗？文章是彼得曼（John L.Petermah；）写的，题目是“克洛罗克斯案件与电视费率结构”。12普罗克特和甘布尔胜诉，而且是以反托拉斯法向兼并提出挑战的。大部分反驳普罗克特和甘布尔的理由是他们能获得25%~30%的电视广告的回扣——较小的企业是得不到这个回扣的。这使许多人得出结论，即这是垄断在电视行业中的表现和价格歧视的例子。然而，彼得曼所进行的仔细研究表明，事实上，回扣结构被设计成对那些按普罗克特和甘布尔方式购买广告时间的人，平均得到更差的电视产告时间（即观众较少的时间）这个事实给予补偿。事实上，如果付费的总量不是与时间联系起来，而是与观众的规模联系起来，那么，断言普罗克特和甘布尔拥有的优势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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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一种平常的情况，但有若干不寻常的性质一一在这个案件中是大量回扣。于是人们立即得出结论：垄断。人们没有按常规行事，先问问这个有争议的商务实践有否可能对造成竞争状况是个关键，如果这样做了，我猜想一大批想象出来的垄断将会消失，而赴会把竞争的存在看得比人们现在普遍相信的更为常见。人们经常以类似的态度把垂直合并（比如说，制造商获得零售销路）看成是一种预防或一种把其他制造商排除在外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可能更为有效的分配方法。同样，人们倾向于把兼并看成是取得垄断的方法，或者把兼并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而且尽管不否认，但却不大重视兼并带来经济实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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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举了将产业组织的研究与反垄断政策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的例子。这种联系产生一种对所有商务实践寻求垄断论解释的意向，他们的论证是有违常理的。但是，你一定会问：经济学家们是否把自己囿于充当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审判员和反垄断律师的附庸角色？回答是：他们没有这样限制自己，但是可疑的是，他们是否做了些其他更有用的事。最近20年中，从事所谓产业组织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主要精为一直放在关于特殊产业中的集中及其效应的研究上。他们寻求的效应是垄断方面的，而且他们指望效应得到证实的途径就是获得较高的利润。在我看来（而我必须承认，这不是我所精通的领域），这种研究成果只会奖掖行骗。集中与效益之间是有联系，虽然很微弱，但据说在统计土是显著的。从理论上说，这是相当费解的，如果该产业的供应弹性高，或者对其产品的需求弹性高，人们就不会期望集中与效益之间有任何关系。而且，如果生产者数量少易于形成共谋并带来较多利润的话，那么，除了人数少，还有许多影响共谋成功可能性的因素。因此，说一定存在任何易于察觉的联系是颇令人不可思议的。此外，这些成果还有其他费解的地方，诸如说这种联系越小，该产业的划分就越明确。但是，也许我们应该结束关于集中问题研究后果的优虑。我这样说是因为最近出现一篇题为“反托拉斯特别工作组的非集中化建议”的文章（这是一篇批判性文章，建议批判那种过分注重共谋的研究，并试图对此有所作为）。13文章的作者布罗曾（Yale Brozen）声称：这些关于集中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该研究时期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如果把这些结论重新用于后来的时期,则高利润率趋于下降，低利润率趋于上升。如果布罗曾报导的结果能够经得住那些将不可避免（而且是正当地）会随之而来的批判的话，我认为无疑这篇文章结束了一个时代。关于集中的研究及其作用将是一片废墟。万一这篇文章真的被清扫出去，那么现在可能正是收拾残局、重整山河的好时机。14我看必须对我们的理论予以重新构造。但是，在现阶段，真正重要的应该是用系统的方法搜集关于产业组织的新数据，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知道什么是我们必须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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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回过头来讨论由企业以外的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从事的经济活动。多少有些出人意外，这不是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关心的课题。即使他们考虑到这个题目，也是作为下述讨论的一部分，即讨论政府应该做什么，是用税制、管制还是经营来改进经济体系的运转；在这三项政策中，最少注意政府经营。无论如何，这种讨论有两个缺陷：第一，对所倡导的政策的实际运行和效果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为了证明政府的行动是正确的，满足于表明“市场”——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私人企业——不能达到最优境界，很少探究所建议的政府行动的结果也可能达不到最优境界。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对估量公共政策价值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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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讨论有更深一层的缺陷，这个缺陷与我在这里要谈的主题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讨论似乎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导致福利经济学家领悟政府行动之必要的同样考虑也会激励那些积极支持政治变革以贯彻这些政策建议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比过去聪明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的“政治经济理论”的缘故。我们开始领悟在法律上带来变革的力量的性质一一而且，正如经济学家所看到的，在支持这种政策的力量的强度与这些变革带来的收益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这就启示我们，热衷于倡导特定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应该调查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结构以发现政治制度的结构需要做什么修改，如果他们的经济政策被采纳的话；而且应该把这些政治变革的费用计算在内。而这需要首先发现政治机构的特性与特定经济政策——对我们来说，就是政府经营产业——的采纳之间的联系。我们对这些联系知之不多，看来揭示这些系是一项应由产业组织研究者们承担的任务。不难看出，政府参与产业的程度已经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已经在各种产业之间、在不同地域之间放变。我不怀疑，由于产业组织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必将揭示对这些差别一直起着作用的因素。我希望国家经济研究局能参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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