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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平均成本定价与霍特林一勒钠方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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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特林、勒纳、米德和弗莱明似乎没有意识到，许多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可以用复合定价制度的方法加以处理，并且这个定价制度事实上可能带来的结果，不会遭到反对霍特林一勒纳方案的意见的攻击。但是为了对他们公平起见，必须指出，他们的攻击是指向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单一价格的采用，而不是复合定价。这一观点在这一事例中适用吗？如果复合定价不可能的话，采用霍特林一勒纳方案难道不比采用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法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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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例中，为霍特林一勒纳方案的声辩是相当有力的——并且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很清楚，如果不允许消费者以边际成本购买额外单位的产品，将会出现对生产要素的错误配置。通过采用霍特林一勒纳方案而在这方面增长的收益的性质，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讨论过了。32为霍特林一勒纳方案的声辩之所以有力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在证明对消费者支付全部成本的意愿的市场检验方面，平均成本定价的效果问题。在上一节中，我指出，复合定价提供了这样的检验。这种分析如何应用于平均成本定价的事例中呢？消费者愿意以覆盖平均成本的价格购买这一事实明确表明，相对于其他可以自由选择的形式，他们宁愿以这样的形式获得要素的价值。33困难在于，如同霍特林指出的那样，相反的情形不为真。经济学家们很久以来就知道，在需求曲线的所有的点都低于平均成本曲线的情况下，通过价格歧视的手段将价格提髙到平均成本的水平以充分地增加平均收益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定价以平均成本为基础，或许会出现消费者愿意支付全部成本的情形，但是由于定价的这种特殊方式的局限性，这种结果又未必可能。如果推行霍特林”勒纳政策，生产倒有可能在这样的场合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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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均成本定价相比，霍特林一勒纳方案存在着不少优点。但是前面的章节所检验的弊端依然存在。这些优缺点相互抵消。和平均成本定价相比，霍特林一勒纳方案所拥有的第一个优点，是它允许在消费的边际上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霍特林一勒纳方案带来所得税的增长，其所导致的损失会削弱或抵消这一优点。第二个优点是，在消费者愿意支付全部成本的场合中，政府能够从事生产，而用平均成本定价就不能这样做。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政策需要政府估计个人需求，因而易于陷入上一节我们讨论过的局限性。不是所有用平均成本定价从而生产不能进行的场合，都应进行生产。在估计个人需求时屡犯错误的政府会很容易抵消掉这一政策所可能带来的好处。平均成本定价可以阻止人们去做也许应该做的事情，但也是避免生产中某些既定错误的手段，其中的某些错误在推行霍特林一勒纳政策时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我早些时候表明的那样，我本人不相信，如果所有价格以边际成本为基础，政府会正确估计个人需求的假设是有道理的。最后，霍特林一勒纳方案涉及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并且如我在上一节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不采用复合定价，若要纠正这种再分配，就必须再引人阻止在边际上进行理性选择的某种税收。而在边际上进行理性选择正是霍特林一勒纳方案所欲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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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的讨论使我们看到，平均成本定价与霍特林一勒纳方案的对比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东西。所以认为霍特林一勒纳方案必然比平均成本定价要优越的断言，必须要加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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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遗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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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一直在检验在递减的平均成本条件下的定价问题。然而，我将自己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中，在这里，所有成本都由个人消费者来承担，并且是在当期发生的。给定这样的假设，我指出霍特林一勒纳方案要差于复合定价制度，并且和平均成本定价相比，也不清楚孰优孰劣。下一步或许是在存在共同成本时的定价问题。如果存在不能由个人承担的成本，霍特林一勒纳方案是否能够如哈夫利克（H.F.Havlik）建议的那样推行开来？34这样的共同成本应该由税金来承担吗？或者，发现某种与这些成本应该在消费者之间分担相一致的基础是正确的方法吗？最后，存在着已经为取得要素而承担的花销的问题。这些成本要由税金来承担，还是要由消费者来承担？如果人们接受这篇文章的分析，这些似乎是下一步要检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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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原载Economica,n.s.,13（August 1946）。本篇由盛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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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Hotelling，“The General Welfare in Relation to Problems of Taxation and of Railway and Utility Rates”，Economica 6，no.3（July1938）：24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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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Lemer,The Economics of Control（NewYork：MacmillanCo.，1944）.勒纳在早些对候在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和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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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Meade and J.M.Fleming，“Price and Output Policy of State Enterprise”，Economic Journal 54（December1944）：321—339.又见J.E.Meade，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36），182—186；American edition by C.J.Hitch（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19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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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 C.Woody Thompson and Wendell R. Smith,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1941)，271-~273；Irston R.Barnes，The Economics of Public Utility Regulation（NewYork：RSwCroftsCo.，1942），586—588。又见Eriery Troxel，“Ⅰ：Incremental Cost Determination of Utility Prices”，“Ⅱ：Limitations of the Incremental Cost PatternsofPricing”，“Ⅲ：Incremental Cost Controlunder Public Ownership”，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November1942，February 1943，and August 1943）；James C.Bonbright“Major Controversies as to the Criteria of Reasonable Public Utility Rates”，Papers and Proceedings，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December 1940）。鲍伯莱特（Bonbright）指出，“大多数公共事业和铁路专家的极端保守主义曾阻止了”这一方案“在价格理论的文献中被广泛地接受，或即使是被重视”。然而，他认为，作为霍特林文章的结果，这一方案在以后的几年中可能会成为实际问题。鲍伯莱特将这篇文章视为“在经济学的全部文献中对定价理论最杰出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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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实，在霉特林的文章问世不久，弗利斯奇（RagnarFrisch）就批评了它。但是，尽管弗利斯奇的评论以及以后的讨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至少对不懂数学的读者来说，弗利斯奇的攻击似乎未指询霍特林论点的基础，而是指向了在他看来的形式化方面的缺点。见Ragnar Frisch，“The Dupuit Taxation Theorem”（145—150）；“A Further Note on the Dupuit Taxation Theorem”（156—157）and H.Hotelling，“The Relation of Prices to Marginal Costs in an Optimum System”（151—155）;“A Final Note”（158~60），all in Economitrica 7，no.2（April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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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L.Paines，“Some Aspects of Discrimination by Public Utilities，”Economica，n.s.，4，no.16（November 1937）：42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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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W.Clemens，“Price Discrimination in Decreasing Cost Indus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1，no.4（Deeember1941）：79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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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H.Coase，“Price and Output Policy of State Enterprise：A Comment”，Economic Journal 55（April 1945）：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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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Wilson，“Price and Output Policy of State Enterprise：Economic Journal 55（December1945）：45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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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A.Hayek，“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ebate”，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ed F.A.Hayek（London：G.Routledge&Sons，1935），22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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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个例子最初由杜皮特（Dupuit）用于他的一篇文章中，载于Amiakdes Ponts et Chaussees（1844），重印于De L’utilite et de sa mesure （Turin：La Riforma sociale，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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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可分割性必然出现于所有平均成本递减的场合中。尽管我假定不可能雇用少于一个的搬运工，但搬运工的服务可以被假定为是完全具有供给弹性的，他所获得的报酬与他受雇的时间成比例地变化，并且搬运工的附加的服务不会提高他们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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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总成本包含两种有区别的部分，一种进人边际成本，而另一种不进人，这样的假定不是基本的。我们本可以假定搬运成本随着搬运的附加单位而上升，而搬运的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然而，如果我们坚持初始的假定会对我们的说明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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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亦参见Lemer，Economics of Control，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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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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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亦参见Lemer，EconomicsofControl，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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