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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宪法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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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沉迷于对公正原则的抽象推理，使用了“契约之上”（contractarian）的隐喻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但他的方法还是在社会宪法政治的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不过，由于没有清晰地区分解读罗尔斯理论的两种伦理认知，在对宪法的理解上、在现代民主政治讨论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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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宪法”是人们在日常的个人或公共交往过程中共同遵守的一套规则、法律、传统和制度。在这个明确界定的宪法范围内，至少在民主政治中，如果没有可能事先确定社会各个部分的差异，那么全体成员实施这些规则的必要前提假定必须是生而平等（参见Buchanan&Tullock，1962）。一旦选择了这样的规则，成员之间就不存在等级制。这样的伦理规则适用于互利、宽容的交往，反对投机取巧获取私利，这些行为是互利互惠而不是慈悲。由于人生而平等，人们构想了放弃单个人行动自由的交易，即通过放弃单方行动自由换取其他成员对等的牺牲，全体成员因而获得更大福利的社会秩序。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并不是为了他人的福祉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语焉不详的“全体利益”而愿意遵循宪法规定。“宪法时刻”是人们从交易中共同获益，而不是顿悟了效用的相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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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般的或日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能违反宪法的限制，这些限制也允许存在一些政治集体行动。在政治领域，人们有着一些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会在若干方面存在分歧。“宪法时刻”使不可能存在的秩序变成可能，联合政府可能为了特定利益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即便没有突破宪法规定的范围，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利他伦理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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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非宪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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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而言，在考虑问题时如果没有宪法准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假定我们只限于考察一般的政治运行，所讨论的人或群体都明确知道属于某种阶层。在看到许多层面普遍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提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假设。人们会被按照各种差异划分为三六九等，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一些人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会因某个人的意图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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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设想一下预先确定了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的关系，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每个阶级内部又划定了更小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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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政治会是怎样的呢？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联合政府的目标就是通过反对非成员来维护和增进成员利益。由于没有宪法制约政府行动，政治权威会被直接用于掠夺非成员的财富，这就违背了互利原则。“作为交易的政治”的契约主义隐喻在这样的情形下丧失了所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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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有没有可能存在伦理规范呢？如果有，是怎样的伦理规范呢？之前已经勾勒过宪法社会中的互利互惠交易的伦理规则，如果没有宪法，也没有人生而平等的认知，那么在政治冲突中人们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伦理规范呢？更具体而言，就是政治掠夺的限度是什么？那些拥有政治权威的人如何控制对政治弱势的人实施掠夺的贪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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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提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爱、慈悲、慈善和亚当·斯密的同情，所有这些都对那些拥有行动权力的人产生影响，使之在乎他人的利益。在经济学家看来，选择者的效用函数还必须明确涵盖他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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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伦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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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交换关系的互利互惠伦理规则，与适用于政治冲突的等级制伦理规范有着显著不同。我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同时嵌入现代福利民主国家人们的意识中，带来了混乱。首先是双向关系与单向关系的混淆。在交换中，共赢结局是在交易各方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然达成的，没有必要将他人的利益纳入考虑，这种情形中并不存在效用依存。与此相反的是，其中一方（或一人）对另一方（或另一人）的单边行动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时，比较好的情形是不会给对方带来任何变化，比较差的情形是发展成冲突造成损失。利他主义伦理规范就其初衷而言，是能够避免发生这种为了增进私利而导致的比较差的情形。利他主义能够产生积极的单向施与的行为，也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克制索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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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不同的伦理规范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人们意识到相互之间的若干差异，有些差异会引发利他主义行为（比如给无家可归者以资助，让他们有容身之地）。不过，更为常见的情况是，纵使相互之间存在若干差异，人们还是希望通过互利互惠的行动增进双方利益。耳熟能详的利他主义并没有必要介入行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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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伦理与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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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个人事务中，人们不难在这两种伦理规范体系中做出选择，明白何时不能、何时可以在交易关系中假定人生而平等，以及是否反对根据人们之间的差异区别对待。不过，在集体或政治行动中，并存的这两种伦理规范体系就成了混乱之源。一个人资助无家可归者得到寄身之所，他给的是自己的钱，通过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增进受资助者的利益。但是，假定这个无家可归者得到了国家的福利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于国家向国民征收的税收，在此情形下，很清楚的一点是，由于没有直接成本，有可能会滥用慈善或同情伦理规范。除非财政转移仅限于得到全体纳税人同意的项目，否则集体行动与个人行动之间没有多大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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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并不是要说明明确的财政转移无法实现公正。回顾一下宪法时刻，这一时刻假定人们生而平等，并且同意财政组织统一转移支付给那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碰巧处于弱势的人们。这个所谓的“宪法福利国家”（或许深受罗尔斯观点的影响）必须在日常政治工作中分辨出各种需要财政转移支付的人，或许是出于怜悯认为需要照顾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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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看法 惩戒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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