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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 前景理论和价值函数曲线不仅对我理解心理账户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我弄清楚行为清单上的很多例子。但是,其中有一个似乎与众不同,就是吃饭前拿走腰果的那个例子。为什么我把腰果藏到厨房里,大家反倒都很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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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收集其他类似的例子。吸烟者一包包地买烟会比成条买烟花费更高;节食者不会在冰箱里存放任何冰激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包括我在内)会许诺在几个月后的会议上展示一篇目前尚未完成的论文,以此激励自己抓紧写完;起床困难的人会把闹钟放在卧室的另一侧,早晨如果不爬出被窝是无法关掉闹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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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与自我控制有关。我们只是想再吃几粒腰果,但是如果装腰果的碗继续放在桌子上,我们很可能会禁不住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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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所想与我们实际所选之间的区别,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现代经济学中,偏好是根据我们的选择确定的——选择据说可以“表明偏好”。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理性经济人和一个普通人之间发生了如下对话,那个普通人刚刚把那碗腰果拿走了,经济人正好在旁边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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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为什么要拿走腰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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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因为我不想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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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你既然不想再吃,为什么还要费事儿把它拿走呢?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不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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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我拿走那碗腰果,是因为如果它们还在那儿,我就很可能忍不住再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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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如果是这样,就说明你其实想多吃点儿腰果,所以拿走它是愚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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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当然不可能发生,但在那个年代我与经济学家的很多对话都与此类似。虽然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做明确说明,但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假设自我控制问题不存在。所以,我接下来要说明的就是这个看似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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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 第11章 意志力和延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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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并非一直都对自我控制问题熟视无睹。近两个世纪以来,对这一话题有所涉猎的经济学家其实很了解人类的行为。事实上,最早从行为角度研究自我控制的先驱不是别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一提起亚当·斯密,大多数人就会想起他的杰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惊世之作于1776年首次出版,为现代经济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书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事实上,这个说法在《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亚当·斯密也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但人们却夸大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亚当·斯密指出,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一般的商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以求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出于他本意的目的。这样做也不会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注意这里的第二句话是很谨慎的,人们在引用“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时,或是当我想到“看不见的挥舞的手”时,几乎都不会想到紧随其后的第二句话。“这样做也并不会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而这却并不意味着这样做一定会对社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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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巨著讨论了几乎所有人们能想到的经济学论题。比如,亚当·斯密提到了生命价值的基本理论,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他解释了为什么必须给肯做脏活儿、承担有风险或没人愿意做的工作的人支付更多的酬劳。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常常说,经济学已经没什么新东西了,亚当·斯密全都说过了。行为经济学差不多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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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著述颇丰,他首次提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行为经济学的概念是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这本书出版于1759年,比《国富论》要早。正是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阐述了自我控制问题。他见解深邃,将自我控制描述成“激情”与“公正的旁观者”之间的挣扎或冲突。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也是在提出自己的自我控制理论后,才知道亚当·斯密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我的相关研究会在后文中介绍。亚当·斯密对激情的看法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们是缺乏远见的,也就是短视的。正如他所说,问题是“我们10年以后享受到的快乐,同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的快乐相比,其对我们的吸引力极为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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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自我控制问题有敏锐直觉的人。行为经济学家乔治·勒文施泰因曾写道,还有一些有关“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即消费时间的选择)的早期研究也强调了“意志力”(willpower)的重要性,而意志力这个词在1980年的经济学领域还没有任何意义。[1]亚当·斯密早就认为,意志力对解决短视问题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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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进一步完善了亚当·斯密对短视行为的看法。他指出,比起未来的消费,人们对即时消费的偏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我们也许更在意现在能吃到一盒冰激凌,而不是明天。但是,如果是拿明年的这一天与其前后两天相比,我们则几乎不会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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