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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170459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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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激励的效果小于一方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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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单独激励家长、单独激励学生以及单独激励教师。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如果对这三方——家长、学生、教师——同时进行激励，那么，学生的学业成绩会有多大的提高？这种综合的激励机制是否能够提高学生们的学业成绩？比如，考试成绩会不会更高，毕业率会不会更高，就业会不会更理想？你可能会猜想，这样的做法应该能大幅提高学生的成绩，从直觉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但是，实证方面的证据并不是很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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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在芝加哥高地进行了另一项实验。本次实验的对象是很可能达不到州政府的学习能力标准的小学生。我们的实验涉及23位阅读教师和数学教师，他们在100天的时间内面对的是581名K-8（从幼儿园到八年级）阶段的学生。实验分成5组进行，包括只给教师提供激励机制的组、只给学生提供激励机制的组、只给家长提供激励机制的组、给学生和家长提供激励机制的组，以及对三方都提供激励机制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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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两个月对学生的成绩进行一次评定，如果成绩达标，我们就给每人发放90美元的奖金。在对三方都提供激励机制的实验组中，三方共享这90美元的奖金，即每方获得30美元的奖金。在同时给学生和家长提供激励机制的实验组中，家长和学生共享这90美元的奖金，即每方获得45美元的奖金。对于成绩达标的学生，我们会在考试结束后立即发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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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之前在所有学校做实验的情况一样，学生们参与实验的热情极高。但是，由于我们的实验只针对成绩徘徊在不及格边缘的学生，结果导致其他学生因为不能参与实验而感到相当失望（我们甚至听到这样的传闻，有些学生打算故意考得差一点儿，以取得参与这项实验的资格。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很好，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激励机制对学生行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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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希望给家长提供一些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的工具，因此每个星期五的时候，教师会给孩子们布置一个特殊的作业，这个作业要求学生和家长共同完成。在成绩评定结束之后，家长也要参加我们在学校举行的比萨饼派对。我们会逐一和家长们一起研究孩子们的成绩，对成绩达标学生的家长给予金钱奖励，并且告知他们这一激励机制将继续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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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和其他实验组相比，在三方分享奖金（每方可获得30美元）的实验组中，学生的成绩提高幅度较小。虽然这一组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激励，实际结果却并不理想。而把90美元的奖金只给予一方，则激励效果相当显著。更有趣的是，不管我们把90美元的奖金发给学生、教师还是家长，效果都没有显著区别。只要其中一方能够独享这90美元的奖金，激励机制就能很好地起效。虽然孩子的教育问题显然需要家长、教师和孩子的共同努力，但就我们的实验结果而言，给其中一方较高的奖励比三方同时获得较低奖励的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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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学生的成绩到底有多大幅度的提高呢？和完全无激励机制的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中学生们的考试成绩提高了50%~100%。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结果让人难以置信，但它确实表明，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芝加哥高地学生的平均成绩完全可以追上富裕学区学生的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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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教育问题的研究教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当实地实验的工具和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时候，其效果是非常强大的。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孩子们确实会对即时激励做出反应。我们也发现，威胁要回已经发放的奖励比事后再发放奖励的效果更好，不管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这样。我们还发现，家长的参与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孩子的阅读能力和数学水平的提高上，还表现在孩子的非认知能力（如怎样富有耐心地行事，如何为自己投资以获得未来的更高回报等）的提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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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积极面，当然还有消极面，即我们发现某些孩子（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孩子，如凯文·曼西）的行为几乎很难改变。在进入棕道中学的时候，凯文的学业已经跟不上了，虽然我们进行了各种干预，但很遗憾，他最终还是没能从高中毕业。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尤利尔·金的成绩则有了显著提高。我们的研究发现，像尤利尔这样成绩不稳定的孩子更容易被奖金所激励，而彩票对他们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我们所看到的高中学生们的成绩提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有数十位本来无法毕业的学生在我们的激励下成功地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但是，我们的干预措施带来的成绩提高仍是有限的，似乎高中生并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样会对激励机制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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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凯文这样的学生，即使我们向他提供了100万美元的现金奖励，让他解决一道数学难题，他也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孩子成长到14岁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定型了，他可能已经倾向于走上某一条生活道路，而很难走上另一条道路了。这些孩子因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未能进行必要的投资，而无法在某些领域取得较高的竞争力。他们的早期生活经历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太多的烙印，以至于这些孩子的父母无法再影响他们，也不可能再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管教了。如果到了这样的年龄，一个孩子的阅读能力还停留在三年级的水平，那么想让他们的成绩赶上其他孩子已经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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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级的时候，如果一个孩子还没学会如何认真听讲、如何独立解决问题、如何保证自己不陷入麻烦，那么很遗憾，他未来取得成功的概率已经很低了。对于凯文这样的后进生而言，也许只有更加有力的干预机制才可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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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我让你解一个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式，并且告诉你如果你能解出这个方程式，我就给你100万美元，那你能解出方程式吗？如果你从未受过这方面的数学训练，即使100万美元的激励机制也不可能起作用。如果你没有接受过多年的良好教育，不具备解决上述难题的能力，那么就解偏微分方程式而言，即使给你再大的激励，都不可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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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彻底放弃这些学生。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搞清楚，如何能够对年幼的孩子们进行更好的干预。幼儿时期的教育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适当的教育，未来上层社会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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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具体阐述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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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方英尺≈0.092 9平方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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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第5章 让所有孩子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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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动机：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人类行业背后的动机 在美国，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时效最长的政策项目是“启蒙教育计划”。“启蒙教育计划”始于1965年，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宣战”战略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这一计划已经帮助了美国的数百万儿童。虽然“启蒙教育计划”的初衷是值得称许的，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研究显示，在帮助处于劣势的4岁儿童快速提高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方面，“启蒙教育计划”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有数位学者对“启蒙教育计划”进行了剖析，发现这一计划存在着若干巨大的缺陷。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这一计划的主要弊病在于幼儿教师自身的教育水平不够，孩子的母亲大多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只有不到30%的母亲有本科以上学历。“启蒙教育计划”的另一个弊病在于，这一计划并不是由美国教育部门负责，而是由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负责的。后者的主要职责是对教育不足的问题进行后续修补，并不负责提高教育本身的质量。我们怀疑，如果能够全面了解相关的证据，有一定判断能力的人很可能会提出质疑，“启蒙教育计划”是否真的为美国的孩子提供了显著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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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现实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尤其当我们考虑“启蒙教育计划”的成本时，更会感到十分痛心。每年，一个参与“启蒙教育计划”的孩子带来的支出高达22 600美元，而如果我们干脆把这个孩子送到私营幼儿园，则只需要耗资9 500美元。《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乔·克莱恩曾这样批评“启蒙教育计划”：“我们不能再以无所谓的态度乱花钱了，不管这些钱是给石油公司的所谓‘补助’，还是投入‘启蒙教育计划’。对于这些不能产生回报的项目，我们实在是花不起这些冤枉钱了。”对于乔·克莱恩的说法，我们非常赞同，但问题是，什么样的计划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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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了上一章中的各种实地实验的结果之后，我们连同我们的同事史蒂芬·列维特还有哈佛大学的罗纳德·弗莱尔，一起约见了汤姆·阿玛迪欧和格里芬夫妇，和他们进行了一次诚恳的谈话。在我们接触的K–12（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阶段的学生中，我们虽然看到了成绩的显著提高，但是我们的干预并未获得根本性的成功。比如，如果我们从九年级开始接触和帮助一位学生，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顺利从高中毕业，但是这名学生日后仍然不太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工程师。要想取得本质性的干预效果，从九年级开始显然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