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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问题的本质和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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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我前文提到过的对话吗？种族主义者阿尔奇·邦克对小萨米·戴维斯说：“你是有色人种就罢了，因为我知道你别无选择，但你为什么要选择做犹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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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关于歧视问题的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当人们认为某一群体对它的某项特征具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更容易因为该项特征而对这一群体进行歧视。比如，当看到一位肥胖的人，有些人就会认为其身材肥胖是因为缺乏自我控制。再比如，当看到一位对外公开性取向的同性恋者，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当事人的一种自主选择。然而，性别和种族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因为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或种族（当然，变性人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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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用心理学上的“归因理论”来解释，即我们会对其他人进行推测和判断，目的是向我们自己解释某些事件的成因，比如为什么这个人身材肥胖、性取向异常或犯罪，而实际上我们可能根本不了解当事人。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不会把某种文化环境中的刻板印象一股脑儿地加在这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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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人们歧视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呢？更何况，有些人总是会以某种不公平的歧视态度来对待其他人，那么知道他们歧视行为的隐性动机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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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不理解歧视行为的根源和本质，就无法着手设计各种机制来解决或消除歧视问题。仇视导致的歧视行为正在逐渐销声匿迹，而经济歧视行为却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解这一变化趋势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虽然关于歧视问题的政策在不断变化，我们对干预政策和两种歧视行为之间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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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建立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来禁止仇视导致的歧视行为。平权法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美国用于对抗歧视行为的公共政策。平权法案这个词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公众的讨论范围，包括一系列法规。历史上某些群体因为宗教、种族、性别等原因而受到歧视，为了补偿这些群体，平权法案以各种方式对这些群体提供优惠的差别待遇，减少这些群体在某些方面的劣势。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不乏类似的政策。比如，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以后，南非推行了名为“南非黑人经济振兴”的政策，要求雇主必须至少雇用给定数量的黑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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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的角度来说，平权法案是吉姆·克劳法的对立面，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对立面，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歧视少数人群体、阻止少数人群体获得理想工作的其他可怕政策的对立面。平权法案的支持者们认为，正是因为曾经有过那些不公正的有害政策，我们才应该用一种相反的政策来尝试拉平那些政策带来的伤害。比如，在某些比较好的职业中，少数人群体的就业比例低于该少数人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平权法案来增加少数人群体在这些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矫正性政策和优惠性差别待遇显然是合理和有意义的，因为当时针对少数人群体的歧视和敌意还相当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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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今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改变，歧视行为变得更加微妙。因此，平权法案的反对者们认为，平权法案的问题之一在于虽然这些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法规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女性和少数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在过去50年中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政策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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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法案导致了这样一类问题：因为这些优惠性差别待遇的存在，人们可能会对某些少数人群体的成员取得的成功错误地加以揣测。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异常聪慧又极为努力的美国黑人女性从一所名校的法学院毕业了。如果没有平权法案的存在，人们会将这位女性的成功归因于她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但是，有了平权法案，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位女性的成功是得益于政府的干预政策和特殊照顾，而不是因为她个人的努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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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平权法案存在上述反对声音，在美国的某些州，平权法案已经被判定为不合法。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209号提案规定，在公立学校招生、政府招聘和合同承包的过程中，禁止对女性和少数人群体给予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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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美国某大学的研究生院招生委员会不愿意录取一位优秀的黑人女性，而愿意录取一位同等条件的白人男性，如果委员会做此决定完全是因为不喜欢前者的性别和种族，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用一种“反歧视”型政策——平权法案——进行对抗。但是，如果委员会不录取这位黑人女性的理由是经济歧视——招生委员会认为黑人女性成功毕业的概率较小——那么平权法案并不能帮助这位黑人女性。后一种歧视行为是基于大学“经济性”的计算：招生委员会希望录取最优秀、最有可能成功毕业的学生，而他们认为这位黑人女性在学校中表现优异的概率较低。要解决这种歧视问题，就必须改变招生委员会的成本–效益分析方程式的参数。比如，如果你是这位黑人女性，你应该想办法向招生委员会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以优异的成绩从该研究生院毕业。具体来说，你可以在本科阶段选修更难的课程，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来证明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解决经济歧视问题的方法和解决仇恨导致的歧视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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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显示，面对如今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新型歧视问题，老的反歧视政策（如平权法案）已经过时了并且具有误导性，无法解决现代歧视行为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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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少花冤枉钱的购物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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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除现代社会的歧视行为？答案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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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会去三家店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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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的残疾人修车实验中，我们体验过这句话的魔力。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商家所采取的歧视行为属于经济歧视。当你下次去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店购物时，不妨试一试这句“咒语”：“我今天会去三家店比价。”仅凭这句简单的话就可以完全改变商家对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的认识。当你刚进店的时候，销售员可能打算以不合理的高价卖给你某件商品来获取高额利润，但在知道你会“价比三家”之后，他会有所收敛，给你一个更合理的报价，因为他知道在竞争中如果别的商家给你更优惠的价格，他就做不成这单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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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几年前，尤里在新加坡教授一门关于谈判与协商的课程。一次，他需要给自己的尼康相机买一个新镜头，于是，尤里去了当地的一家商城，那里聚集了很多摄影器材店。当尤里走进第一家店的时候，他告诉售货员自己需要“一个尼康相机的高品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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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向尤里详细介绍了各款镜头的性能，最终向尤里推荐了一款他认为最合适的镜头，开价790美元。当尤里走出这家店时，售货员追着他问：“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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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尤里知道自己要买的镜头的具体型号了，于是他开始了“价比三家”的过程。尤里逛了好几家店，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也知道了这款镜头为什么最适合自己。随着尤里对自己的需求越来越明确，他得到的报价也越来越便宜。最后，尤里走进了一家摄影器材店，开门见山地说自己要购买一个“尼康尼克尔AF-S 55~300mm f/4.5~5.6轻色散减震高倍率变焦镜头”。没有经过任何的讨价还价，店主给尤里开出了328美元的售价，尤里以这个价格买下了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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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家店的店员开出了790美元的高价，因为他发现尤里对镜头一无所知。而最后一家店的店员看出尤里是行家，所以他没有漫天要价。第一家店给尤里开了一个不合理的高价，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尤里，而是把尤里定义为一个外行，想要从这样的顾客身上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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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想减少购物过程中可能受到的经济歧视，那么请事先多做功课，尽量多了解产品信息和价格行情。如果你能把这些信息熟记于心，并且让商家知道你是行家，你就可以成功地改变商家所面临的激励机制，使他们无法对你实施价格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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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一支魔棒，我们一定会在政策制定者的面前使劲地挥一挥，让他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工作，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政策制定。那样，他们就不会只着眼于解决仇恨导致的歧视问题了，而会更多地关注受到经济歧视的人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进行更多的实地实验，梳理出各种市场中存在的种种经济歧视行为。有了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才可能制定出更优化的政策，劳动者才能有平等的工作机会，消费者才能有平等的消费权利，在申请房屋抵押贷款的时候，购房者才能在公平的基础上充分向贷款方证明自己的信用情况。此外，随着网上交易行为越来越多，政策制定者还应该设法保证交易价格对每个消费者都做到公平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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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理查德·泰勒有一个不错的想法。泰勒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给我们看看数据”的专栏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公司和企业正在搜集和分析关于你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的大量信息，但是，它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你感兴趣。对你了解得越多，它们就能从你的口袋里赚到越多的钞票。”当然，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公司不能够通过搜集数据来提高利润呢？但不能提倡的是，有些公司利用这些数据从消费者身上攫取不正当利润。对此，泰勒认为，美国国会应该颁布法律，要求公司向消费者公布这些数据。只要你有机会看到这些数据，你就可以看出哪些内容对你不利，从而找到更有利于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如果公司必须向客户公开数据，那么利用这些数据获取不正当利益就会变得很难。泰勒认为，这些公司的行为使得消费者进行选择的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如果消费者无法看到这些信息，他们就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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