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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新挑战与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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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全社会上下关注的电信运营商向微信收费的问题还在沸沸扬扬地讨论之中。在权力场上，电信运营商似乎占上风，因为工信部表态支持了。舆论场上，腾讯显然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几乎所有言论都在批判电信运营商们。或者说，百姓支持的不是腾讯，而是由于互联网业的发展给亿万人带来的成本低廉、强大高效和便捷可靠的新型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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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仅限于就事论事地讨论是否应该对微信收费是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维护谁的利益。例如，有人说微信占了中移动 60% 的信令量却只带来 10% 的新流量，所以应该收费；但也有人说腾讯为微信研发运行投入巨量资源而迄今收入为零，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电信运营商们的 3G 推广和网络升级换代，所以运营商应该给予补贴和奖励。再例如，有人说微信的普及减少了语音通话和短信服务的数量与收入，所以应该收费；但也有人说电信运营商们应该改革自身陈旧的商业模式，统一按网络数据量构建新型收费模型，而不应该对创新者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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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当博弈两方分别是国营对民营、垄断对竞争、权力对民意的时候，没有多少道理好讲，胜利永远属于前者。看看价高质次的宽带、价高质次的汽油柴油、质量无保障的奶粉和食品、遍地开花的强拆乱建、固定的存款利率和高升的贷款利率之差，对微信这类威胁垄断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创新进行打压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是，就算电信运营商利用垄断的地位和权力的支撑真的向微信收费，收多少合适呢？十亿八亿不解决任何问题，百亿千亿一定使创新者望而却步，放弃任何创新的努力。没有了层出不穷的创新服务，重金打造 3G 或 4G 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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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否对微信收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企业利益之争，而是更深层次的博弈和挑战，其实质是面对汹涌而至的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一个像电信运营商这样的传统企业是否仍然能够固守陈旧思维方式，以不变应万变，永处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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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业的发展正走到一个历史的拐点上，新一代服务平台呼之欲出。以苹果为代表的硬平台、以谷歌为代表的半硬平台和以 Facebook 为代表的软平台这几年打得不亦乐乎，开始向全面融合的方向发展。以刚刚推出的 Facebook home 和即将推出的苹果 iOS 7 和下一代安卓操作系统来看，软硬结合、无缝连接的新一代服务平台很快就会杀入市场。新平台主要的创新在于将人人都会用到的网络基础服务功能从应用层提升起来，成为平台的标准模块，使其更强大、更完整、更简便，这包括个人数据管理、公共资讯获取、社会交往互动、定位基础上的细分市场服务能力以及支付服务等五大模块。平台不再仅仅局限于底层服务支撑的工作，而是直接与用户使用界面无缝连接，浑然一体。当这样的平台在今后两三年成形并广泛推广后，电信运营商们赖以生存的通信服务就蜕变成新一代平台五大基础服务模块中的一个而已，而且还不是这一模块的全部。微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一代平台中通信模块的雏形，如果做对了，也有从一个以通信服务为核心的服务系统升级成为全方位服务平台的潜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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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未来几年网络业竞争的高端是平台之战，焦点是谁能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网络服务，谁能获得和控制用户的网络行为数据，并在此之上创造新一代网络服务商业模式。平台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应用的地位越来越弱小，对平台的依附性越来越大，逐渐失去独立生存能力。从互联网的角度看，传统电信运营商们的现有主营语音通话以及短信彩信之类的东西，不过是新一代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功能之一或者应用之一，没有继续独立生存的必要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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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是否对微信收费的讨论看，电信运营商们或者没有看清产业发展大趋势，或者看清了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思维、内部利益格局和路径依赖的惯性，仍旧试图通过垄断地位和权力支撑抗拒或延缓产业变革。按照运营商们的逻辑，语音通话仍然是不可改变的主营业务，网络服务只能定位于增值服务，任何企图削弱或取代语音通话服务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是不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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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商们采取对微信收费这样的本能动作有可以理解的一面，毕竟根本性的转型是过程痛苦、代价高昂和结果不确定的。但是，与其采取对微信收费或推出自有山寨版微信这种徒劳无功的方法，不如思考并实行一些更具积极意义和战略价值的布局。例如，电信运营商拥有庞大的网络、海量的用户资源和强大的市场能力，完全有资格以主力军之一的身份参与新一代互联网服务平台的创新与经营。当然，这种参与必须是平等的、共享的、资源交换式的，不可能沿用过去那一套垄断式的、主导式的、行政命令式的做法。再例如，在大数据的浪潮正在兴起的今天，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服务由谁提供，而在于服务产生的数据由谁享用，因为新一代商业模式将主要基于对大数据的开发而来。电信运营商完全有机会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通过拥有、共享、购买和交换等方式获得各类网络服务产生的大数据并找到赢利之道。当然，这种战略的前提是电信运营商尽快在实质上而不是口头上转型为互联网信息服务商。机会是有的，但对电信运营商来说，机会窗口的敞开大约只剩两三年的时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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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真假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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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出版界朋友神秘地告诉我，有一本《第三次工业革命》被翻译出版了。据说这本书引起了产业界、学术界、资本界乃至政界的极大关注，类似三十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甚至要写入某报告之中。我查了一下，此书果然名列众多媒体图书排行榜。急忙买来一本净心细读，结果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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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书作者的说法，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指的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进展正在引发一场能源业、电力设备制造业、建筑业、汽车业，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大革命。可再生能源当然指的是太阳能和风能这些世人皆知的东西，然后利用氢存储技术和类似互联网的智能电力分配网使所有的建筑物都成为发电厂，家家户户都成为电力经营商。姑且不谈这些被世人谈论了多年的东西的现实可操作性有多强，就算这个说法真的在看得见的未来（例如今后二十年）实现了，其影响力也只能局限于数量有限的几个产业，而其经济回报有限却投入巨大。把这东西说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只能被看作是忽悠。从作者的背景和书中喋喋不休的政商两界游走经历分析，此书最多是一本新能源产业外围游说机构的二三流脚本，既无理论，又无逻辑，更无可行性分析。与近年光能、风能产业盛极而衰、一地鸡毛的现实相比，显得尤其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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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马逊网站上，只要输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或“新工业革命”的主题词查找，就会找到新近出版的几十本相关主题的书籍。其中好坏参半，卖狗皮膏药的居多。如果真的认为新工业革命迫在眉睫，有兴趣深入思考相关话题，寻找投资或创业的战略机会，我个人建议不妨读读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著《创客》（Maker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作者认为，今天已经到了利用开源设计和 3D 打印技术将产品制造通过互联网平台与个人计算机相结合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机制，可以集合千万人的经验智慧，按需设计，自我制造，可以重振美国制造业，冲击和重组世界经济产业链和价值链。这种依托互联网展开的全新的数据化设计和数据化制造的巨大创新给予所有互联网用户以创造实物的能力，形成“实物长尾”（the long tail of things），所以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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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当然基本认同安德森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与我今年以来极力鼓吹的大数据时代即将到来的说法一致，而且是因为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的产业趋势支持这样的观点。安德森长期担任顶尖网络业杂志《连线》的主编，出版过产业预测畅销书《长尾理论》，而且几天前辞职下海，担任一家从事 3D 打印技术创新公司的 CEO。所言即所行，他的看法很值得网络业和投资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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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张地盘、挖其他传统产业墙角、整合创新的历史。互联网先寄生于电信业，然后喧宾夺主；进而挺进媒体业，然后取而代之；接下来连续进军影视娱乐业、零售物流业、IT 业，然后呼风唤雨；现在轮到了设计制造业，然后一步步走向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如果说一场新工业革命即将到来，那么其推动力和主角一定是互联网业，而不是什么能源业、生物制药业、材料科学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互联网化，万事万物都在数据化。互联网是纲，其他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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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安德森的角色转换，入戏太深，他的新书把数字化制造（digital manufacturing）作为新工业革命的中心有点过分渲染之嫌。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互联网进入产品制造都是其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在早期阶段，互联网以作为新闻、知识和通信的数据为主要服务对象，接着以数据化的人和社会为新的服务对象，现在轮到以数据化的物质世界为服务对象了。所以，我说大数据时代到来，而数字化制造只是这个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一个新边疆，一个创新的新天地。数字化制造也许会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而整个大数据时代却要引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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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是，即使是像《经济学人》这样的顶尖经济类杂志半年前发表封面专题讨论由数字化制造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即使是像安德森这样的顶尖产业预测专家身体力行，无论国内的媒体界还是网络业居然长时间无动于衷，没看到哪家报刊出过深度报道分析专题，没听说哪家网络公司以数字化制造为创新方向。看到听到的却是贩卖假工业革命理念的闹剧喧嚣。无奈之中，只有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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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经济：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加法如何做？ 唯有创新能救夕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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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买来的一堆书中，有本不知怎么混进来的《出版人》，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卢斯的传记。书写得一般，翻译得更差，但其中也有些值得一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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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今天的说法，卢斯是个创新成功者。他和一个大学同学，既没钱也没什么工作经验，24 岁就想办一本前所未有的杂志。这杂志涵盖所有领域，但每篇文章不得超过 400 字，目标人群是事业忙碌、有一定文化水平、想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经过一年艰苦的筹款，以 10 万美元起家，两个毫无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建造了一个媒体帝国，既有《时代周刊》《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这样一流的杂志，也有广播节目、电影和书籍出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全媒体帝国。即使按互联网时代的成功标准比，卢斯的创新度、成功度和对世界的影响力都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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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今天还有人想学卢斯 90 年前的路子，也辉煌一番，其结局一定是个悲剧，因为当年的创新早已变成了常识，而整个社会的发展早已另是一番天地了。唯一值得继承的精神是如何让五花八门的内容在质量与风格上一致、高度浓缩、集中在一起，精准锁定目标客户群。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时代周刊》这本自命为天下人说天下事的杂志，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创刊十多年，竟没有设置一个记者职位，外出采访故事，全靠一帮背景相近（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并被卢斯训练得文风相似的“撰写员”和编辑在其他媒体发出的新闻基础上改编缩写。直到 30 年代后期，《时代》才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和世界主要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和外派记者。其背后的逻辑是：有兴趣、有能力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碌于各自的事业，闲暇之余如果有一本杂志能够满足他们基本的资讯需求就足矣，而《时代》就该是这样一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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