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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技术：改变未来社会和商业的技术趋势 第16章 超级技术和超级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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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了很多的不平等，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解决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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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本杰明·迪斯雷利，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发表了一篇有两个标题的流行小说，《西比尔》或者《两个国家》。他为读者呈现了西比尔的浪漫故事。但他的真实目的是展现分裂的英国，新经济的引擎已经把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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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家的人互相没有交集，也没有怜悯，对于彼此的习惯、想法以及感受都视而不见，就像他们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居民。种族不一样，喂养的食物不一样，教养不一样，并且不遵守相同的法律：穷人和富人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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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提到的两个国家的问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仅仅是在英国，过去30年所有生产的财富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掠夺走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把社会分为了两个世界，“互相没有交集，也没有怜悯”。大城市的精英们嘲笑普通大众是“种族主义者”、仇外者和穴居人，而小市民则谴责大城市的精英们为出卖自我的叛徒。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正在破坏资本主义秩序的基本支柱：机会和向上的流动倾向，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2016年6月，英国决定脱离欧盟。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就是民粹主义飓风中引人注目的例子，人们都被不平等带来的恐惧和自由秩序被破坏带来的威胁驱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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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必须做些什么”来平息这场飓风。奥巴马把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希拉里·克林顿宣称“我们没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他支持美国的普通民众反对腐败和自满的精英。所有不同政治立场的评论家都达成共识：右翼的查尔斯·默里写了一本名为《分裂到来》的书；左翼的乔治·帕克写了一本同样令人绝望的书——《解密：新美国秘史》；中立派的戴维·布鲁克斯警告说，不平等现象是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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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自由主义者经常提到的是教育，但是提高学校教育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公立中小学每个学生的真实投入（扣除通货膨胀）增加了一倍多，考试成绩却基本保持不变。一些更聪明的举措，如特许学校[2]或者磁性学校[3]经常是仅能成功一段时间，然后就失败了。保守派越来越多地指出要加强移民管制，但是阻碍人才的流动将减少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人才就如资本一样，会流向欢迎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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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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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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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技术需要为不平等的增长负一部分责任。即使像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这些比英国采用了更平等政策的国家，各种不平等现象也在增加。技术创新使得两类人从中受益。聪明的知识型员工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提高他们的产出，同时减少对外部支持的需求：明星学者可以写更多的文章，明星律师可以受理更多的案件，明星记者可以写出更好的故事。最聪明的知识型员工可以在全球市场兜售他们的各种突破性想法：如果你能发明更好用的鼠标，那全世界都将争先恐后地向你送钱。同时，创新也让那些只会从事常规工作的人降低了议价能力：任何简单重复的工作最终都将被智能机器接管。一大批中产阶级工人将面临与20世纪80年代产业工人同样的命运：持续不断的工资下滑压力，不断地被剥夺工作。“零时工合同”[4]是零合同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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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带来的破坏性已经使得当前工业革命的“首都”——旧金山变成了美国最极端的城市之一。城市一味迎合技术精英：咖啡馆专门提供融合亚洲和墨西哥风味的食物或者某种最新风味的食品，挤满了业界翘楚，在这里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食物，还可以免费使用充电设备。但是那些不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人不得不搬离居住多年的老房子，因为租金飙升。流离失所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在他们走过的地方总是留下汗臭味。年轻的技术人员，耳朵里总是塞着耳机，熟视无睹地从垃圾和废墟中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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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成社会分裂的这种力量能够被很好地引导，也可以提供机会。信息技术具有调整作用：它能够把权力赋予消费者，挑战进行权力寻租的精英，降低很多服务的成本。现在平均每部智能手机的性能是20世纪50年代整个麻省理工学院所有计算能力之和。另外，它也具有普适性：能够触及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把富人专享的奢侈品转化成穷人承担得起的普通商品。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成就”不是“为女王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让工厂的女工都能买得起丝袜”。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这样的设备。尼德·路德认为解决“机器问题”的方法是破坏机器，但更聪明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把这些机器变成你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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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0年的技术趋势将是乐观的：政策制定者将学习如何利用技术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事实上，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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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技术最大有可为的地方是降低劳动密集型服务（如教育）的成本。最近几十年，高质量教育的成本增长要大于生活成本的增长。精英大学已经成为富人的奢侈品：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现在已经超过了45万美元。二流大学的教学质量在不断下降。虽然欧洲国家对于它们的大学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大学免费并且面向所有人敞开大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欧元区的大学能够进入大学排行榜的前30名。很多学校不仅规模小，而且教学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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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鲍莫尔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必然会慢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因为一部弦乐四重奏总是需要四位音乐家来完成[5]。鲍莫尔的这个例子已经不攻破了。有了技术的帮助，你可以在家中聆听弦乐四重奏几乎完美的复制品，而不需要为了去音乐厅而舟车劳顿，也不需要被其他观众的咳嗽和窃窃私语打扰。事实上，有了Spotify和Apple Music，你只需要每月支付一笔相对合理的费用，就可以听到市面上发行的绝大部分音乐。数字革命已经改变了大部分服务业，如零售业，以及像新闻这样的知识产业。通过使用这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必将给教育和医疗产业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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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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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经对教育成本发起了攻击。可汗学院目前每个月向超过400万名儿童提供免费课程，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课程，已经有超过5000门课程。连比尔·盖茨都鼓励自己的孩子使用可汗学院。在美国，大概有1/10的大学生完全在网上学习，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大学都将它们的一些课程放到网上。美国人民大学（UoPeople）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需要支付几百美元的申请和考试费用）。虽然，MOOC（慕课，即大规模在线课程）的辍学率之高让人失望，但是我们还处于开发新课程的早期阶段。MOOC必然将为其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支持和激励，就像英国的公开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结合电视远程教学与本地教学。技术的威力正在急剧增长：在线视频每天都变得越来越生动，让最好的教授面向全球授课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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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经常被用来解决效率方面的问题。许多公司，例如，Reasoning Mind和DreamBox，生产了“适应性的”或“个性化的”学习机器，用于收集每个儿童的个性化数据，然后根据每个人的需求自动定制教学。这些程序在诸如加利福尼亚州的Rocketship Education以及纽约的New Classrooms等特许学校特别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学校在使用iPad来进行“翻转课堂”学习：老师鼓励学生在家里通过iPad掌握知识，然后在课堂上讨论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而不是通过课堂上的课程来灌输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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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问题很难解决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与生俱来的，从怀胎十月开始，到婴儿和幼儿园，中产阶级的母亲就为他们的孩子营造更健康的环境。中产阶级的孩子在他们出生后的两年，比工薪阶级的孩子多听到几百万个单词。中产阶级的父母更倾向于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学前教育。政策制定者最初想通过一些直接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更普遍的学前教育。但是现在，他们尝试着使用一些更加细致的干预办法，如让怀孕的母亲吃得更健康一些或者从精神上鼓励这些孩子。新技术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更容易。2014年，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市长安杰尔·塔夫拉斯推出了一项早期儿童干预计划：“普罗维登斯谈话”。在该项计划里，父母带着设备记录他们每天说了多少个单词，并且父母要定期接受如何更好地与子女交流的培训。塔夫拉斯的设备只是一个开始：几年内，福利部门将定期为贫困母亲提供相关设备，这些设备不仅可以为她们提供抚养孩子的建议，还可以帮助她们了解她们做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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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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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无名的裘德”[6]问题：聪明但是贫困的孩子历经苦难、受人忽视、不被认同，冷漠的中产阶级的孩子却能茁壮成长、不断被溺爱他们的父母挤到同龄人前面。现在的技术有望能够提供更严格的挑选：中小学和大学将可以使用更加复杂的技术和更多的数据来寻找那些被湮没的人才。以色列国防军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8200部队，一个汇集了网络安全精英的部队，从以色列所有的学校里面筛选最聪明的学生，不论其出身背景。选拔人员通过孩子们在电脑游戏中的表现，以及更多其他常规教育测试来发现天才儿童。一旦被选拔上，他们会为这些孩子提供严格的训练和丰厚的奖学金。该部队的退役人员已经创建了很多科技公司，如CheckPoint、Imperva、Nice、Gilat、Waze、Trusteer以及Wix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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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可以解决现代教育的两个弱点：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职业教育一直以来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学校的传统教育痴迷于学术教育，并且随着大学的扩张，这种痴迷有增无减。技术可以为职业教育注入魅力和活力。例如，现在有些公司提供高科技的职业培训，可以让学生目睹如何控制强大的机器工作，或者进行精细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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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指导一直以来都不受人们重视，敷衍了事：当我在大学接受职业生涯指导时，就是让我到牛津北区的废墟里去看一个退休的军官。现在有些创新者开始使用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LearnUp是硅谷的一家公司，尝试为那些没有大学学历，但是有技术的求职者提供工作。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亚历克西斯·林沃德放弃了传统的硅谷职业生涯，在旧金山湾区进行了六个月的研究。在那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经常几个月都处于失业状态，有时候还会无家可归。她发现很多长期失业的人缺乏基本的技能：他们不去考虑工作有什么要求，或者在面试时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LearnUp创建了在线的工作指导，传授一些基本的技能，例如，在面试中如何表现、怎样使用复印件等。它正在与一些长期技工短缺的大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例如，它在全美350家Old Navy（老海军）商店，为大概20万名求职者提供免费的在线求职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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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包括思科在内的几家科技公司开始计划制造“就业指导机器”，根据年轻人的能力和兴趣爱好，为他们提供就业方面的建议，再结合线上和线下的资源，为他们提供去哪里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建议。这仅仅是爆发的前奏。为什么不能专门为学术导师开发一个Tinder软件？通过这样的软件，可以向你介绍成千上万愿意辅导你的人，不论是在线的，还是面对面的。为什么不把与游戏相关的技术应用于学习？可怜的学生，特别是男孩，如果能够把学习融入游戏世界，说不定可以帮他们克服对学习的厌恶。这很值得一试。为什么大学不能像寻找体育特长生那样认真地寻找出身贫寒的聪明学生？大学经常派专人到全国各地去探寻有天赋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像以色列那样，通过电子游戏中的间谍软件来寻访天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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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可以被用来提高普通工人的工作效率，而不是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把他们边缘化。通用电气公司认为利用技术手段来提升工人的能力比淘汰他们更合适，通过为这些半熟练工人提供iPad和相关的应用程序，他们就可以胜任那些本来需要熟练工人的工作。另外，通用电气同时指出，为那些处于公司之外，但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提供一些奖励，可以增加那些远离正常就业渠道的人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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