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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 第七章 有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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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公司的胭脂河工厂被普遍认为是工业化的巅峰体现。胭脂河工厂在1927年竣工时，拥有93栋建筑和1 600万平方英尺[7]的工厂区域。这大概是纽约中央公园面积的一半！胭脂河工厂能容纳超过10万的工人，它能做到在生产链的一端送进铁矿的同时，在另一端输出成品车。可以说，它是将“人比”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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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胭脂河工厂会如此巨大？经典的答案是用规模效应和劳动分工来解释的。规模效应是指每个产品的成本，随着我们制造产品的数量上升而减少。简单来说，就是为一个人和一家五口做饭的区别。为五个人做饭并不等于五倍于给一个人做饭所花的心血和原料。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也是可以帮助解释规模效应的机制之一。分工是指与其让每个工人负责一个别针或一辆车的全程制造，倒不如让他专注于制造一个小部件，这样反而更有效率。但分工只有在项目足够庞大时才能体现出价值。比如，我们不需要为一个别针而分工，在制造成千上万个别针或者汽车时才需要。于此，劳动分工和规模效应就能解释为什么福特想要一个胭脂河工厂这样巨大的工厂。但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规模的工业中心是为制造车辆而诞生的，而非别针。为了解释别针和汽车工厂大小的区别，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假设——知识技术量子化。这个假设告诉我们，比起造别针，造车辆需要更大的知识技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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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是指一个汽车厂需要与工厂工人人数或者任务数量相等的“人比”，相反，我们可以说，一个汽车工厂工人的数量是制造车辆所需的人比的宽松上限。亨利·福特将福特T型车的生产分解成了很多越来越小的任务——准确来说是7 882个。1制造一辆T型车的任务数量要大于制造一个别针的任务数，但这不意味着制造一辆T型车需要7 882“人比”的知识技术。简单解释来说，7 882“人比”的知识技术是把一辆车从原料，比如铁、大豆、橡胶和想象力，变为成品车这一生产过程中所需知识技术量的宽松上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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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胭脂河工厂制造汽车的任务数量当作所需“人比”量的上限是因为有些任务非常简单，一个人就能精通好几项。此外，许多任务相互关联，为一项任务累积的知识技术可以被应用到其他任务中去。用音乐家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会玩吉他的人学弹尤克里里就会更容易。所以，要想正确计算一个网络中的人比数量，就应该减去各个个体掌握的知识的重叠部分。给车安装前灯和尾灯是两个不同的任务，但执行这两个工作不需要双倍的知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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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生产网络的大小。“人比”理论表明，更多的知识技术需要更大的网络来储存，但它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没有充斥着比胭脂河工厂还要大十几二十倍的超级工厂。自福特引入T型车后，产品的复杂程度难道不是与日俱增吗？胭脂河工厂这样的超级工厂的有限扩张，意味着其间存在着一种限制公司网络扩大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我们倾向于把生产分解到企业网络中去。这也表明了第二个量子极限的存在：我们称其为“企业比”。它和“人比”相似，不过它是指知识技术在企业而非人群中的分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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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公司大小的因素——暗指第二个量子极限——已经在交易成本理论或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中被广泛讨论过了。此外，限制人类组织——不单是企业——的大小的因素也被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研究社会成本与社交关系网的经济学家广泛研究过了。我会在这一章中回顾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要点，并把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讨论留到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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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论，或者叫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研究交易成本和人类发展出的管理交易机构的经济学分支。简单地说，它研究的是经济活动的成本和人们组织管理商业活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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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论可以追溯到1937年罗纳德·科斯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这一论文。4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学者的科斯意识到，那个年代盛行的对经济的描述忽视了一个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问题：交易是有成本的。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科斯参加了一个由新晋商业教授阿诺德·普兰特组织的研讨会。5在那里科斯听到了一个与其常识相悖，并会伴随他一生的对经济的描述。以下是阿瑟·索尔特爵士的原话：“正常的经济系统会自己管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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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爱因斯坦的话，我们可以说科斯认为索尔特对经济的描述不是简洁，而是简单得过分了。6在他1937年里程碑式的论文中，科斯指出，经济中的许多规划并非被价格系统调节，而是发生在企业内部。他还指出，其对经济的描述忽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方面，比如员工从企业的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并不是对价格系统做出的反应，而是对经理命令的反应，否则，起草和执行合同就会有太多不便。科斯表示经济交易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经济并不像他的同事设想的那样有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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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认为，经济并不是由流动、毫无阻力的市场交易构成，而是一片有意识的力量组成的岛屿，彼此隔离，也与价格机制的波动相隔离。科斯强调，企业是有阶级的，企业员工的交往常常带有政治意味。所以科斯认为，雇用一个员工是一个让人做尚不明确的任务的合同，因为在员工被雇用时还不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会干什么。科斯把他大部分的学术生涯倾注在了解释这些岛屿力量的存在和界限上。他的回答就成为企业交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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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对企业界限的解释聪明而简洁。它是基于经济交易代价很高,并非像价格机制的支持者想的那样有流动性这一想法。通常，市场交易需要面对协商、起草合同、建立审查、解决争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交易的成本能帮助我们理解企业的界限。据科斯所言，要想理解这些集中谋划的岛屿，也就是企业，一种凑合的方法便是寻找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的交点。当外部交易的成本比内部交易成本低，企业便不再壮大，因为从市场买东西就会比他们自己生产更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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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展示的是极简版本的科斯理论，这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存在着限制像企业这样大小的网络的基本力。因此，这些网络能积累的知识技术是有限的。7此外，它还告诉我们联系和网络的主要关系是：联系越便捷，网络越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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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公司的有限大小告诉我们，要分享比我们能形成的网络更庞大的知识，则需要公司与公司间形成网络。所以，科斯也帮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像胭脂河工厂这样的工厂没有遍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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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电脑便是一个公司网络，而非某一个公司的结晶。即便个人电脑有着识别度高的品牌，一个成品电脑的不同部件还是由不同的公司设计生产的。即便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设计的苹果电脑，也有部件（比如显示屏）是由其他生产商设计生产的，其中包括苹果公司的宿敌：三星。8事实上，史蒂夫·乔布斯回到苹果不久后便将设备的生产外包，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来自其他企业的技术。9东芝发明的一个小型硬盘驱动器让iPod（苹果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媒体播放器）的出现成为可能。大猩猩玻璃屏幕是纽约州北部的一个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的点子。苹果公司产品的情况在其他现代产品中也成立。事实上，不管你的电脑品牌是什么，它都可能是格式化电子产品的集合：英特尔或者AMD的芯片驱动；昆腾、三星、希捷或富士通制造的硬盘；金士顿、海盗船或必恩威做的存储器；以及一个D-Link、TP-Link或Netgear做的网卡。这些品牌和公司可能都不是在你的电脑上印上标识的企业。这便意味着电脑是由一个公司网络而非单个公司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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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台电脑中包含的公司网络比我们目前为止描述的还要大。一些电脑和它们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品牌（比如Mac）,而使电脑有趣实用的应用则来自另一些品牌，这些制作应用的公司范围极广，从Adobe这样的大公司到制作了像《手指画线》、《机械迷城》、《粘粘世界》这些精良游戏的小型独立游戏工作室都有。10最后，我们中的大多数用电脑上网，所以最终这些应用和软件变成了访问如脸谱或者推特此类社交网络、在《纽约时报》上读文章，或者玩大型多人网游（如《魔兽世界》）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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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世界上最复杂产品所需的知识量之大和各个公司有限的知识技术容量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打破了“公司比”的限制和为什么需要公司网络来制造复杂产品。然而，它们没告诉我们在我们越过“公司比”这一临界值后，积累知识技术的过程是否会变得愈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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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网络保存知识技术的能力由联系成本决定。也就是说，一方面，当制造维持联系所需的成本相对便宜，创造大公司网络和积累大量知识技术也会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当成本相对高昂时，联系公司就会变得困难，创造能积累大量知识技术的企业和人的网络也会变得困难。简单来说，当联系代价高昂时，我们的世界便四分五裂。所以，为了回答公司网络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知识技术的积累，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公司间联系的成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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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条议论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公司有许多种可以合作的方式。所以，在公司互动方面一概而论是过度简化。一些公司间的合作十分简单，比如从一个清单中订一个墨盒。其他的则非常复杂，比如在建造一个新工厂中的合作。此外，许多公司合作都是基于社交关系网的，这一情况我们会在接下来几章讨论。所以，探讨联系成本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只有在充分限定了联系的定义后，才能对其成本进行合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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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科斯的学生奥利弗·威廉姆森明白，商业链接有不同大小。他详尽描写了公司之间合作的成本，以及人们发展出的用来维持这些链接的机构的关系。11威廉姆森通过两个坐标轴将链接分类。在第一个坐标轴上，他将交易通过频率来区分，分为反复和偶尔。在第二个坐标轴上，他把交易通过特征来区分，分为非特定和特定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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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威廉姆森对世界的解析，就想想建立一个商业链接所需的人工和文书工作。举个例子，你在当地的咖啡店买一杯拿铁就需要少量的文书工作（一张收据）和收银员及咖啡师的几秒钟时间。完成这个任务没有中间过程。用威廉姆森的话解释，买咖啡是一个非特定的、反复的交易。而买一所房子这个交易需要大量文书工作。一所房子是一个相对特定的购买，所以合作就会由除买方、卖方之外的第三方机构促成，比如提供贷款的银行、房屋检查员、房地产经纪人和房地产律师。用威廉姆森的话来说，买房是一个偶尔、特定的合作，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需要其他机构监护的合作。最后，再考虑一个长期、高度特定的交易。比如，一个服装商想和一个制造特殊纽扣——也许是金银质小菠萝状纽扣的厂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对威廉姆森而言，这是个特定的、反复的合作。这种合作中，与供应商发展关系比外部机构的参与更重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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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森用他的分类方法，把经济交易和最适合它们的管理结构联系起来。对我们来说，我们该对交易分类更感兴趣，不是因为我们想了解当中的参与机构，而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链接的成本。而这些成本会影响我们积累知识技术的网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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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告诉我们，便宜的链接能形成更大的网络。“人比”理论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更大的网络累积知识技术。现在就让我把这二者融合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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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考虑最简单的链接——市场合作。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些链接，例如买一杯咖啡、一把铲子、一个灯泡或者一块树脂玻璃，是非特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市场交易成本下降的一部分原因是交通和交流技术的发展（见图7–1~图7–4），所以我们应该能预料到，市场链接组成的网络变得更有流动性、更密集了。举个例子，不计通货膨胀的影响，在20世纪，运送货物的成本下降了90%。与此同时，3世纪前电报还是法国贵族用来互相传信的奇妙装置，而现在，长距离通信的发展已经使视频通话变成了青少年间再平常不过的消遣。14长距离市场链接随着其成本下降而增加，这会相应地增强我们在市场合作构成的网络中积累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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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合作的成本会直接因关税而削减，因航运和通信的发展而减少。但其他因素，比如统一规格的出现，也减少了市场合作的成本。15电脑市场中统一规格的例子包括VGA接口（视频传输标准）、Wi-Fi（无线方式互相连接的技术）和USB接口（一种串口总线标准）。这些规格让厂商得以制造无缝连接的产品，不需要在不同制造商间切换。事实上，USB接口是由英特尔、康柏、IBM、微软、NEC和北电网络公司合作发明的，并以非常便宜的规格许可使其推向了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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