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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六：拼搏还是拼爹，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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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里，拉斯蒂涅是一个野心勃勃但不通世务的外省大学生。他一心想出人头地，想当一个法官。心狠手辣的伏脱冷跟他说，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大学毕业最多到一个小地方当代理检察，一个月一千法郎薪水。到三十岁薪水会涨到一千二法郎。混得好，有靠山，到四十岁可以竞争首席检察官。但是全法国只有二十个首席检察官的空缺，而候补的有两万人。或者，拉斯蒂涅也可以选择当律师，但这条路更辛苦。伏脱冷说，你数数看，五十岁左右每年挣五万法郎以上的律师，巴黎有没有五个？伏脱冷开导拉斯蒂涅：“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他建议拉斯蒂涅去追求一位贵族小姐，而他则去派人谋杀这位贵族小姐的哥哥，这样拉斯蒂涅就可以到手一百万法郎的陪嫁，而他索要二十万法郎作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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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在书中讲到这个故事，不仅是为了说明19世纪曾经出现过极度的财富不平等，而且是为了提醒我们，财富不平等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年轻一代将会面临和拉斯蒂涅一样的艰难选择：是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奋斗出人头地，还是靠“拼爹”、“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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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蒂涅年轻，有雄心，想在巴黎出人头地，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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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上等人的生活呢？在19世纪初，这意味着你的收入大致要相当于平均收入的20-30倍。拉斯蒂涅出身于外省的破落贵族。他也是依靠财产继承的，但他们家的家产太少了。他们家一年的收入是3000法郎，大约是普通工人收入的5-6倍。家里能每年拿出1200法郎供他到巴黎读书。这太少了，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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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冷脱的一番开导，给拉斯蒂涅描绘了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靠个人的奋斗。如果他能够当上首席检察官，或是当上顶级的律师，就可以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可谓精英中的精英，其收入水平大致是普通工人收入的10多倍。如果他能够娶一个贵族小姐，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他的收入水平将是普通工人的20-30倍，甚至更高。更不用说，学法律、当律师，奋斗的时间长、职场的风险高。两种投资选择，一种投资是收益低、周期长、风险大，另一种是收益高、周期短、风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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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蒂涅会选哪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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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蒂涅刚到巴黎的时候充满了理想主义，想当一名清正廉洁的法官。他也有良心的底线，拒绝了伏脱冷杀人谋财的阴险建议。他想要勾引高老头的二女儿，但觉得这样不妥，一直犹犹豫豫。到故事的结尾，高老头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送葬费是拉斯蒂涅卖掉自己的金表支付的。目睹这一幕幕悲剧，他在埋葬了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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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决心向社会挑战：“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随后，他来到高老头的二女儿身边，与她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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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家不会急于给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下道德判断。拉斯蒂涅的艰难选择，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缩影。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时代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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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如果拉斯蒂涅到了20世纪，假设他出生于1910-1920年间，他会怎么选择呢？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5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是拼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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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拉斯蒂涅出生于1940-1950年，也就是赶上了“婴儿潮”的一代，他该怎么选择呢？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6-7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2倍。拼搏还是拼爹？当然还是拼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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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拉斯蒂涅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他该怎么选择？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如果跻身资本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2-13倍，如果跻身劳动收入最高的1%，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的10-11倍。拼搏还是拼爹？这个吗，恐怕就要掂量掂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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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并没有倒退到高老头的时代。过去，财富的继承带来的是一个僵化、集中的世袭社会，少数人高居云端，多数人辗转泥尘。如今，即使财富的继承越来越重要，但能够财产继承者人数远远多于19世纪，每个人继承到的财产也没有那么巨额，所以，我们现在大致处在“婴儿潮”和高老头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绝大部分年轻人仍然相信靠自己的拼搏，但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拼爹的重要性。有父母的支持，和没有父母的支持，会对年轻人的生活、事业，带来巨大的影响。按照皮克迪的研究，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法国人，收入中有1/4来自财产继承，到21世纪，下一代人的收入中大约会有1/3到3/4来自财产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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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拉斯蒂涅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又该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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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七：市场经济能否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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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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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把皮克迪的中心思想总结一下。收入不平等可分为来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和来自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有可能会非常极端，比如皮克迪说到的美国的“超级经理人”，但相对而言，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逊于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很难被世代继承，所以过了一代人就会逐渐消失。资本收入不平等却会日益累积。首先，资本的收益率在大多数时期都高于经济增长率。其次，大资本的收益率很可能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最后，由于各国之间的竞争，对资本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大资本交的税比中等资本还要低，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累退税。长此以往，资本将不断地自我增值，尤其是大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可能最终引起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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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冲突？必须声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引起社会冲突。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比如种姓制度，比如奴隶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贱民自出生之时，就永无出人头地之日，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听天由命，接受贵贱之间判若云泥的现实。如果你相信安茵·兰德的哲学，相信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自私是一种美德，贫穷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没有暴君镇压，你照样会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生活得怡然自得。要想让人们接受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要么靠镇压，要么靠洗脑，很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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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时代，但当时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并不提供教育、卫生、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没有钱的人就没有投票权。女性也没有投票权，更不用说黑人了。但是，一战之后，各国都陆续实行了普选制，尤其是抛弃了将财产多少和投票权挂钩的做法。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但在财产拥有方面，富人和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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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富人为富不仁是极其荒谬的。资本本身无善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利息在古希腊语（tocos）中，同时也是孩子的意思，钱就是要生钱的。这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人挣钱很难，钱挣钱很容易。”不管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还是自己创业挣来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创新得到的回报，还是贩卖毒品赚来的暴利，都无所谓，到最终，百川到海，万物归宗，只要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不断地自我繁殖。金钱不眠，你只需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箱子里金币不停地掉落的声音。只要你允许市场经济，就不能阻止资本获得回报。只要你允许资本自由地得到回报，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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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想要民主，还是想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果你想要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可能会是前车之鉴。19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19世纪也有重大的科技进步：电报、电话、电灯、电影、轮船、汽车，等等，19世纪也有一段长期的和平，但19世纪却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爆发的时代。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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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灭收入不平等而放弃市场经济，已经被前苏联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证明是极其愚蠢的。市场经济是会带来收入不平等，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它能够鼓励各种创新活动，它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办法，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更好地管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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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无法接受这一逻辑的。他们的思路是：不成功，则成仁。但现实政治需要的是中庸和妥协。这也是持中庸观点的学者易于被误读的原因之一。凯恩斯被视为政府干预的支持者、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但恰恰相反，凯恩斯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出版之后，凯恩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提到，他和哈耶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凯恩斯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有必要放弃一些外围工事。就算是被称为市场经济最坚定支持者的哈耶克，其实也没有说过政府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写到：“毫无疑问，政府需要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住所和衣物，保障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他的这一主张，已经超越了19世纪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他心目中的政府，更接近于20世纪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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