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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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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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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最为大胆、也是最有争议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他认为，这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对100万欧元以下的净资产不征税，对100-500万欧元的净资产征收1%的资本税，对500万以上的净资产征收2%的资本税。或者，也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对相对小额的资产，比如20万以下的净资产，可以象征性地征收0.1%的资本税，对于20-100万欧元之间的净资产可以征收0.5%的资本税。对极其巨额的资产，比如10亿欧元以上，可以征收5-10%的资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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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税，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类似“囚徒悖论”：如果各国都征收资本税，那么各国政府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税收增加；但如果其它国家不征收资本税，只有一个国家征收，那么资本会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下降、税收减少。最后的结果是各国都不征收资本税，但这对它们来说其实是个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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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概念也有其价值所在。学者的职责不是如何实施政策，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大家批评和参考。征收资本税，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通过征税改变规则，提高金融数据的透明度，防范金融危机、巩固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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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征收资本税，各国政府必须掌握及时、准确的关于资本的数据。税收有助于改善统计质量。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开始征收财产税，但税率非常低，与其说是征税，不如说是强制要求公民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收入数据，将无法客观、公正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资方可以辩解，说自己并没有把钱装进口袋了，都分给工人了，工人们是不会相信的。工人同样可以申辩，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钱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他们会要求把自己“应得”的部分要回来，甚至分掉资本家的家产。消除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数据和事实本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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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法规必然会导致很多回避管制的新做法，比如，“地下银行”会盛行。这是肯定的，监管和回避监管，一直都是“猫鼠游戏”，问题在于，哪一方的优势更大。在盛行资本自由化、放松管制的过去，资本腾挪的空间一定更大，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的决心越来越大、政策工具越来越多，相关的国际协调也在加强。也有人会认为，强制申报个人财产的做法会增加每个人的成本，变成繁文缛节，费时费力。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像过去那样，靠个人自己填报财产，一定会出现瞒报和漏报，如何给资本定价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完全有可能得到更为及时、准确的个人财产信息，而且为个人节省时间和精力。以所得税的实践来看，一般的做法是雇主就帮雇员把收入信息上报了。美国很多州在征收财产税的时候，会由政府给个人发去信息，声明纳税人拥有的房地产数量、当时的市场价值，应该缴纳的金额，个人只需核实这些信息是否有误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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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根本上来讲，反对个人申报财产信息的最主要担心就是，政府可能会使用这些数据，侵犯到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不说，这种担心是值得关注的。政府总是比公民的个人权力更大，如何制约政府的行为，是一件极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从逻辑上讲，政府掌握财产信息，并不意味着就要干预经济自由，更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利以各种方式剥夺个人的财产。从实践中看，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法治的成熟程度，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最可靠保证。一个征税的政府，比一个不征税的政府更容易制约。征税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政府只有征税的权力，没有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不会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在前苏联那样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根本就不关心征税。连你的工资都可以冻结，哪里还需要征税？如果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要充公，怎么还能谈得上申报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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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资本税还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央行对于金融体系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模式，有的国家，比如美国，甚至长期没有央行。结果是，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各国央行才开始意识到，央行除了发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防范金融危机。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央行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远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央行吸取了1929年股市崩盘时美联储无所作为的教训。当时美联储不仅不紧急贷款，反而提高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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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可以迅捷地实施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央行及时发放紧急贷款，但它无法强迫企业用这些钱去投资、居民用这些钱去消费，由于担心潜在的风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很多银行拿到央行的紧急贷款，转手就又存进了央行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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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做两项改革：第一，央行手中要有更及时、准确的金融信息，才能确保在平时更好地监督金融机构，再危机时刻更好地制定救助方案。第二，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必须和金融监管机构，比如银行、证券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财政也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实施的速度会更慢，一项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需要向全社会公布，但其劣势也是其优势，财政政策不是靠专家治国，而是靠民主政治治国。经济学中的“丁伯根问题”指出，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必须比其面对的政策目标更多。为了应对未来的潜在风险，政府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必须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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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皮克迪之九：皮克迪讲的，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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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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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们谈了这么多，说来说去，好像说的都是美国和欧洲的事情，跟中国有什么关系？的确，皮克迪的这本书更多地是一本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反思，他并没有很深入地讨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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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克迪的这本书里，也有些部分讲到了中国，但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很多观点似是而非、隔靴搔痒。比如，他讲到，资本的规模越大，收益率可能越高，他不仅讲了超级富豪们的收益率，还拿美国的大学基金作为参照，像哈佛、耶鲁这样规模最大的大学基金，收益率明显高于小学校的基金，接着，他讲到主权财富基金。如果单以资本的规模来看，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能得到最高的收益率，最后把全世界都买下来？遗憾的是，资本归私人所有，还是归政府所有，结果会相差很大。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安全性为第一考虑，收益率其实非常之低。皮克迪还讲到中国的资本管制，他认为资本管制也是遏制贫富分化的一个手段。这个观点也很难令人苟同。资本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宏观稳定，中国之所以存在资本管制，是因为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发达、汇率又没有充分浮动，不得已而为之，就算资本管制帮助中国逃掉了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但指望这一政策遏制贫富分化，恐怕有些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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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迪的长项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收入分配的变化。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足够长远，皮克迪的故事在中国也大致成立。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也很严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二战之后，中国实行了较长时期的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收入不公现象得到了极大的遏制，但问题在于，经济活动也变得万马齐喑。有个政治笑话说，资本主义是有人富裕有人贫穷，社会主义是大家一样贫穷。话虽说得刻薄，但确实讲出了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才会鼓励大家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带来了“鲶鱼效应”，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活跃。总体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随之扩大。这使得“共同富裕”再度成为全社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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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并非由于皮克迪所说的r>g。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过去30多年能达到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在中国，g很可能会大于r。不要忘了，皮克迪在分析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的时候，格外强调代际之间的继承。这一因素在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并非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家长最多帮孩子买个房、买个车，富二代还没有到完全继承衣钵的时候。皮克迪讲到，极端富裕的家庭，主要是靠金融资产，而从金融资产获益，更多地是靠企业分红。这其中有强大的复利效应，也就是说，你拿到分红之后并不花掉，而是继续让这些钱为你增值，利滚利，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和这些西方的富豪相比，中国的有钱人只能算土豪。有几套房产，在中国就可以跻身有钱人之列了。买股票，等着企业给你分红？做梦吧。在中国投资股票，唯一赚钱的办法是靠股票价格上涨，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这是一个赌性极强、投机氛围浓厚的市场。巴菲特所说的价值投资，在中国得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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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值得担心，恰恰相反，如果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都没有办法填平贫富鸿沟，那么，一定是在其它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到了亮红灯的时候，要想理解何以会有贫富差距，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制度和国情中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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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和官商勾结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收入不平等。官员手中的权力，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却被用来谋取私利。官员腐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贪污，而往往是整个家族在掠夺财富。这极大地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甚至让公众对执政党的信誉产生了动摇。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雷厉风行的反腐败政策，正是直指收入不公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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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不法官员的腐败，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有很多行业成了垄断行业，或是被政府过度管制，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寻租机会。这种不平等也是对市场自由竞争原则的直接践踏。靠垄断挣来滚滚利润，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而是中国经济的耻辱。正如一个农民抱怨的：“要是全中国的猪都教我一个人骟，我也能像中石化一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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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也明显地拉大了贫富差距。房地产价格失控，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自身的问题，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土地市场被人为地割裂，货币增发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楼市，政府的调控政策顾此失彼，缺乏全局考虑，最后酿成了畸形的房地产市场。这个行业本来可以伴随中国的城市化，再有至少20多年的黄金时期，可惜早早地被大量注射激素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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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过去20多年，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一定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何以到现在为止，城乡差距仍然如此悬殊？迟迟未能改革的农村土地制度、类似计划体制的粮食安全政策、户口制度带来的城乡福利差异，是导致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反差鲜明的社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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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反感的不是作为结果的收入不平等，更令人痛恨的是作为起点的机会不平等。有人说，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是最幸运的，大体来说，这一代人完全可以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理想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80后和90后已经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父亲那一代，大学同学中来自农村的孩子占大多数，在我这一代，大学同学中来自农村的孩子还能占一半，到了现在，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孩子还有多少？大学毕业之后，劳动力市场上也不公平，垄断行业成了人人羡慕的最好的工作，没有后台、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只好靠边站。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差，最后变成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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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当我们遇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经济增长能提供就业，经济增长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能赢得人心。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不断放缓。低增长会成为新的常态。令人遗憾的是，老龄化的到来又太早，这不仅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富裕家庭的孩子轻轻松松，就可以继承到数倍，甚至几十倍于普通家庭孩子能够得到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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