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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到库兹涅茨，从末日预言到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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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到20世纪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或者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1955年，确实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法国战后将经历一段被称为“辉煌30年”的神奇阶段，即1945~1975年的30年黄金时期。[9]库兹涅茨认为，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且过不了多久增长将使每一个人受益。当时的理论可以浓缩为这样一句话：“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罗伯特·索洛在1956年研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时，提出了类似的乐观观点，即经济增长路径需要同时考虑所有变量（产出、收入、利润、工资、资本、资产价格等）按照同一速率变动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享受到相同基准（或偏差很小）的经济增长红利。[10]库兹涅茨站在了与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不平等螺旋式增长针锋相对的立场上，同时反对19世纪的末日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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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推崇。要强调的是，这是第一个依赖庞大统计工具所形成的系统理论。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库兹涅茨在1953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与储蓄中所占份额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历史序列的收入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库兹涅茨在1913~1948年的35年间一直对一个国家（美国）进行数据处理。他使用了两个在19世纪无法被普遍使用的数据源：美国联邦所得税申报表（1913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使用）以及库兹涅茨根据历史数据对美国国民收入的测算，这不得不说是一项重大的贡献。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从这样大的维度来测量收入不平等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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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当时如果没有以上两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数据支持，根本无法测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衡量其随时间变化的演进过程。英国和法国首次尝试测算两国的国民收入需要追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一方法在19世纪得到发扬光大，但都停留在孤立的预测阶段。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的库兹涅茨、约翰·W· 肯德里克，英国的阿瑟· 鲍利、科林· 克拉克以及法国的l·杜克·贝农维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发展了国民收入的时间序列统计理论。此类数据可以用于测算一个国家的总收入。为了计量国民收入中高收入的比重，我们还要用到损益表。“一战”前后很多国家普遍征收累进所得税（其中，美国在1913年，法国在1914年，英国在1909年，印度在1922年，阿根廷在1932年），这使得损益表更易于获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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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认识到，即使一个地方不征收所得税，在某一给定时点还会有其他各税种的税费统计数据（比如，在19世纪的法国，房间门窗数量的分配都是要额外收费的），但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在要求向税务行业申报收入水平被写入法律文件之前，人们往往不关注自己的收入金额。企业税和财产税也是这样。税收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众为公共支出以及公共建设项目融资，尽可能公平地分摊税负压力，同时也有效建立了分类，增长了知识，还增强了民主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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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收集的数据让他得出了当时美国各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百分比）的变化过程。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他注意到，1913~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突然减少。更加奇怪的是，在此期间伊始，高收入人群（即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年收入总额占全国年收入总额的45%~50%，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个数字骤降为约30%~35%。将近10个百分点的跌幅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这基本相当于美国最穷50%人口总收入的一半。[13]这样看来，收入不平等显然减轻了。这个现象相当重要，它对学术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就战后经济进行辩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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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在数十年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从未采用过任何数据或不同时期相互比较的方法。这是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主角。尽管信息并不完全，但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而且编制工作变得有据可查：库兹涅茨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分量的著作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有明确的数据来源以及方法依据，这样他的演算过程就变得可以复制。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得出了一个喜人的结论：收入差距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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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曲线：冷战期间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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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库兹涅茨自己也对美国1913~1948年高收入人群的减少表示非常意外。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重冲击造成的。他在1953年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同时警示读者不要轻率地进行归纳。但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在1954年12月的底特律会议中，相比于1953年，他给出了对这一结果较为乐观的解读。此次演讲在1955年公开发表，名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使得“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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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理论，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钟形曲线”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对美国来说大概是19世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不平等大幅减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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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1955年的文章很有启发性。他提醒读者谨慎解读各项数据文件，注意外部冲击对于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减缓的重要作用。同时，库兹涅茨还透露，撇开任何政策干预和外部冲击不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工业化早期，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是因为只有少部分人从工业化带来的新财富中获益；后来，随着进一步发展，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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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被认为是起源于19世纪末或是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而可以看到美国收入不平等在1931~1948年出现减缓，这因此被描绘成一种理论上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的普遍现象，包括那些在后殖民时期陷入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库兹涅茨在1953年书中使用的数据，突然间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15]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推断只是纯理论性的。[16]然而，在主席演讲中，对在场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展示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乐观理论，每位听众都会愿意去相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并将他的理论广为传播。库兹涅茨本人也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库兹涅茨曲线”从此诞生了。为了保证每一位听众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理论，他认真地提醒他们，此次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17]库兹涅茨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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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要强调的是，库兹涅茨建立的第一个美国国民账户数据库和第一个历史序列不平等测量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阅读他的书（而非他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他所分享的真正的科学伦理。另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高增长率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充分享受了此次增长的红利。不难理解，“辉煌30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19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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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奇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础十分薄弱。1914~1945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都是源于前文所述的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当时那些国家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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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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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 ,这与1945~1975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过程在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石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人们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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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全球经济的骄人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这一做法值得称道。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18]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梳理事实，建立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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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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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主要基于两大类数据，对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进行了研究：一类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数据，一类是关于财富分配和财富——收入关系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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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收入。很大程度上，我的工作只是突破了库兹涅茨之前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他对于美国1913~1948年收入不平等演化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把库兹涅茨（已经相当精准）的发现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从而从根本上挑战他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乐观理解。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系统地继续从事库兹涅茨的工作。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关于税收记录的历史研究和统计研究陷入了一种“学术无人区”：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过于偏向历史学，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过于偏向经济学。这非常遗憾，因为收入不平等的动态研究只能基于长期视角，且也只有通过利用税收记录来进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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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将库兹涅茨的方法拓展到法国，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上。[20]之后我与几个同事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伙伴是安东尼· 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伊曼纽尔· 赛斯（Emmanuel Saez）。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将研究范围覆盖到了更多的国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观察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一起编了两本书，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出版，在书中我们阐述了全世界大约20个国家的研究结果。[21]和伊曼纽尔·赛斯一道，我将库兹涅茨关于美国的数据延伸了近半个世纪。[22]赛斯自己也在关注其他一些主要国家，比如加拿大和日本。许多其他研究者也贡献了力量：法昆多·阿尔瓦雷多（Facundo alvaredo）研究了阿根廷、西班牙和葡萄牙；法比安·德尔（Fabien Dell）研究了德国和瑞士；阿皮季德·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e）和我对印度进行了研究。在钱楠筠（Nancy Qian）的帮助下，我对中国进行了研究，等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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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具体案例中，我们试图使用相同类型的数据、同样的方法和概念。收入最高的10%和1%人群的数据是根据申报收入的税收数据估算出来的（通过调整各种方法以确保数据和概念在时间和地理上的同质化）。国民收入和平均收入来自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被充实或扩展。总体来说，我们的数据序列起始于每个国家所得税建立的时候（通常是在1910~1920年，但是日本、德国等国家则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会晚些）。这些数据序列会定期更新，在写作此书时数据已经被拓展到21世纪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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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通过全世界大约30个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建立了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同时也是本书数据的主要来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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