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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曲线：冷战期间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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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库兹涅茨自己也对美国1913~1948年高收入人群的减少表示非常意外。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重冲击造成的。他在1953年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同时警示读者不要轻率地进行归纳。但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在1954年12月的底特律会议中，相比于1953年，他给出了对这一结果较为乐观的解读。此次演讲在1955年公开发表，名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使得“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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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理论，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钟形曲线”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对美国来说大概是19世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不平等大幅减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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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1955年的文章很有启发性。他提醒读者谨慎解读各项数据文件，注意外部冲击对于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减缓的重要作用。同时，库兹涅茨还透露，撇开任何政策干预和外部冲击不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工业化早期，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是因为只有少部分人从工业化带来的新财富中获益；后来，随着进一步发展，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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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被认为是起源于19世纪末或是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而可以看到美国收入不平等在1931~1948年出现减缓，这因此被描绘成一种理论上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的普遍现象，包括那些在后殖民时期陷入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库兹涅茨在1953年书中使用的数据，突然间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15]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推断只是纯理论性的。[16]然而，在主席演讲中，对在场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展示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乐观理论，每位听众都会愿意去相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并将他的理论广为传播。库兹涅茨本人也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库兹涅茨曲线”从此诞生了。为了保证每一位听众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理论，他认真地提醒他们，此次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17]库兹涅茨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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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要强调的是，库兹涅茨建立的第一个美国国民账户数据库和第一个历史序列不平等测量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阅读他的书（而非他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他所分享的真正的科学伦理。另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高增长率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充分享受了此次增长的红利。不难理解，“辉煌30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19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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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奇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础十分薄弱。1914~1945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都是源于前文所述的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当时那些国家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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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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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 ,这与1945~1975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过程在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石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人们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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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全球经济的骄人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这一做法值得称道。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18]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梳理事实，建立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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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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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主要基于两大类数据，对财富分配的历史动态进行了研究：一类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数据，一类是关于财富分配和财富——收入关系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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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收入。很大程度上，我的工作只是突破了库兹涅茨之前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他对于美国1913~1948年收入不平等演化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把库兹涅茨（已经相当精准）的发现置于更广阔的视角，从而从根本上挑战他对于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乐观理解。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系统地继续从事库兹涅茨的工作。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关于税收记录的历史研究和统计研究陷入了一种“学术无人区”：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过于偏向历史学，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过于偏向经济学。这非常遗憾，因为收入不平等的动态研究只能基于长期视角，且也只有通过利用税收记录来进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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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将库兹涅茨的方法拓展到法国，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上。[20]之后我与几个同事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伙伴是安东尼· 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伊曼纽尔· 赛斯（Emmanuel Saez）。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将研究范围覆盖到了更多的国家。安东尼·阿特金森观察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一起编了两本书，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出版，在书中我们阐述了全世界大约20个国家的研究结果。[21]和伊曼纽尔·赛斯一道，我将库兹涅茨关于美国的数据延伸了近半个世纪。[22]赛斯自己也在关注其他一些主要国家，比如加拿大和日本。许多其他研究者也贡献了力量：法昆多·阿尔瓦雷多（Facundo alvaredo）研究了阿根廷、西班牙和葡萄牙；法比安·德尔（Fabien Dell）研究了德国和瑞士；阿皮季德·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e）和我对印度进行了研究。在钱楠筠（Nancy Qian）的帮助下，我对中国进行了研究，等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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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具体案例中，我们试图使用相同类型的数据、同样的方法和概念。收入最高的10%和1%人群的数据是根据申报收入的税收数据估算出来的（通过调整各种方法以确保数据和概念在时间和地理上的同质化）。国民收入和平均收入来自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被充实或扩展。总体来说，我们的数据序列起始于每个国家所得税建立的时候（通常是在1910~1920年，但是日本、德国等国家则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会晚些）。这些数据序列会定期更新，在写作此书时数据已经被拓展到21世纪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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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通过全世界大约30个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建立了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同时也是本书数据的主要来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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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个重要的数据来源，也是我实际上要在书中首先引用的，是关于财富的数据，包括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与收入的关系。财富也会产生收入，因此也是收入研究的重要一面。实际上，收入包含两部分：劳动收入（工资、薪金、奖金、工资以外劳动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划分为与劳动有关的报酬）和资本收入（租金、股利、利息、利润、资本所得、版权所得，以及其他因拥有以土地、房地产、金融工具、工业设备等形式存在的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这里再次忽略精确的法律划分）。WTID数据库包含了大量资本收入在20世纪演变过程中的信息。然而，寻找与财富直接相关的数据来源以完善此类信息还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我依赖于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数据和方法，它们是互为补充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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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所得税申报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一样，地产税申报表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财富不平等的变化。[26]罗伯特·兰普曼在1962年引入这一方法来研究美国1922~1956年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后来，1978年安东尼·阿特金森和艾伦·哈里森研究了英国1923~1972年的财富不平等问题。[27]这些结果最近被更新和扩展到其他国家（如法国和瑞典）。不幸的是，相对于收入不平等来说，研究财富不平等具备可用数据的国家更少。然而，在少数情况下，地产税可回溯到更久远的时代，通常到19世纪早期，因为地产税早在所得税之前就出现了。比如我自己就收集了法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采集的数据，并与吉勒斯·波斯特尔 – 维奈（Gilles postel-Vinay）和让 – 劳伦·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一起共同创立了一个巨大的个人地产税申报表的集合，有了它就可以建立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关于法国财富集中度的同质数据集。[28]这样，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冲击，而不仅仅局限于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所能提供的（该数据最早只能追溯到1910年左右）。杰斯珀·罗伊内（Jesper Roine）和丹尼尔·瓦尔登斯特伦（Daniel Waldenström）基于瑞典历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同样很有启发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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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富和遗产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研究财产继承和储蓄在财富构成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以及财富不平等的动态过程。在这方面，我们对法国案例进行了非常完整的研究：由于法国具备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以在观察长期以来继承模式的变化上具有独特的优势。[30]我和我的同事在不同程度上都将这项工作拓展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德国、瑞典和美国。由于财富不平等是来源于继承财产还是储蓄会对其重要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这些材料在这项研究中至关重要。在这本书中，我不仅关注不平等的水平本身，也会更大程度上关注不平等的结构，即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来源，以及用以保护或谴责那些差距的各种经济、社会、道德和政治评判体系。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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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可以使用数据来衡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财富总量（包括土地、其他房地产以及产业和金融资本）。我们可以依据每个国家国民收入需要积累的年数去衡量这一国的国民财富。这种全球性的资本/收入比研究有其局限性。我们总是更希望能同时分析个体层面的财富不平等，以及度量继承财产和储蓄在财富形成中的相对重要性。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资本/收入比对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个总括性的认识。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尤其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和比较不同时期的估算值，将分析回溯到18世纪早期，来观察工业革命与资本历史的相关性。我将依据我和加布里埃尔·楚克曼（Gabriel Zucman）近期收集的历史数据来实现这一研究。[31]广义来说，这个研究仅是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对于20世纪70年代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工作的延伸和归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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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书的亮点之一是我致力于收集尽可能完整和一致的历史资料，用以研究长期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过程。从这个目标的实现上看，我相较于以前的作者们有两个优势：首先，与之前的书相比，本书自然得益于更长的历史视角（直到21世纪数据收集渠道大幅度增加之前，一些长期的变化表现得不明显，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冲击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次，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我们更容易收集和处理大量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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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想夸大技术在思想史上的作用，但纯技术问题还是值得片刻的思考。客观地说，在库兹涅茨时代处理大量的历史数据要比今天困难得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当爱丽丝·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收集美国殖民时期房产库存信息，而艾德琳·多马尔（adeline Daumard）在从事19世纪的法国房产记录工作时[33]，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手工，即使用索引卡片。今天，当我们再次拜读他们杰出的工作成果——弗朗索瓦·斯密纳德（François Siminad）关于19世纪工资演变方面的工作、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关于18世纪物价和收入历史方面的工作，或是让·布维尔（Jean Bouvier）和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关于19世纪利润变化趋势的工作——很明显这些学者为了汇编和处理他们的数据不得不克服了大量的技术困难。[34]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需耗费大量精力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然后才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尤其是在进行跨国、跨时间段数据对比时，这对他们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起过去，如今研究财富分配的历史已经容易得多。本书极大地得益于研究技术的最新进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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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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