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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劳动划分：并没有那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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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正是想要初步回答这些问题，或起码理清大家在争论中提到的专业术语（这种争论似乎是无休止的），为此我们应该先尽可能准确、细致地了解一些事实。我们对18世纪以来资本——劳动划分的演变到底了解多少？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相对份额在长期内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普遍接受的数据是劳动收入占2/3，资本收入占1/3。而许多教科书也直接采纳了这一观点。[5]现如今，在有着更广泛的历史视角和新增数据的有利条件下，我们清楚地看到现实远比这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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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本——劳动划分在20世纪的进程中变化很大。相比之下，在19世纪则相对变化较少，我在导言部分也提到过（资本收入比重在前半世纪增加，紧接着是轻微的下降，之后是一段时间的稳定）。在1914~1945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经济连续遭受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出台的新的监管和税收政策，以及资本管制——使得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资本很快开始自我增长。资本份额的增长加速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胜利，以及1980年罗纳德·里根在美国的胜利，标志着一场保守主义革命的开始。然后1989年苏联阵营解体，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兴起。所有这些事件都标志着政治的转向，从20世纪前半叶的方向转变为相反的方向。尽管2007~2008年爆发了危机，但到2010年，资本繁荣程度已达到1913年后的最高点。资本复兴的结果并不全是消极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然且有益的发展。但自21世纪初开始，它改变了我们对资本——劳动划分的看法，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未来几十年变化趋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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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我们以长远的眼光展望20世纪以后的情况，那么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重保持稳定的观点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8世纪的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变为21世纪的产业和金融资本）。这里同样有一个经济学家普遍认可的观点，即现代的经济增长大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兴起。乍一看，这似乎暗示着劳动收入理应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我们确实发现长期内劳动收入比重存在增长的趋势，但收益涨势相对要慢一些：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资本收入比重（除去人力资本）比19世纪初时小了一些。今天在发达国家资本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慢，同时政治制度也客观上偏向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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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变化最有效的办法是分析资本/收入比的演变（即资本总量和每年收入流之比），而不是只关注资本——劳动划分（即收入分别分配到资本和劳动的份额）。在过去，学者主要研究后者，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充足的数据因而无法再去研究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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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阐释我的研究结果之前，我们最好一步一步来。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旨在介绍一些基本概念。在这一章的剩余部分，我会首先阐述国内产值和国民收入、资本和劳动、资本/收入比等概念。然后我将看一看工业革命以后收入的全球分配是如何变化的。在第二章，我会分析增长率随着时间的大体演变过程，这对于后续的分析会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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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部分开始分析资本/收入比以及资本——劳动划分的动态变化过程。第三章从具备长期数据的英国和法国着手，分析了18世纪以来资本构成的变化和资本/收入比的变化，第四章介绍了德国的情况，尤其还介绍了美国的情况，这对于欧洲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最后，第五章和第六章试图将分析的范围扩大到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并尽可能扩大到全球。我还试图从21世纪的资本/收入比和资本劳动划分的全球动态中归纳出相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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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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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收入”的概念入手会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这个词我接下来会频繁地提到。国民收入是指一年内一国居民可得的所有收入之和（包括所有类型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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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密切相关，国内生产总值在公开辩论中会经常出现。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有两个重要的差异。国内生产总值测量的是一年内在一国境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为了计算国民收入，我们需要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减去生产所用的资本折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减去建筑、基础设施、机械设备、车辆、计算机以及其他物品在这一年的损耗。折旧的数额很大（现今在很多国家，折旧的数额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它与任何人的收入无关：在将工资或红利分发给工人或股东之前，以及在进行新投资之前，必须替换或修补损耗的资本。如果不这样做，财富就会流失，导致所有者获得负的收入。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减去折旧后，可以得到“国内生产净值”，我简单地称其为“国内产出”或者“国内产值”，基本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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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需要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净收入（或减去付给外国人的净收入，视各国情况而定）。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司和其他资本资产由外国人所有，那么它的国内产值可能很高，但一旦从总数中减去流到境外的利润和租金，得到的国民收入则相对较低。相反，一个拥有大量他国资本的国家，其国民收入可能会远高于国内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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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我会给出两种情形对应的例子，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中的现实案例。我首先要说的是，这类国际不平等会引发很大的政治紧张。如果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工作，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本国产出以分红和租金形式支付给外国人，这可不是件小事。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下，这样的体系才能存活（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殖民时代的情况，欧洲实际上控制了欧洲以外的大部分世界。该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21世纪会重现这种形势？也许可以通过一些新奇的地理结构？例如，欧洲可能发现自己被他国所有，而自身不再是所有者。这种恐慌正在旧世界（the Old World）中扩散——有些恐慌过头了。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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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大部分国家，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其收支情况都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平衡。在法国和美国，德国和英国，中国和巴西，日本和意大利，国民收入约是国内产值的1%或2%。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国家，利润、利息、红利、租金等的流入大致与流出相当。在富裕的国家，来自国外的净收入通常略有盈余，其居民拥有的外国不动产和金融票据的数额与外国人拥有他们的资本数额大致相当。也不像有人幻想的那样，法国并不为加州养老基金或中国的银行所有，美国也没有被日本和德国投资者收入囊中。对于陷入这种窘境的恐惧太深了，以至于幻想常常超越了现实。现实是，关于资本的不平等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的每一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远比其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更严重。但是，事实不总是这样。未来是否会重蹈过去的覆辙，这样问也合情合理，尤其是某些国家——日本、德国、石油输出国以及中国（程度较轻）——在近几年里积累了大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债权（尽管绝对没有殖民时代的多）。另外，交叉所有权的大幅增长（即不同国家相互持有对方的资产）给了强占资本一个合理的理由，即使净资产头寸接近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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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国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大于或小于它的国内产值，这取决于国外净收入是正还是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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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 = 国内产值 + 国外净收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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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层面上，国外获得的收入必须与支付给国外的收入平衡，因此收入可以定义为等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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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收入 = 全球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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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产出这两个年度流量指标相等，这个会计恒等式同时也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在任何给定年份，总收入都不可能超过新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单个国家当然可能从国外借贷）。反之，所有产出必须以某种收入的形式分配到劳动或资本上——或者是工资、薪水、酬金、奖金等（作为对工人和在生产过程中贡献了劳动力的人的报酬），或者是其他如利润、红利、利息、租金、版税等（作为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的所有者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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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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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无论是公司账户、国家账户还是全球经济，相应的产出和收入都可以分解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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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 = 资本收入 + 劳动收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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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是资本？它的局限是什么？它以哪种形式呈现？它的构成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这个问题正是本书研究的中心，我将会在随后章节中进行更为详细的阐释。本阶段，主要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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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本书中提到的“资本”均不包括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在我的印象中）“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在本书中，资本指的是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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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在资本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资本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无论何时都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永久交易。这是人力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最显著的区别。当然，一个人可以在某种劳动合约下雇用另一个人来提供劳务，但是在任何现代法律体系下，类似的合约都需要在时间和范围上加以限定。当然在奴隶社会，情况显然不同：一个奴隶主可以完全彻底地拥有另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甚至是那个人的子孙后代。在这样的社会中，奴隶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卖、通过遗产继承，同时将奴隶算入奴隶主的财富是十分常见的情况。当我在考察1865年以前美国南部的私人资本组成时，将会分析这一情况。除了这些特殊的历史案例之外，尝试将人力资本加入非人力资本是不太合理的。在历史上，两种形式的财富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扮演了基础和互补的角色，这也会在21世纪持续下去。但是为了理解增长的过程及其引起的不平等，我们必须仔细区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予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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