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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共债务累积与私人资本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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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英国的情况。其公共债务曾两次达到极高的水平，达到甚至略微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分别是在拿破仑战争终结时和“二战”之后。还没有其他国家像英国那样，能在极长的时期里维持如此高的公共债务水平，还从未发生过违约。后一个事实实际上是对前一个的解释：如果某个国家债务没有某种形式的违约（无论是简单粗暴地拒付还是委婉地利用通货膨胀），那很可能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偿付如此多的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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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英国在19世纪的公共债务处理是个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如果把目光投向更早的历史，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前，英国在18世纪就已积累下了巨额公共债务，法国也同样。这两个王国经常参与战争，相互开战，也同其他欧洲国家交战，却没办法征收足够的税款来应付开支，公共债务自然直线上升。于是，英法两国的累积债务在1700~1720年即达到国民收入的50%左右，到1760~1770年则接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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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法国王室无力推行税收制度现代化改革并取消贵族的财务特权，最终成为革命的导火索，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开始，最终导致1790~1791年引入新的税收制度，规定所有的土地所有人都必须缴纳土地税，所有的遗产必须缴纳遗产税。1797年，法国则发生了“2/3破产”，对2/3的公共债务余额进行大规模违约，再加上以国有化后的土地为抵押发行的指券所带来的高通货膨胀，就是对法国旧王朝遗留的债务的最终处理办法。[11]法国的公共债务从而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被很快削减到很低的水平，到1815年已不足国民收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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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发展轨迹与之截然不同。为支持同北美独立者的战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若干次英法战争，英国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公共债务于是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达到国民收入的100%，到19世纪头10年接近200%，是法国同期债务比例的10倍。英国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在20世纪头10年把公共债务压缩到国民收入的30%之内（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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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历史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经验？首先，英国公共债务的高水平毫无疑问提升了私人财富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力。掌握巨大财富的英国人在用借款满足政府所需的同时，并未显著削弱私人投资的力度：1770~1810年的公共债务巨额增长主要靠私人储蓄的相应增加来满足，表明英国的有产阶级当时确实蒸蒸日上，同时政府债券的回报也具有吸引力。因此，国民资本在整个时期内稳定地保持在约7年的国民收入，而随着净公共资本在负值区域渐行渐远，私人财富在1810年已超过8年的国民收入（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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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自然会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看到财富无处不在，除传统的地主外，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众多政府债券持有人（如果文学作品的描写具有可靠的历史真实性，那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样一群人）。结果私人财富的总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英国政府债券的利息和土地租金共同推动私人资本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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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整体而言，如此高的公共债务水平很明显对债权人及其后人有利，至少与英国政府通过税收来满足其支出需求相比是这样。从政府债权人的立场来看，与无偿地给政府缴税相比，把钱借给政府再收几十年利息的做法当然要好得多。还有，政府赤字扩大了对私人财富的总需求，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产收益率提高，当然也有利于那些依靠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致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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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事实是，在19世纪借钱给政府的人得到的回报相当高，这同20世纪有很大不同：1815~1914年的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而政府债券的利率通常为4%~5%，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考虑到这些条件，政府债券投资对富人及其后人而言可能是非常不错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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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假设政府在20年内每年保持财政赤字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水平（例如为了满足1795~1815年招募大量军人的开支），并且没有通过增税来满足支出需要。于是在20年后，新增的公共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左右。假设政府没有偿还债务的本金，只是支付债务的到期年息。如果债券利率为5%，那政府每年将把5%的国内生产总值付给新增公共债务持有人，并这样永远偿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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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英国在19世纪的情况正是如此。1815~1914年，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英国政府的财政始终保持着相当大的盈余，税收收入比政府支出多出的部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甚至高于这个时期用于教育的总支出。完全依靠英国的国内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1815~1914年的增长率接近每年2.5%），才让英国在一个世纪的辛劳之后，最终显著降低了公共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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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公共债务的获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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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原因，以上的历史记录非常重要。首先，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从马克思开始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那么关心公共债务问题，他们颇具洞察力地看出那是私人资本操纵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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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心之所以更为迫切，还因为当时的公共债务投资人得到的回报很丰厚，不但在英国如此，而且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1797年的革命式破产后来没有再度重演，巴尔扎克小说里的食利者似乎也不比简·奥斯汀作品里的人物更担忧政府债券出现违约。事实上，1815~1914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比英国低，政府债券的利息始终能按时支付。法国的主权国家债务在19世纪一直是很好的投资项目，与英国的情况一样，私人投资者从中获利颇丰。法国的公共债务余额在1815年时还非常少，但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大幅增长，尤其是在七月王朝复辟时期（1815~1848年），当时的选举权要以财产资格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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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在1815~1816年向外国占领军支付赔款，后来又在1825年拨付了臭名昭著的10亿法郎补偿款，用以补偿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被剥夺的其实数量很有限的土地，由此积累了大量债务。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利息基本按时兑付。马克思在1849~1950年撰写了若干言辞激烈的文章（收入《法兰西阶级斗争》），抨击拿破仑的新财任政大臣阿希尔· 富尔德（achille Fould）为银行家与投资客的利益，武断地决定增收酒类税，以维护食利者的收入。接下来，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后，法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向民众借款以偿付德国的赔款，金额接近国民收入的30%。[13]最终，1880~1914年，法国的公共债务水平甚至超过了当时的英国，达到国民收入的70%~80%，而英国不足50%。在“美好年代”的法国小说中，政府债券的利息经常被提及。法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约占国民收入的2%~3%，超过对教育的预算支出，有相当大一群人依靠政府债券利息生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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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有关公共债务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理论基础认为债务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以扩大公共支出，并通过财富再分配来改善社会下层成员的境遇。这同以前的观点有着非常直观的区别：19世纪，贷款人的回报很高，从而促进了私人财富的增加；但在20世纪，债务被通货膨胀蚕食，收到的回报是不断贬值的货币。在实际操作中，政府赤字能够被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分担，而不必再增加同等数额的税收来偿还。虽然当前的通货膨胀率早已下降到并不比19世纪高很多的水平，其财富再分配效果相对来说也不再显著，但对公共债务的这种“累进”式观点直至今天依然为很多人所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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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一点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做法在法国比英国要突出得多。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法国在1913~1950年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3%，最终导致价格水平上涨了100倍。当小说家普鲁斯特在1913年发表《在斯万家那边》的时候，政府债券还仿佛卡堡大酒店一般牢不可破——那是小说家的消暑胜地。然而到1950年，这些债券的购买力仅有过去的1/100，1913年的食利者及其后人几乎已经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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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政府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虽然一开始公共债务规模庞大（在1913年接近国民收入的80%），而且在1913~1950年财政赤字高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然而到1950年法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却回到了相对较低的历史水平，大约为国民收入的30%，同1815年时相当。尤其是国家光复时期的巨大赤字，在1945~1948年的4年中，在高度情绪化的政治氛围里，被超过50%的年通胀率几乎立刻消化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得上是1797年“2/3破产”事件的重演——过去的债务被勾销，以便在较低的公共债务基础上实现国家的重建（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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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做法有所不同，更为缓慢、温和。1913~1950年，英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略超3%，总体的价格水平仅上涨到原来的3倍，不及法国同期涨幅的1/30。对英国的食利者们来说，这依然称得上在19世纪甚至到“一战”前都不可想象的掠夺。然而，这个通胀幅度远不足以阻止英国的公共债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增加，国家必须全力应付战争需要，又没有过度依靠印钞，于是到1950年，英国背上了极其沉重的债务负担，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0%，比1815年时还高。只是借助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整个70年代的较高通货膨胀（分别达到每年4%以上和接近15%），英国的公共债务负担才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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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机制效果显著，因而在20世纪的英法两国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也会带来两个严重问题。其一，在目标选择上相对笼统，针对有一定财富的人，可是持有政府债券的人（无论直接持有还是通过银行存款间接持有）并不见得是最富裕的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其二，通货膨胀机制不能无限制地运行下去。通货膨胀一旦成为常态，贷款人就会索要更高的名义利率，物价的上涨就不能再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外，高通货膨胀往往有自加速的趋势。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后果可能很难控制，某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可能大幅提高，而其他人则不然。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等问题并存的“滞胀”10年之后，社会上形成了维持低通货膨胀的新的共识。本书后文还将再次讨论这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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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等价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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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漫长而喧闹的历史，从18世纪和19世纪食利者的安逸到20世纪通货膨胀的掠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和文学描述。这段经历在经济学家那里同样留下了印迹。例如，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了今天被称为“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的假说。他认为，在满足某些条件后，公共债务对国民资本的积累不会产生影响。很明显，这个观点与他当时观察到的周边现象有很大关系。在他写作时，英国的公共债务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却并没有严重干扰私人投资流量和资本积累。人们非常担心的私人资本被挤出的现象并未发生，公共债务的增长似乎被私人储蓄的扩大消化了。确切地讲，从这里并不能推断出李嘉图等价是个普遍规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适用。一切其实取决于相关的社会群体的特征（例如，在李嘉图的时代，少数英国人拥有的财富数量足以产生所需要的储蓄增量）、承诺支付的利率水平，当然还有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但我们需要注意，李嘉图当时并不知道图3.3所描述的那些历史数据和测算结果，而是通过对他所处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切身了解认识到巨大的公共债务负担对英国的国民财富并没有显著影响，仅仅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要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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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的是，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述及“食利者的安乐死”时，他也显然受到了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深刻影响：对食利者们来说，“一战”前的世界已经崩塌，事实上已没有走出经济与财政危机的政治上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凯恩斯明显感觉到，尽管由于对1914年前的金本位制度无比留恋，英国人依然很不情愿接受通货膨胀，但这却是削减公共债务负担、减轻过去的财富积累影响力最便捷（虽然不见得最公正）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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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或许过于依赖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人模型”（假设模型中的每个代表性行为人都获得同样的收入，拥有等量的财富，从而也持有同等数额的政府债券），导致对公共债务的研究分析受到制约。对现实的这种抽象在某些时候可能有用，能帮助我们梳理出复杂模型难以厘清的逻辑关系。但如果完全回避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则这些模型经常会推导出不切实际的极端结论，给人们带来更多疑惑。就公共债务议题而言，代表性行为人模型会推导出政府债务完全中性的结论，非但与国民资本的总量无关，也不会影响财政负担的分摊。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最早提出的此种激进式的李嘉图等价再解读，[16]没有考虑到大部分公共债务其实由少数人群持有（正如19世纪的英国以及其他地方那样），因此不论债务的偿付状况如何，它都是个重要的国内再分配工具。考虑到财富分配方面始终存在的高度集中的特征，如果在探讨以上问题时不涉及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那我们对问题的主要方面及其涉及的利害关系都将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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