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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战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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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转入有关公共财富的历史以及政府持有资产的议题。与政府债务相比，公共资产的历史看似没有那么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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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英法两国公共资产的总价值长期来看都有所增长，从18世纪和19世纪约占国民收入的50%提升到20世纪末的约100%（见图3.3和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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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地看，这种增长反映了历史上政府经济职能的持续扩张，尤其是包括医疗和教育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服务的发展（如提供建筑和设备等必要的重大投资等），以及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公共或半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上述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在法国比在英国更为突出，2010年，法国公共资产的总价值接近国民收入的150%，而海峡对岸的英国仅为1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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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公共资产长期积累的这种简化的观点，忽略了20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一页：1950~1980年，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公共资产大量增加，但在1980年后上述资产又卷入了汹涌的私有化浪潮。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都能或多或少看到上述现象，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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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情形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为详细探讨这个历程，我们需要追溯历史。与全球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法国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信念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浩劫的动摇。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引发的经济“大萧条”以迄今从未再现的破坏力席卷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有1/4的工人失业。所有国家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之前所秉持的放任自由、政府不干预经济事务的传统观念不断遭到质疑。许多国家选择了在更大程度上实行干预主义。很自然，各国政府和公众对那些给自己大肆敛财、却使社会走向灾难的金融和经济精英们也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思考不同类型的“混合”经济，在传统的私人财产形式之外寻求对企业的不同程度的国家所有权，或者至少是对金融体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实行强有力的公共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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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苏联加入“二战”的战胜国行列，也提高了布尔什维克所创建的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声誉。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样的体制，才使苏联从一个在1917年刚摆脱农奴制不久的落后国家，迅速跨越到工业化的轨道上吗？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就相信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保罗·萨缪尔森在1970年推出其知名教科书的第八版时，依然预测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1990~2000年超越美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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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这种怀疑氛围在1945年后继续加深，因为许多经济精英有着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发不道德的战争财的嫌疑。在国家光复后的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若干重要经济部门被国有化，尤其是银行、煤矿和汽车工业等。雷诺公司的工厂被充公，老板路易·雷诺在1944年9月因为通敌罪被捕，临时政府于1945年1月将雷诺公司收归国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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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估计，法国在1950年的公共资产超过1年的国民收入。由于通货膨胀大幅削减了公共债务的价值，净公共财富也接近1年的国民收入，而当时的私人财富仅相当于2年的国民收入（见图3.6）。同样，我们不能过于迷信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那段时期的资本价值很难评估，资产价格达到历史低谷，此外公共资产相对于私人资产有可能略有低估。然而这些指标的数量级是清楚明晰的，法国政府在1950年控制了25%~30%的国民财富，很可能还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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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占比非常显著，特别是需要考虑到公共资产中几乎没有中小企业，不涉及农业，而且在住宅中也从来只占很小的比例（不超过20%）。因此，在金融和工业这些受战后国有化运动影响最直接的产业部门中，政府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在1950~1980年都超过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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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历史插曲相对短暂，我们却很有必要了解法国人直至今天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复杂态度。在整个“辉煌30年”期间，国家得到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过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当时的法国实行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资本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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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国有化浪潮同期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例如，英国在1950年的公共资产价值也超过了1年的国民收入，与法国相当。区别在于，英国当时的公共债务总额超过2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净公共财富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显著为负，私人财富的分量要大得多。英国的净公共财富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变为正资产，此后也一直维持在国民收入的20%之下，当然这个数量已经很大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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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发展轨迹的独特之处在于，公共所有制在1950~1980年的兴盛之后，自1980年起滑落到很低的水平，而私人财富（包括金融资产与房地产）则增长到比英国还高的水平，到2010年接近6年的国民收入，是公共财富总额的20倍。在1950年开启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结束后，法国重新成为21世纪新型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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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巨变更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人们还从未清楚地认识其来龙去脉。经济私有化运动，包括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开放以及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管制解除，在20世纪80年代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影响。这场运动其实有着复杂多样的源头：“大萧条”及其后续灾难留下的记忆已经消退，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表明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共识存在局限性。随着战后重建与“辉煌30年”高增长的结束，人们很自然地会对政府角色的无限膨胀及其在国民产值中所占份额的持续增长提出质疑。放松监管运动则始自美国和英国在1979~1980年的“保守主义革命”，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日益苦恼于被其他国家赶超（如本书第二章所言，其实追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苏联和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在70年代愈益凸显的失败，促使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巨人自80年代开始逐步推进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引入了新式的私人所有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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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国际趋同的潮流面前，法国选民却在1981年表现出某种逆风而行的愿望。每个国家当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政治议程。在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的联盟赢得了多数席位，其共同立场是坚持1945年来对工业和银行部门的国有化运动。但结果表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1986年起，自由派执政党在所有产业部门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浪潮。新的社会党多数派政府在1988~1993年坚持并扩大了私有化进程。雷诺公司在1990年重新成为一家股份公司，公共电信管理部门被改组为法国电信公司，并在1997~1998年对私人投资开放。在经济增长放缓、高失业和政府财政巨额赤字的背景下，公共部门持有的股份从1990年起被逐步出售，给财政带来了额外的收入，但这依然未能阻止公共债务的持续增加。法国的净公共财富下降到极低水平，与此同时，私人财富却缓慢回升到20世纪历次冲击以来从未达到的高水平。就这样，法国在两个不同时点深刻改变了自己的国民资本结构，却并不真正清楚这样做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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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现有的估计（尤其是金和佩蒂对于英国，以及沃邦和布阿吉尔贝尔对于法国的研究），18世纪的农场建筑和牲畜大约占我所说的“其他国内资本”的近一半。如果忽略这些项目，把重点集中在工业和服务业上，则与农业无关的其他国内资本的增长与住宅资本的增长相当，甚至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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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很好的案例是皮罗托对巴黎的玛德莲区的房地产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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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高老头的面条工厂或者皮罗托的香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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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细节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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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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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关英国和法国的外贸和收支平衡的详细年度序列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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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1950年以来，两个国家的净国外资本几乎都在国民收入的 –10%~10%，仅相当于20世纪之初的1/10~1/20。测算今天净国外资本的困难并不会影响这个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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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更精确地说，如果1700年的平均收入为3万欧元，则平均财富数额约为21万欧元（相当于年收入的7倍，而非6倍），其中15万欧元是土地（把农场建筑和牲畜包括进来的话相当于年收入的5倍），3万欧元是住宅，3万欧元是其他国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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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又如，如果1910年的平均收入为3万欧元，则平均财富数额将接近21万欧元（相当于年收入的7倍），其中其他国内资产接近9万欧元（相当于年收入的3倍，而非2倍）。这里的所有数据都有意进行了简化和取整。更多的细节可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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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更精确地说，英国的公共资产占国民收入的93%，公共债务达到92%，净公共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在法国，公共资产占国民收入的145%，公共债务达到114%，净公共财富占国民收入的31%。两个国家的更多年度序列数据见在线技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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