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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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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已经运用最完整的历史数据，阐明了资本收益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的。现在我将试着解释所发现的变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处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资本收益率是如何确定的呢？哪些主要社会和经济力量在起作用，这些力量为什么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关于21世纪的资本收益率将如何变化，我们又能做出哪些预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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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资本收益率应该完全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增加一个单位劳动要素所增加的产量）。在更复杂也更现实的模型中，资本收益率还取决于有关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根据情况不同，它可能高于或低于资本边际生产率（特别是因为这个数量并不总是能精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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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本收益率是由以下两种力量决定的：一是技术（资本有什么用处？），二是资本存量的充足度（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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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所当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作为生产要素，资本毫无用处，那么从定义上讲，它的边际生产率就是零。理论上讲，设想这么一种社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毫无用处：没有投资能够增加农地的生产率，没有工具或机器能够提高产量，居者有其屋并不比风餐露宿增加多少幸福感。然而在这样的社会，资本依然可以作为单纯的价值储存手段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可能愿意积累成堆的食物（假设条件允许这样储存），以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饥荒，或者仅仅出于审美原因（可能是在食物堆上添加成堆的珠宝和其他装饰物）。抽象地说，谁也不可能阻止我们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资本/收入比β非常高，而资本收益率r确实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r×β），也会是零。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国民收入和产出都归功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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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有权想象这样的社会，但在所有已知人类社会中，包括最原始的社会，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在所有文明中，资本发挥着两项经济功能：首先，它提供了住宅（更准确地说，资本产生了“住宅服务”，它的价值以相应的租赁价值来衡量，其定义为与风餐露宿相比，在房屋里睡觉和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的增量）；其次，它充当了一种生产要素，在需要土地、工具、大楼、办公室、机器、基础设施、专利等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在历史上，最早的资本积累形式包括工具以及土地（围栏、灌溉、排水等）和基本居所（洞穴、帐篷、棚屋等）的改善。后来逐渐产生了形式更为复杂的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还有不断改善的居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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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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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讲，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指增加一个单位资本所增加的生产价值。比如，假设在某个农业社会，一个人拥有相当于100欧元的额外土地或工具（土地和工具的普遍价格已给定），他每年可以额外获得相当于5欧元的粮食产量（所有其他条件都相等，尤其是使用劳动力的数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100欧元投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是5欧元，或每年5%。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这是资本（土地或工具）所有者每年应从农业工人那里获得的收益率。如果资本所有者试图获得超过5%的收益率，工人就得从其他资本家那里租赁土地和工具。如果工人想支付不超过5%的收益，那么土地和工具就会被转给另一位工人。显然，某些情况下，在租赁土地和工具或购买劳动力方面（后者应该叫作“买方垄断”而不是垄断），地主处于垄断地位，资本所有者可以强加一个高于其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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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为复杂的经济中，资本有更多种多样的用途——人们既可以在农业中也可以在住宅、工业或服务企业中投入100欧元——那么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可能难以确定。从理论上说，这是金融中介（银行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功能：为资本找到最佳用途，以使每单位资本都能投入到生产率最高、投资者收益最高的地方（如果需要，可以翻遍地球）。如果一个资本市场能够让每单位资本投到最富成效的地方，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获得最多的边际产出，这样的资本市场就被称为“完美”的市场。如果可以的话，这还能作为高度分散化的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资本所有者可以获得无风险的平均收益，同时使中介成本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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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一般远远达不到这么理想和完美。它们经常成为长期动荡、投机浪潮和市场泡沫的源头。的确，要为每单位资本找到最佳用途可不是简单的任务，别说在全世界，就是在一国之内也不容易。更有甚者，“短期行为”和“伪造账目”有时反倒成了立即实现私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捷径。然而，不管制度有多么不完善，显然金融中介体系在经济发展史上还是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过程总是涉及众多角色，不只是银行和正规金融市场，例如在18、19世纪，公证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把投资者和需要融资的企业主撮合在一起，比如开面粉厂的高老头和想投资房地产的赛查·皮罗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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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阐明，在某一特定社会，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概念与资本——劳动划分的制度和规则（或者根本不存在规则）无关。例如，如果土地和工具所有者利用自有资本，他们很可能不会为自我投资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单独记账。不过，这一资本依然有用，其边际生产率是相同的，与向外部投资者支付收益没有区别。即便一种经济制度愿意将所有或部分资本存量集体化，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如苏联）消灭所有私人资本收益，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收益小于“社会”资本收益，但后者依然被定义为额外一单位资本所产生的边际生产率。即便资本所有者没有出更多的力，他们依然可以凭财产所有权（自己或先祖以往的储蓄）获得这一边际产品，这种情况是有益和公正的吗？这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不在这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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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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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过多会扼杀资本收益：无论构建资本——劳动划分的规则和机制是什么，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随着资本存量的递增，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例如，如果每名农业工人已经有数千公顷土地要耕种，那么每增加一公顷土地，额外收益会非常有限。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建造了大量住宅，每位居民都拥有数百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那么每增加一处房屋，所增加的幸福感（按照某个人为住进这所房屋所要支付的额外房租来测算）可以忽略不计。各类机器和设备也是如此：数量超过某个水平，边际生产率就会递减。（虽然启动生产可能只需要最小数量的工具，但最终还是会达到饱和状态。）反之，如果在某个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必须分享有限的土地供应、稀缺的住宅和少量的工具，那么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其边际产出自然非常大，幸运的资本所有者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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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趣的不是资本边际生产率是否随着资本存量的递增而递减（显然如此），而是递减的速度有多快。尤其是，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资本/收入比β递增时，资本收益率r会递减多少（假设其等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可以考虑两种情况：如果资本/收入比β增大，资本收益率r超比例下跌（例如，β增加一倍，而r下跌一半以上），那么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r×β）下降。换言之，资本收益的减少高于资本/收入比增加的补偿。反过来说，如果β增大，而r下降幅度小（例如，如果β增加一倍，而r下降不到一半），那么资本收入比重（α=r×β）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收入比增大相比，资本收益率下降的效应仅仅是为了缓解和减轻资本收入比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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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演变，从长期来看，第二种情况好像更有意义：资本收入比重α，与资本/收入比β一样，都走出了一条U形曲线（18、19世纪水平较高，20世纪中期下降，20世纪末、21世纪初则反弹）。不过，资本收益率r的演变显然降低了这一U形曲线的波幅：“二战”后资本极其稀缺，资本收益率特别高，这符合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原则。但这一效应不太强，还不足以反转资本/收入比β的U形曲线，进而将资本收入比重（α）转化成一条倒U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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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依然需要强调上述两种情况在理论上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取决于变幻莫测的技术，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切都取决于能够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技术的范围。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生产函数”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反映给定社会里各种技术可能性的数学公式。生产函数的一个特征是，它确定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也就是说，它测量的是，为了生产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资本替代劳动，或者劳动替代资本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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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生产函数的系数完全固定，那么替代弹性为零：每名农业工人恰好需要1公顷土地、1件工具（或者每名产业工人需要1台机器），不多不少。如果1名工人多1/100公顷土地或多1件工具，额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是零。同样，对于可用资本存量，如果工人数量多1人，增加的工人也不可能有效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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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替代弹性无穷大，那么资本（或劳动）边际生产率则与可用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完全无关。尤其是，资本收益率是固定的，不取决于资本数量：按照固定百分比，总是能够积累更多资本和增加产量，比如每单位资本每年额外增加5%或10%。设想在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经济体中，只需要增加更多资本，就能随意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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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两种极端情况都没有意义：第一种缺乏想象力，第二种在技术上过度乐观（或者对人类过度悲观，观点因人而异）。有意义的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大于1还是小于1。如果弹性在0和1之间，那么资本/收入比β递增的幅度将小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幅度，从而使资本收入比重α递减（假设资本收益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15]如果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比β递增的幅度将大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于是资本收入比重α递增（仍假设资本收益率等于其边际生产率）。[16]如果弹性恰好等于1，则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资本收益递减的比例正好等于资本/收入比β递增的比例，于是其乘积α=r×β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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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柯布 - 道格拉斯：资本——劳动划分的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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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弹性恰好为1的例子与所谓的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似，这个函数以经济学家查尔斯·柯布和保罗·道格拉斯命名，他们于1928年首先提出。根据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无论有多少可用资本和劳动，资本收入比重α总是等于一个固定系数，也可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参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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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α=30%，那么不管资本/收入比是多少，资本收入总是国民收入的30%（劳动收入是70%）。如果储蓄率和增长率使长期资本/收入比（β=s/g）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那么资本收益率就是5%，资本收入比重就是30%。如果长期的资本存量只是3年的国民收入，那么资本收益率将上升到10%。如果储蓄率和增长率使资本存量相当于10年的国民收入，那么资本收益率就会降至3%。在所有情况下，资本/收入比都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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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保罗·萨缪尔森推广后）在经济学教科书中风靡一时，原因有好有坏，包括其简洁性（经济学家喜欢简单的故事，即便它们只是近似正确），但首要原因还是由于资本——劳动划分的稳定性使社会秩序看起来相当和平、和谐。实际上，资本收入比重的稳定性（假设这被证明是正确的）绝不会确保和谐：它反倒与极端的资本所有权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相伴相生。而且，与一些普遍的看法相反，资本收入比重的稳定性绝不意味着资本/收入比的稳定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很容易呈现不同的数值，特别是，资本所有权实质上存在国际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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