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16774
技术的不可预测
1704616775
1704616776
本书第二部分的主要启示是，没有什么自然力量会必然降低历史进程中资本和资本所有权所带来的收入的重要性。“二战”后的几十年间，人们开始认为，也许由于技术和纯粹的经济力量，人力资本对传统资本（土地、建筑和金融资本）的胜利是自然而然、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说政治力量是根本原因。我的研究结果完全支持这一观点。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和精英管理的进步，主要原因非常简单：像市场一样，技术既没有极限，也没有道德。技术的进步当然提高了对人的技能和能力的要求，但是它也提高了对公共建筑、民宅、写字楼、各种设备、专利等的要求，所以最终所有这些非人力资本（房地产、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总价值几乎与劳动总收入一样迅速增加。如果真想在公共效用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光指望不可预测的技术是不够的。
1704616777
1704616778
总之，基于生产率增长和知识扩散的现代增长，有可能避免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并使资本积累保持相对的平等。但它没有改变资本的深层结构，也没有真正降低资本（相对劳动）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现在我必须考察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是不是这种情况。19世纪以来，对劳动和资本来说，不平等的结构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
1704616779
1704616780
[1]公债利息不属于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因为它只是一种转移支付），是对非国民资本的报酬（因为公债是私人债券持有者的资产，是政府的债务），因而不包含在图6.1~ 图6.4中。如果包含在内，资本收入比重会较高一些，一般约高1~2个百分点（在公债极高时期能达到4~5个百分点）。要见完整的系列，请参阅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781
1704616782
[2]非工资劳动者既可以得到与工资劳动者同样的平均劳动收入，也可以得到企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一样的平均收益，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783
1704616784
[3]在发达国家中，个体公司在国内产值中的比重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0%~40%下降到80年代的约10%（主要反映了农业比重的下降，19、20世纪初又回到了50%），然后稳定在这一水平，由于财政条件的有利（不利）变化，有时会上升至约12%~15%。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785
1704616786
[4]图6.1和图6.2中所给出的数列，英国部分出自罗伯特·艾伦的历史研究，法国部分出自我自己的研究。关于来源和方法的所有细节，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787
1704616788
[5]见在线补充图S6.1和S6.2，我列明了英国和法国资本收入比重的上限和下限。
1704616789
1704616790
[6]见第十二章。
1704616791
1704616792
[7]18、19世纪英国和法国公共债务的利率一般为4%~5%，有时候低至3%（例如在19世纪末经济衰退期间）。与之相反，在政治气氛高度紧张时期，利率上升到5%~6%，甚至更高，这时候人们会对政府预算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例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和期间的几十年便是如此。见F. Velde and D. weir,“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Government Debt policy in France 1746–1793,”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no. 1 (March 1992): 1–39。还可见K. Béguin,Financer la guerre au 17e siècle: La dette publique et les rentiers de l’absolutisme (Seyssel
:Champ Vallon,2012)。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793
1704616794
[8]法国“livret A”储蓄账户名义利率2013年时仅为2%，实际收益率接近零。
1704616795
1704616796
[9]见在线技术附录。在大多数国家，支票账户存款产生利息（但法国严厉禁止）。
1704616797
1704616798
[10]例如，名义利率为5%，通货膨胀率为10%，实际利率就是 –5%；而名义利率为15%，通货膨胀率为5%，则实际利率为 +10%。
1704616799
1704616800
[11]房地产本身大约占总资产的一半，而且在所有金融资产中，实际资产一般占一半还多，经常超过3/4。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801
1704616802
[12]不过，我在第五章中解释过，这种方法将结构性资本收益（即股价中留存收益资本化而得到的收益）也包含在资本收益之中。长期来看，这是股票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1704616803
1704616804
[13]换言之，在一个初始资本收益率为4%的社会里，通货膨胀率从0上升到2%，当然不能与对资本收入征收50%的税负相提并论，原因很简单，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会开始每年上涨2%，这样只有一少部分家庭资产（一般是现金存款和一些名义资产）会缴纳通货膨胀税。我将在第十二章中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1704616805
1704616806
[14]见p. Hoffman,Gilles postel-Vinay,and Jean-laurent Rosenthal,Priceless Marke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edit in Paris 1660–187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704616807
1704616808
[15]在弹性为0的极端情况下，即便资本稍有过剩，资本收益率以及资本收入比重也会减少为0。
1704616809
1704616810
[16]在弹性无穷大的极端情况下，资本收益率不变，所以资本收入比重与资本/收入比同比例增加。
1704616811
1704616812
[17]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一个数学公式Y=F(K,L)=KaL1–a，其中Y是产量，K是资本，L是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或小于1的情况，还有其他数学公式进行说明。弹性无穷大的情况是一个线性生产函数：产量是给定的Y=F(K,L)=rK+vL，所以资本收益率r不取决于所用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也不取决于劳动收益率v（恰好等于工资率，在这个例子中也是固定的）。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813
1704616814
[18]见Charles Cobb and paul Douglas,“a theory of produ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no. 1 (March 1928): 139–165。
1704616815
1704616816
[19]根据鲍利的测算，这个时期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约为37%，劳动占比约63%。见arthur Bowley,The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1880–1913,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0。这一估计与我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发现一致。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817
1704616818
[20]见Jürgen Kuczynski,Labour Conditions in Western Europe 1820 to 1935,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1937。同年，鲍利扩展了他1920年后的著作。见arthur Bowley,Wages and Income in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也可见Jürgen Kuczynski,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38 vols,Berlin,1960–72。第32、33和34卷专门论述法国。库钦斯基的系列著作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依然是宝贵的史料来源。关于对其著作的批评分析，见thomas piketty,Les hauts revenus en France au 20esiècle: Inégalités et redistribution 1901–1998,(paris: Grasset,2001),677–681。其他参考资料见在线技术附录。
1704616819
1704616820
[21]见Frederick Brown,“labour and Wages,”Economic History Review 9,no. 2 (May 1939): 215–17。
1704616821
1704616822
[22]见J.M. Keynes,“Relative Movement of Wages and Output,”Economic Journal 49 (1939): 48。有趣的是，当时的资本——劳动划分稳定论的支持者还是不能确定这一分割的稳定水平。在此情况下，凯恩斯坚持认为，1920年到1930年间，归于“体力劳动”（长期来看无法定义的一个类别）的收入比例好像是国民收入的40%。
[
上一页 ]
[ :1.7046167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