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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层级斗争还是最富1%群体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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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针对时空相距遥远、先天截然不同的社会,还是使用完全不同的名词和概念代指社会群体的特别社会,我的基本目标都是比较不平等的结构。前10%或1%群体的概念相当抽象,也肯定缺乏诗意。多数人更容易与自己熟悉的群体产生共鸣:农民或贵族,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办公室职员或高层管理人员,服务员或商人。但使用“前10%和前1%”这种说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们能让我们使用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来比较那些原先无法比较的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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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对这些人群进行更精细的划分,使用百分位数甚至千分位数来更精确地记录社会不平等的连续性特征。特别是在每个社会,甚至在最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的10%人群其本身的确就是一个世界。其中,有些人的收入仅比平均值高两三倍,其他人的财力则高一二十倍,甚至更多。开始时,把最上层的10%再分成两个子群更具启发意义:最上层的1%(具体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统治阶层”,但并不是说这个词就比其他的好)和余下的9%(我们可以称之为“富裕阶层”或“小康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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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看一下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例子(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如表7.1所示,20%的工资流向了收入最高10%的人,归于最上层1%的比重一般是总工资的5%。这意味着在一个月平均工资为2 000欧元的社会里,最上层1%人群的收入是平均工资的5倍,即每月10 000欧元。换言之,收入最高的10%人群每月挣4 000欧元,但是最上层1%人群每月挣10 000欧元(其余9%每月挣3 330欧元)。如果我们继续细分,看一下最上层1‰(即收入最高者的0.1%)的情况,我们发现,甚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人每月挣几万欧元,也有少数人挣数十万欧元。当然,这样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在所有工资总和中的权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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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判断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只看到有些人享有极高收入是不够的。例如,说“收入规模从1扩展到10”或者甚至“从1扩展到100”,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明。我们还需要知道在每个水平上有多少人挣到了这种收入。归于最上层10%或1%人群的收入(或财富)比重才是判断一个社会有多不平等的有用指数,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极高的收入或极大财富的存在,也反映了获得这种报酬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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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展开的历史调查中,最上层1%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群。虽然他们(从定义上讲)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但依然比备受关注的几十个或几百个超级精英(如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使用的名称,从法国的“200个家庭”到法兰西银行的200名最大股东,或《福布斯》杂志设立的“400个最富有美国人”或类似排名)多得多。2013年,在法国这个有6 500万人口的国家,约5 000万为成年人,最上层1%有约50万人。在拥有3.2亿人口的美国,2.6亿为成年人,最上层的1%有260万人。这些在数字上相当大的群体必然在社会上引人注目,更何况他们愿意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甚至聚集在同一个社区。在每一个国家,最上层1%人群不仅在收入分配中地位显赫,在社会面貌中也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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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每个社会,不管是1789年的法国(1%~2%的人口属于贵族)还是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批评矛头对准最富裕的1%人口),最上层的1%都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足以对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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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了为什么前10%和前1%群体是有趣的研究对象。除了认真考察这两个群体,评估流向两者的国民财富和收入比重,人们还能依据什么去比较1789年的法国和2011年的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区别呢?诚然,这个做法不能让我们消除和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让我们说些什么——这比一言不发强多了。我们因而能够确定是路易十六还是乔治·布什、巴拉克·奥巴马治下的“1%”更有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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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说一下“占领华尔街”运动。它表明,虽然乍看起来有些抽象,但使用通用术语,尤其是“最上层1%”概念,有助于揭示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因而可以充当解读和批评社会的有用工具。连大规模社会运动也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开发出非同寻常的鼓动性主题,比如:“我们是99%!”这乍看起来令人惊讶,但我们马上想起1789年1月西耶斯神父(abbé Sieyès)发布的著名宣传册的标题:“什么是第三等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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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应该阐明,收入层级不同于财富层级。劳动收入分配的最上层10%或最底层50%不是构成财富分配最上层10%或最底层50%的同一批人。收入最高的1%不是占有财富最多的1%。劳动收入、资本占有和总收入(包括劳动和资本)的前10%和前1%群体是分别定义的。第三个概念是前两者的合成,因此定义了一个复合社会层级。在论述中,必须阐明所指的是哪一个层级。在传统社会中,前两者的相关性经常为负(因为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不工作,因而处于劳动收入层级的末端)。而在现代社会中,相关性一般为正,但从未完全相关(相关系数总小于1)。例如,许多人的劳动收入属于上层阶层,但财富数量却要归于下层阶层,反之亦然。社会不平等是多维度的,就像政治冲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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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注意,表7.1~ 表7.3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描述和本章以及后面几章所做的分析都是指“初次”分配,也就是税前分配。根据税收制度(和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是“累进制”还是“累退制”的不同(这意味着根据收入或财富层级中的地位高低,不同人群的负担轻重不一),税后分配可能多少比税前分配平等一些。我将在第四部分讨论这个问题和其他许多与再分配有关的问题。这个阶段只需要考虑税前分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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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温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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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不平等的数量级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这一点也是很不应该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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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收入最高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收入最低的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收入最高10%的人占有总工资的25%~30%,收入最低50%的人约占30%。在最不平等的国家,如21世纪头10年之初的美国(后面会提到,其劳动收入分配比任何国家都不平等),收入最高10%的人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低50%的人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人群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完全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收入最底层的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有些人会说依然太少,因为穷人是富人的5倍之多),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穷人比富人还少拿1/3。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见表7.1)。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会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绝不是毫无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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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讲,如果月平均工资是2 000欧元,平均分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收入最上层10%的人每月拿到4 000欧元(最上层1%为10 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 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 400欧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如美国),社会则形成了明显更加陡直的层级:收入最上层10%的人每月7 000欧元(最上层1%为每月24 000欧元),中间的40%为2 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 0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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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即便不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因素,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1 400欧元而不是1 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这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住宅、度假机会、投资资金、子女花费等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而且在多数国家,女性实际上在最底层50%人群中占比很大,所以这种国家间的巨大差异部分反映了男女工资的差别,只有北欧在这方面的差异小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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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也很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每月挣7 000欧元而不是4 000欧元(或者更好,挣24 000欧元而不是10 000欧元),他是不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的,这不仅会对他的购买力产生影响,也会对他人产生更大影响。例如,这个人可以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的需要。如果美国的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会每月挣9 000欧元(最高的1%挣34 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 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用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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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一相同的平均工资和上述两种非常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并不矛盾,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因此,很有必要了解不同社会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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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极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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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不正确地)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而言的结果,而后者在哪里都是极端不平等的(见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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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50%,如果人们准确申报巨额财富的话,甚至达到50%~60%。当下,2010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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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无疑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2%。然而请注意,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财富都是主动申报的,因而这一来源低估了最大财富数值。[11]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我们在每一年龄段中都发现了同样的财富集中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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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这方面被认为最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财富不平等好像明显大于工资最不平等国家(如2010年以来的美国)所表现出的工资不平等(见表7.1和表7.2)。据我所知,如果温和不平等意味着社会半数人口占有总财富中的较大比重(如1/5~1/4),那么资本所有权分配属于这种情况的社会从来就没出现过。[13]然而,乐观主义从未消失,所以我在表7.2中列出了一个虚拟的例子,其中财富分配不平等为“低”,或者无论如何都低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欧洲(“中”到“高”)和美国(“高”)。假设这样低的财富不平等的确是理想的目标,人们如何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还有待观察(我将在第四部分再讨论这个重要问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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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一样,重要的是要很好地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设想有一个社会每个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15]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16]正如第二部分指出的那样,这一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包括扣除债务以后的银行存款、储蓄计划、股票债券、人寿保险、养老基金等)。当然,这些是平均数字,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个人之间差异更大。如果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他们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贫穷50%人群的人中每人平均占有净财富2万欧元。这不算小数目,但与社会其他人拥有的财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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