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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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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经理人的崛起：一个盎格鲁 – 撒克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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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之二是，有些发达国家出现了超高薪激增的现象，而其他发达国家并未出现，这无疑是边际生产率理论遇到的最主要问题。这表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比技术进步等一般性和先验普遍性因素，起着更为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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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英语国家。一般来说，超级经理人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一种现象。1980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见图9.2）。比较遗憾，除了法国和美国，我们很难获取其他国家工资不平等和总收入不平等的数据。但我们拥有大部分国家的总收入构成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可以推断出，所有这些国家国民收入中前1%人群的比重增长，至少2/3源自顶层收入的急剧增长，其余1/3源自资本收入的强劲增长。所有英语国家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首要原因都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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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都上升了，只不过升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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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1910~2010年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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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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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同族相似性”不应掩盖这一现象在各国的不同严重程度。图9.2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各国前1%人群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十分接近，我们所考察的4个英语国家均在6%~8%，美国也不例外。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1%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加拿大略高，达到9%，而澳大利亚最低，仅为5%。30年后的今天，情况全然不同了。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达到将近20%，相比之下，英国和加拿大约为14%~15%，而澳大利亚仅为9%~10%（见图9.2）。[13]初步看来，我们可以说，美国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增长大约是英国和加拿大的两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倍。[14]如果超级经理人的兴起纯粹是技术现象，那么这些在其他方面相似度很高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就不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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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富裕国家，即欧洲大陆和日本的情况。一个关键的事实是，1980年以来，这些国家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增长较英语国家慢得多。图9.2和9.3的对比十分鲜明。诚然，各国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均显著增长。日本的情况与法国几乎一样：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仅为7%，而目前约为9%或略高。瑞典则在20世纪80年代略高于4%（这是WTID所记录的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最低水平），但在2010年后达到了7%。[15]德国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9%提高到了2010年的11%（见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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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相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大陆及日本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几乎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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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1910~2010年欧洲大陆及日本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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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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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着眼于其他欧洲国家，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演变情况，即无论是南欧国家还是北欧国家，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过去30年间均增长了2~3个百分点。在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顶层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但增长特征却是类似的：丹麦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略高于5%，但在2000~2010年达到了7%。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变化在数量级水平上与我们观察到的法国的情况十分相近，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7%增长至9%，同样也增长了2个百分点，这与法国同期类似（见图9.4）。从这个方面来看，欧洲大陆确实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统一体”。当然，相比欧洲模式，英国则与美国模式更为接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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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相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欧和南欧的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几乎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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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1910~2010年北欧和南欧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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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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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解，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的2~3个百分点的增长也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显著扩大。挣得最多的1%人群的收入增速明显较平均水平快得多：所占比重增长了约30%，而那些初始水平较低的国家甚至增长更多。对于那些通过报纸和收音机来了解“超级经理人”急剧涌现现象的当代观察人士来说，这是非常显著的。在平均收入出现停滞（或至少增速较过去显著放缓）的1990~2010年，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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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在收入层级的阶梯上爬得越高，收入增速就越惊人。虽然能享受到薪酬如此快速增长的个体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却非常引人注目，这自然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此高薪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同时考虑英语国家（见图9.5）及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见图9.6）前0.1%收入人群（即报酬最高的0.1%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情况，差异很明显：美国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在过去几十年间已从2%增长至10%——该涨幅是前所未有的。[17]但顶层收入在各国均出现显著增长。在法国和日本，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仅1.5%增长至2010年的近2.5%，接近翻倍。在同一时期的瑞典，这一比重也从低于1%增长至高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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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楚这具体代表什么，请记住：占总人口0.1%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达到2%，意味着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平均国民收入的20倍；前0.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10%，意味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平均国民收入的100倍。[18]同时请注意，前0.1%人群的定义是：在一个成年人人口为5 000万的国家（如2010年的法国），这个人群的人数为5万人。这是极少数人（当然前1%人群是前0.1%人群的10倍），但就是这极少数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这里的核心论点是，在所有富裕国家，包括欧洲大陆和日本，前0.1%人群的购买力在人均购买力停滞不前的1990~2010年却实现了惊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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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宏观经济视角来看，超高收入的激增对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的重要性目前为止较为有限：增长无疑是显著的，但受影响的人群毕竟有限，因而影响程度不及美国大。在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向“前1%人群”转移的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2%~3%，而在美国该比例为10%~15%，几乎是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的5~7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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