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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1900~1910年比新大陆更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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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请注意,与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并非一直比欧洲高——远非如此。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初的欧洲实际上非常之高,这也得到了所有史料的证实。具体地讲,1900~1910年欧洲国家前1%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超过了20%(见图9.2~ 图9.4),不仅英国、法国、德国是这种情况,瑞典、丹麦也是如此(证明北欧国家并非一直是平等的典范——远非如此),更一般地讲,我们估计范围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该时期均是这种情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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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年代”时期,欧洲国家在收入集中度水平上的相似性显然需要进一步解释。由于在此期间,顶层收入几乎全部由资本收入构成,[23]我们必须主要从资本集中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解释。那么1900~1910年间的欧洲资本何以如此高度集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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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不仅美国和加拿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欧洲低(美国和加拿大的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初大致为16%~18%),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1%~12%)的收入不平等也比欧洲低。因此,新大陆国家,尤其是最新和最近才被划入版图的新世界国家,在“美好年代”时期似乎比古老欧洲的不平等程度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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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意思的是,尽管与欧洲存在社会文化上的诸多差异,20世纪初日本的不平等程度似乎与同期的欧洲相同,不超过20%的国民收入流入了前1%人群。受可得数据所限,我们无法穷尽所有比较分析,但所有迹象都表明,无论是就收入结构还是收入不平等而言,日本确实与欧洲一样同属于一个“旧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20世纪,日本和欧洲经历了类似的演变(见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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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稍后讨论“美好年代”时期资本高度集中的原因,以及整个20世纪各国发生的转变(集中度的下降)。我将特别说明,欧洲和日本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原因,可以很自然地归结为旧世界国家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旧世界的低人口增长率几乎自动带来了更高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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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只想强调导致各个国家和大陆相对地位发生变动的大致量级。阐述这一点的最清晰方式就是考察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图9.7显示了20世纪初以来美国和4个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我采用了10年均值数据,以集中考察长期趋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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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70年代,欧洲和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约都在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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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1900~2010年欧洲和美国前10%人群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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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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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现是,“一战”前夕,各欧洲国家前10%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均为45%~50%,美国略高于40%。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不平等程度略微超过欧洲:受1914~1945年冲击的影响,两大洲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均出现下降,但欧洲(以及日本)下降得更快,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对资本要素的冲击更大。1950~1970年,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美国和欧洲都非常稳定,水平也相当,约为30%~35%。始于1970~1980年的强势分化导致了2000~2010年出现如下情况: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5%~50%,基本达到欧洲1900~1910年的水平。欧洲各国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最不平等的案例为英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40%;最平等的案例为瑞典,该比重低于30%;法国和德国则介于二者之间(约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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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这4个国家为基础计算欧洲均值( 一定程度上并不合理),就可以进行一个非常清晰的国际比较: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1900~1910年比欧洲低,在1950~1960年比欧洲略高,而在2000~2010年则比欧洲高得多(见图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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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1900~1910年欧洲比美国要高,而2000~2010年美国却比欧洲高出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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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1900~2010年欧洲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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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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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一长期图景,当然还有复杂多变的国家历史因素,以及与各国社会政治发展状况联系紧密的短期和中期波动,这一点我已在第八章做了说明,并详细分析了法国和美国的情况。受篇幅所限,我无法对每个国家都进行详细分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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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及,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各国的大事年表千差万别,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都处于混乱动荡状态。在德国,经历了“一战”军事上的失败后,20世纪20年代紧接着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随后,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再次让这个国家深陷危机泥潭,之后不久纳粹就开始掌权。有意思的是,德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33~1938年快速增长,完全与其他国家背道而驰:这反映了纳粹时期工业利润的复苏(由军备需求拉动)以及收入层级分布的总体重构。也请注意,虽然德国的整体不平等水平与这些国家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异,但自1950年以来,德国前1%甚至前0.1%人群的收入比重都明显要高于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还有日本。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解释,很难说哪种解释更优(后面我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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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世纪德国历史动荡不堪,导致德国的税收记录存在重大空白,因而很难确切知道某些发展情况,也很难与其他国家进行精确比较。普鲁士、萨克森以及大部分德国其他州的政府征收所得税的时间较早(大约在1880~1890年),但直到“一战”结束,才出现了相关的国家法律和税收记录。20世纪20年代的统计数据存在频繁的断点,1938~1950年的税收记录则完全缺失,因此我们很难去探究“二战”期间及战后几年的收入分布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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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德国与严重卷入冲突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法国)有明显差异。日本和法国的税务部门即使在战争期间,也照常不间断地记录税收统计数据。假如德国也同日本和法国一样,则其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可能在1945年(即德国资本和资本收入几近降至零的这一年)达到最低,而在随后的1946~1947年,这一比重再次急剧上升,1950年德国恢复税收记录,当年的税收记录显示收入层级已经开始与1938年相似。由于缺乏完整数据,本书不便做进一步讨论。德国的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德国的版图在20世纪几经变更,最近一次变更是1990~1991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德国不像大部分其他国家,一年公布一次完整的税务数据,而是每三年才公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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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比美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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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贫穷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遗憾的是,要研究这些国家财富分布的长期动态,所需历史资料的获得难度比在富裕国家要大。不过仍可找到一些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较长序列的税收数据,从而可以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英国在其本土实施累进所得税后,很快就决定将其推广到一些殖民地去。因而,1913年南非开始实施一种与190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十分类似的税收制度,1920年印度(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也开始推行这种制度。类似地,荷兰于1920年在其印度尼西亚殖民地征收所得税。好几个南美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征了所得税(比如阿根廷在1932年推行)。对于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这4个国家,我们可分别获得自1913年、1922年、1920年和1932年起至今的连续(有缺口)税收数据。这些数据与我们获得的发达国家数据大致相似,因而可采用类似方法加以利用,特别是追溯每个国家20世纪初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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