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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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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之富，生者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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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2010年，如果不算逝者生前的馈赠，逝者在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较在世者的平均财富高出20%；如果算上生前馈赠，那么死者的财富将是在世者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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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1820~2010年法国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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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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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μ值的变化，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和在世者平均财富之比，也会发现饶有趣味的现象，如图11.5所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从1820年到现在的近200年时间里，法国逝者离世时的财富总是要超过在世者的平均财富，即μ始终大于100%，唯一的例外是在“二战”期间（1940~1950年），当时该值（并未考虑生前的馈赠）曾短暂低于100%。前文曾论述过，按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财富累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支付退休后的生活，在老龄化社会尤其如此，因此长寿者应该会在老年阶段花光大部分的储蓄，在离世之时应该资产不多甚至完全做到“赤条条”地去。这就是著名的“莫迪利亚尼三角”，所有学习经济学的学生都被这样教，即财富最初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增加，因为人们需要积累储蓄来应对退休后的生活，随后在花掉大部分储蓄后死去。照此说来，μ值就应该是零或接近零，不管如何肯定要低于100%才对。这种关于老龄化社会中资本及其演变的说法尽管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事实，至少事实并不如此。显然为退休储蓄只是人们积累财富的原因之一，但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希望家族财富代代相传的愿望始终是重要动机。从实际情况看，那些无法传给后人的“养老金”财富在私人财富中所占比重极小，在法国所占比重不到5%，英语国家的养老金体系更加发达，在英语国家的比重也不过是15%~20%。这个比重虽然不可以完全忽略，但显然并不足以改变遗产才是财富积累最重要动机的基本事实（因为生命周期储蓄应该不是可遗传财富的替代，而是其补充）。[11]当然，现在也很难说，假如20世纪没有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那么财富积累将会呈现怎样不同的局面。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体系保障了大部分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其保障可靠性和平等性都要优于金融资产投资，因为金融资产投资可能会在战乱时化为乌有。因此，假如没有这样的公共养老金体系，那么整体财富积累的程度（以资本/收入比衡量）可能要甚于今天。[12]不管如何，如今的资本/收入比与欧洲“一战”前的“美好年代”相似（当时人均寿命较短，极大减少了以退休为目的的储蓄积累），而如今“养老金”形式的财富在全部财富中的比重也仅比100年之前略升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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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0年间，生者之间的相互赠予也很重要，过去几十年间赠予的重要性更加凸显。1820~1870年，赠予总价值大约相当于年度遗产继承额的30%~40%（在此期间赠予的主要形式是嫁妆，即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通常在婚姻合约中有关于嫁妆的条款）。1870~1970年，赠予的价值出现下降，差不多稳定在继承额20%~30%的水平，随后开始节节攀升，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于遗产继承额的40%，90年代到了60%，并在21世纪头10年超过了80%。当前赠予的价值与遗产继承额已十分相近。赠予在馈赠遗产总额中的比重占到一半，因此现在必须把赠予考虑在内。具体来说，如果我们把生前赠予排除在外，那么在2000~2010年死者的平均财富仅仅比在世者的平均财富高出20%。但这仅仅反映了死者在生前把将近一半财产赠予他人后的状况。如果我们将生前赠予计算在内，那么μ值（经调整）实际要超过220%：经调整后的逝者财富是在世者平均财富的两倍。如今人们又进入了财富赠予的黄金期，程度远远超过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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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如今还是在19世纪，大部分的馈赠都是给孩子，内容则常常是房地产投资，馈赠的时点平均是在赠予方去世前10年（该时间差长期以来都保持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赠予重要性的增长，赠予接收方的平均年龄也在逐渐减小：2000~2010年，遗产继承者的平均年龄在45~50岁，但赠予接受者的平均年龄却在35~40岁，因此今天与19世纪或20世纪初期相比的差距并不像图11.3所显示的那样大[13]。在1990~2000年财税制度鼓励赠予之前的70年代开始，赠予就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比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富有的家长逐渐意识到，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他们也可以在孩子35~40岁时就赠予他们财产，而不用等到他们45~50岁甚至更晚时再移交财产。不论如何，不管到底哪种解释更精确些，现实情况就是：馈赠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成为现代社会继承和赠予财富重新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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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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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天命与耄耋：欧洲“美好年代”的年龄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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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财富积累的机制以及计算μ值的详细数据，我们需要按年龄段来分析平均财富的演变。表11.1显示了1820~2010年按年龄段划分的财富状况。[14]最为惊人的发现莫过于19世纪财富向着年长者集中的态势，这反映出资本日益集中。1820年，年长者的财富与50多岁群体（作为参照群体）的财富相比没有太多优势，60多岁群体的财富比参照群体高出34%，而80多岁群体的财富则高出53%。但随后各年龄段之间的财富差距就迅速拉大。到1900~1910年，60岁和70岁年龄段的财富就比参照群体高出了60%~80%，而80岁群体的平均财富更是达到了参照群体的2.5倍。注意这是所有法国人的平均数。如果只看财富最集中的巴黎，那么情况就更加极端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巴黎居民的财富随着年纪增长而膨胀，70~80岁群体的财富平均是50岁群体的3~4倍[15]。当然大部分人死的时候没有多少财产，由于当时养老体系不健全，许多人还陷入“黄金年纪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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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些少数财富拥有者中，财富随年龄升高而膨胀的趋势相当明显。自然，80岁群体的巨富不能用劳动或创业活动来解释，因为难以想象80多岁的人还会搏杀在创业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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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1820~2010年法国各年龄段平均财富状况（以50~59岁年龄段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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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69岁 70~79岁 80岁以上 1820 29 37 47 100 134 148 153 1850 28 37 52 100 128 144 142 1880 30 39 61 100 148 166 220 1902 26 57 65 100 172 176 238 1912 23 54 72 100 158 178 237 1931 22 59 77 100 123 137 143 1947 23 52 77 100 99 76 62 1960 28 52 74 100 110 101 87 1984 19 55 83 100 118 113 105 2000 19 46 66 100 122 121 118 2010 25 42 74 100 111 106 134 注：1820年，60岁群体的财富较50岁群体高出34%，而80岁群体的财富则高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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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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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越老越富”的现象意义重大，一部分是因为这可以解释为何“一战”前欧洲“美好年代”的μ值（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比值（较高，由此也导致继承额较高，此外这种现象也说明了经济进程背后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所有的个人数据清楚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财富向老人集中的现象是r>g不平等规律及其累计叠加发生作用的直接结果。具体来说，拥有大量财富的年长者所获得的资本收益要远超过其支付生活之需。比方说，老年人可以拿到5%的收益，然后只消费其中的2/5，另外的3/5用于再投资，那么其财富至少会以3%的年均速度增长，按此推算，在85岁时其财富就应该是60岁时的2倍。这种机制简单但效力强大，也可充分解释所观察到的事实。其实拥有巨额财富的人通常会将远远不止3/5的资本收入用于再投资（这将进一步加速财富分化），当然平均收入和财富也不会一直不变（而是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当时可能相对还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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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870~1914年法国财富积累和集中的机制研究，尤其是巴黎的财富状况研究，我们可发现许多与当今甚至未来世界相通的规律。不仅那一时期的数据极为详尽可靠，而且那个历史阶段也正好是第一次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高潮。如前所述，当时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多元资本市场，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结构也很复杂，包括海内外资产、公共资产和私人财产以及定额或可变回报。尽管当时的年均经济增速只有1%~1.5%，但正如在前面所阐述的，这样的增长速度从长期的代际角度或历史角度看是完全可持续的。因此这样的增速所体现的绝不是一个静止的农耕社会，相反这是充满了技术和工业革新的年代：正是在那些年里，汽车、电力、照相机和许多新鲜技术和产品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而其中许多发明都来源于法国或与法国相关。1870~1914年，50~60岁的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并不都是继承祖先的遗产；事实恰恰相反，许多人都是通过工业或金融领域的创业活动而发家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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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挥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平等规律r>g，大部分的财富集中都可用该规律解释。不论一个50~60岁年龄段的人的财富是挣来的还是继承来的，只要财富超过了相应的界限，那么资本就会不断自我复制并开始加速累积。r>g这一规律意味着，每个创业者最终都会变成食利者。哪怕这样的转变是发生在人生的后半阶段，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这样的转变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在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着许多奇思妙想，但到70~80岁时就会思维迟钝，但他的财富还会继续自动增长，或者他的财富可以转交给下一代来继续增长。19世纪的法国经济新贵都是充满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企业家，但在r>g客观规律的作用下，尽管当时企业家都意识不到这点，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强化并巩固了一个食利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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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 [:170461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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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后的财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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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45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其自我维系机制崩塌。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引发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图11.5清楚表现了这一点：1940~1950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在表11.1的年龄段财富分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80岁群体的财富是50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50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80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年人寒心的是，当年40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80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50岁群体，这与“莫迪利亚尼三角”十分接近，只不过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财富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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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所言，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遭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出现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遭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还是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的人那样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失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70~80岁，在50年代或60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累财富，因此在50年代，当他到了四十几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前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70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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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用来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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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正如第二部分所述，1910~1920年以及1950~1960年，私人财富总额下降了超过2/3：私人资本存量从相当于7年的国民收入下降到2~2.5年（见图3.6），但年度财产继承额却下跌了5/6，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占国民收入25%下降到了50年代的约4%~5%（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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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以及资本/收入比β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死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比的μ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60岁和70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50岁群体（见表11.1）。80岁年龄段的转机则出现在80年代。在1990~2000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曲线愈发陡峭。2010年时，80岁年龄段人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见表11.1）也计算到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曲线将更为陡峭，基本与1900~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70~80岁年龄段的财富是50岁年龄段群体的2倍，只不过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μ值变高（见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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