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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170462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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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比较译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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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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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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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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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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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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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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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25年见证了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财富大增长。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245％，印度则是198％。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过去30年，每年创造的财富增长在5万亿美元以上。低于每天2美元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比例由41％下降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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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这一不平凡的成功？在21世纪，我们能够期待类似成功的重现吗？能够使所有国家脱离饥寒之厄，使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吗？如果不能，我们能够做点什么以促使它发生？我们的著作试图回答这些困难重重而又异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所提供的答案很简单，不过，这些答案也说明，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进步视为未来发生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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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25年我们所见证的巨大发展是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市场体制在全世界扩展的结果。各个不同的国家，比如美国和韩国、中国和印度，都放松了对其经济的管制，在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面给了市场更大的空间。这一过程促进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而竞争又导致了更多的创新和更大的资源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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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这一大变革的一股强大力量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广泛发展。对于成千上万的人而言，缺乏资本为其创新思想融资是他们致富的最大障碍。传统上，你只能用钱生钱。在过去的25年中，金融市场的普遍发展推动了公平竞争。由于最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被吸引到发展中国家，这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当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后，创造财富主要依靠技能、创新思想和努力工作，而不是已有的财富。不过，尽管我们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世界上的许多(太多)地区而言，它依然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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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最后25年所取得的成功背后的秘密如此简单，为什么许多国家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采纳这些政策？而且，为什么仍然有许多国家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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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简单而且有充分说服力。对于市场体系而言，资本主义的运行需要一个基本的规则和规制架构，这样才能使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该体系并由此产生竞争性。通常来说，这一基本制度需要由政府提供。考虑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你想搭乘飞机，却没有对航空产业进行监管的政府部门，也没有管制措施来实施安全标准，这时候你肯定非常不愿意搭乘新成立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你会更加愿意选择既有的、拥有良好记录和声誉的航空公司。因此，如果在航空产业完全没有安全监管，这将有利于既有的企业，而新企业的进入几乎不可能，从而扼杀了竞争和消费者选择权。当然，过多的政府干预——譬如，进入权仅仅给那些宠幸者而不给其他人——同样对市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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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行为取决于公众的态度。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也取决于受到监管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正是自由市场体系为什么如此脆弱的原因所在。它的脆弱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尽管所有人都能够从竞争的市场上获益，然而，并没有哪一个特定的个体能够从维护自由市场体系的竞争和公平中得到巨大的利润。因此，在促进和维护自由市场方面，并没有人能够获得牢固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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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许多人通过抑制市场能够获得特殊利益。在反对市场的队列之中，不但有在竞争压力下失去工作的穷困工人，而且也包括工业巨头们本身：真正的自由市场所形成的竞争削弱了现存企业的地位，迫使它们不得不反复去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幸的是，后一个集团非常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且往往隐藏在前一个集团的后面来为限制竞争和抑制市场进入的政策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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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处于一种微妙的中间位置，它介于缺乏规则和太多限制性规则之间。这样一个中间位置如此狭小，因此，最佳形式的资本主义非常不稳固。它很容易蜕变为一种既得利益者所有、所治和所享的体制。纵观历史，大多数时期人们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很不幸的是它也是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所盛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因此，问题不在于为什么真正的自由市场体制在历史上如此罕见，而在于为什么最近30年这么多的国家能够在实现该体制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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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韩国和印度，它们的政治家们都信奉市场，并且试图提供市场所需的治理？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突然变得更加具有公众精神，或者说，金钱利益的影响突然消失了，而是因为随着产品和资本市场边界的开放，精英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变化。一旦竞争来自本地精英分子所不能影响的国外管辖区域，扭曲国内的基本制度对他们并没有好处。相反，既得利益企业希望国内市场能够运行得更好，以便于它们到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对于至少促使部分国内资本家从反对转而支持更好的、更具有竞争性的市场来说，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的边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途径：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国家之间的竞争正是国内市场能够更好运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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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愿意加入WTO，这说明它对此是有深刻理解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基本上同意将本国经济置于越来越激烈的外部竞争之下。反过来，这也给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在外国企业得到竞争所必需的进入权之前，它要完成必要的国内改革。比如，到2007年外国银行可以自由进入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要进行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改革。这不仅意味着要对体系内的不良贷款进行清理，提升工作人员的技能，而且也意味着要设置合适的监管体制，以使得公众认为中国的银行从安全与健康的角度看与世界上其他银行处在同样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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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金融部门只扮演了外围性的角色。国有银行只有在贷款没有政治风险的时候才愿意放贷。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投资的质量常常存在问题，但是这推动了经济增长。不过，包括国有银行的金融部门必须逐渐地做出更好的资源配置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经济的考虑，而不是基于谁更有关系以及谁具有政治权力的考虑。这一点已初露端倪——改革已经导致对个人购买汽车和住房的小额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以便于信贷直接面向私人部门，并且从缺乏效率的国有部门转移出来。对外部竞争的预期促成了许多改革，不过，对中国而言，这些改革必须加快进程，以便最终能使它的经济潜力与第一流的金融体系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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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因此现在尤其需要强调保持市场开放的重要性。反全球化运动在这点上完全混淆了是非。全球化并不会使我们成为跨国公司的奴隶，反而会把人民从把持国内朝政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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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有其负面影响，也不是说现在还没有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就应该马上放弃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一切管制。但是，我们坚持认为，今天的人们在谈论全球化时，反映的问题过多，看到的成就却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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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市场体系已经完善的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特殊的责任，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使后者成为更具市场导向的国家。在短期内，这会给发达国家的某些群体带来损害(我们在书中也讨论了他们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救助方法)，但在总体上却是有益的。从长期来看，这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有助于发达国家继续保留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之中。为了全球的利益，我们希望世界贸易组织坎昆会议的失败只是国际贸易发展长河中的小小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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