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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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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 第10章 市场机制为什么被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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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叙述了大萧条前后发生的事件和市场倒退造成的后果，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出现倒退以前，社会表露出对市场机制的普遍反对情绪；第二，公众对于市场态度的转变，给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和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虽然倒退的直接原因或许是由于公众对市场体制的不满，但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后果其实是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在那几年的时间里强加给市场的束缚用了半个世纪才完全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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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清楚，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公众要起来反对市场。部分的原因恐怕是大萧条的严重和漫长，尤其是相比之下，“一战”时期的管制经济显得非常稳定，而苏联当时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股市的崩溃，银行的破产，失业的迅速增加（在美国占全体劳动力的25%），打击非常沉重。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周期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一战”以前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但是大萧条的严重性还是动摇了人们对于市场体制能够自我修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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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起来反对市场，还在于人们厌恶一个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的、缺乏管理的风险。我们已经讲过，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效率，但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个人需要面对的风险。工人们既有在企业蒸蒸日上时的欢欣，也有在面临失业时的痛苦。他们通过多年经验积累下来的技能，可能由于某个陌生人发明了一套更好的生产系统而立刻过期作废。还有，激烈的竞争破坏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其实是传统的保护伞，所以，竞争不但带来了风险的增加，而且削弱了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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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可以为某些风险提供保险服务，但显然不足以抵抗市场波动中最严重的破坏。整个行业被淘汰的风险，长时期失业的风险，大规模衰退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私营的保险行业难以承保的。被竞争伤害的不幸者由于没有机会和救助，生活显得格外艰难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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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现行体制不满的人——失业者，损失了储蓄存款的退休人员，倾家荡产的小业主——其数量在经济危机中大大增加，政治影响力也剧增。实际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的增长还会超过人数的增加，因为在危机中，贫困人群可以更加团结，克服一个松散团体在平时常见的无组织、不协调的问题。一些有文化和组织才能的人也加入贫困人群，他们非常清楚还有很多人和他们的处境一样，正期待着他们的领导。还有，在衰退时期被曝光的经济丑闻也特别多，使得现存制度显得更加不合理。反过来，通常阻挠集体行动的障碍——例如担心自己的行动没有人追随，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共同行动的目标不明确，存在其他选择的机会等等——在当时都会减少。这样的结果就是使贫困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反对市场弊端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的愤怒，加上利益集团的私利，就形成了强大的反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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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后还会面临这种对抗势力吗？如今，人们对于市场的不信任与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一家辉煌的能源公司破产了［当时是印述(Insull)，如今是安然］，人们指责金融机构追捧牵涉自己利益的股票（当时是大通，如今是美林），指控某些声名显赫的经理人涉嫌逃税\[当时是纽约花旗公司的查尔斯·米歇尔，如今是泰科公司（Tyco）的丹尼斯·科斯罗斯基\]。当然，当年的情形要严重得多，而今天的经济体系已经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完善，不过并非没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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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社会保障的缓冲机制来减轻市场的打击，当时约束市场的政治压力尤其强大。幸运的是，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那时认识到，必须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来减少人们面临的经济波动的风险，减少衰退时期的贫困人口。很不幸，他们是在两个灾难性的事件——大萧条和“二战”之间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使得当时建立的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约束。随着市场更加自由化，当时建立的保障体系是否还适用和充足就值得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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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需要检讨，为什么政治家们如此急于给市场机制加上束缚，而不顾及由此带来的长期的消极影响。2002年3月5日，小布什总统决定把美国进口钢铁制品的关税从8%提高到30%，就提供了一个很及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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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制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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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全世界的钢铁消费总量大约是7.3亿吨，而钢铁行业的生产能力还有2.7亿吨的富余1，除非出现突然的需求增长，全球的钢铁生产能力应该被削减1/3。而且，钢铁行业的生产效率还在不断提升。在1980年，美国国内的企业生产1吨钢需要10个人工小时，今天不到4个2。对于一个需求增长缓慢的行业来说，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就必然意味着大量的裁员。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钢铁行业的生产量大约提高了20%，而平均每年员工人数的减少超过了1万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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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整个行业都一团漆黑，有的部分在萎缩，而有的却在增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拥有两个钢铁行业，一个是依靠传统的技术……另一个是正在急速增长的微型工厂”4。这些微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企业的7倍5，很自然的结果是，它们的生产能力在过去20年里大量增加，在1981年占全美的15%，今天已经上升到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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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一些企业被迫关门，对于一个自由市场而言，首先关门的将是那些最没有效率的企业。在美国，就是那些古老的集中型的家族企业，例如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贝斯勒翰姆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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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闭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一环，对于一个经济体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给更有效率的企业铺平了道路，避免糟糕的企业拖累整个行业。但是这对于某些人是痛苦的，对于一个50岁的钢铁工人而言，他成了祭献给生产效率上帝的牺牲品，实在难以接受。很自然，他要站起来抨击竞争体制，而不是责怪自己的技术或者运气，他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体制的不公正基础。这样，3万名钢铁行业的员工就开赴华盛顿，要求政府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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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行业有16万名员工，而钢铁消费行业的员工有900万人。尽管在人数对比上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但是美国钢铁生产行业的员工和企业却成功地得到了政治支持，迫使政府对钢铁进口提高关税。根据我们以前的分析，小而团结的群体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因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需要他们这个群体来承担，而调整的利益却是由很多人分享，所以竞争的受害者的声音总是显得比受益者的要洪亮。老的钢铁企业集中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些地区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争夺非常激烈，那里的钢铁工会在选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下一次选举也是同样。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比尔·克林顿没有能够对钢铁行业给予帮助，才导致2000年小布什在民主党的传统优势选区西弗吉尼亚取得了胜利7。很明显，在小布什总统宣布对钢铁制品提高关税的时候，政治需要压过了他以往奉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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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钢铁工人得到的政府帮助的形式。美国政府不是给面临失业的工人提供补助，而是利用提高关税来保全他们不失业。根据研究，这样做的代价是导致钢铁消费行业减少7.4万个就业机会8。关税还会让美国的消费者每年多付出50亿美元的资金。其实，这并不是最近的政策产生的临时效应，美国的钢铁行业一直就从贸易限制和政府补贴中得到好处，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限制就使得消费者每年多负担了68亿美元的代价，而同期的政府补贴高达300亿美元9。而且，关税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美国，为了防止被美国阻挡的大量钢材涌入自己的市场，波及自己的钢铁企业，欧盟已经开始提高关税。这样，除了美国的消费者以外，在一些更贫穷的国家，例如波兰和保加利亚，那里的钢铁行业的员工和家属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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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治家们不考虑直接给“创造性破坏”的受害者提供补贴呢？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干预经济过程，保护落后企业，导致这些企业今后还会继续要求提供更多保护？毕竟，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给钢铁行业的富余员工提供再培训和抚恤金，不是要比实施贸易限制的代价小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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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与形式有关（如何操作），另一个与功能有关（为谁服务）。首先来考虑形式的问题，限制竞争的成本大多是隐性的，其负担者是外国的企业、本国的消费者和潜在的企业家，他们在政治上都不活跃（有的根本不在场），所以没有太大的危害。钢铁消费行业的确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宣称这些关税要让每个公民付出多少成本，要使他们的行业损失多少就业机会。但是他们的言论要牵涉自身的利益，这种立场的倾向会影响他们的论证的权威性，而且他们提出的理论比较复杂，公众很少有时间、兴趣和能力去评判。对政府来说，限制贸易不会涉及政府财政，不会再增加已经不堪重负的财政赤字。而对于保留了工作的钢铁行业员工来说，限制竞争的措施当然是公平的，也不像领取政府补助那样容易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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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的最佳反应是混淆救济的性质而选择关税作为关怀的措施，这完全符合政治家的利益。例如，俄亥俄州的众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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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总统的果断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非法”的进口产品泛滥成灾，在过去4年里，已经有29%的国内钢铁企业宣布破产或者歇业……为了美国的钢铁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联邦政府必须采取积极行动，落实美国贸易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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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非法”的钢铁进口。而布朗所谓的积极落实“美国贸易法”，实际上是指美国应该援引《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01条款，或者说例外条款，该条款允许一个国家暂时停止对自由贸易的承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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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直接给失业的员工提供政府补助，但是这个办法更难以通过政治决策的审查流程。直接给失业员工提供补助所需要的成本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明显的，他们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要给他们补助而不给我？”或者说，形式的变化会让公众不再保持“理性无知”的状态。而且，如果政府的财政支出要增加，政治家们就必须平衡这些工人和其他有权势的集团之间的利益。最后，提供补贴需要员工们自己接受现实，他们要靠社会的救济生存，尽管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但他们的内心会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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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贸易限制的第二个原因是功能的问题：尽管贸易限制并不是保护员工利益的最佳办法，但却是工业集团最期盼的办法。如果工人们得到直接的补助，那些钢铁企业就什么也得不到，相反，还更容易倒闭。3万名开赴华盛顿的工人其实是工业集团为保护自己利益而设置的人体盾牌，牺牲的是自由市场体制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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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保护工人和保护企业混淆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保住目前的工作岗位，这些大型的老钢铁企业都有所谓的历史负担问题——就是说，这些企业需要给60万名退休员工提供退休金和医疗费用。让企业来负担这些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其实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原因，因为在支付工资时，企业完全可以每月支付必要的费用给私人的或者公共的信托基金，由这些基金负责在将来给员工支付退休金（用现代的说法叫作缴费确定型年金）。但是，如果职工要依赖原来的企业给自己发放退休金，那么他们又会形成一股支持企业继续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这些企业钢铁都不愿意把退休金的责任交给信托基金。工业集团就是这样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人体盾牌体系来保卫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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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在资本家和其他竞争受害者之间结成联盟看上去似乎难以想象，其实总是可能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尤其容易。衰退削弱了支持对外开放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削弱了支持竞争效率的最大力量。同时，衰退增强了贫困人群的力量。这样，经济衰退，尤其是同时在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威胁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稳定。这就是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事情，当时形成了反市场的逆流，其影响一直持续了5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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