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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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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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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和图1.2分别总结了美国和英国在过去100年里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我首先描述了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下一节将更详细地介绍家庭收入的定义。以美国为例，现在我们可以将人们在所得税申报表上填写的数字视为家庭收入。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这个综合指数的数值范围在0—100%之间，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康拉多·基尼（Corrado Gini）普及的。21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这个系数隐含着分配权重，但无数使用这个系数的研究者可能不太了解权重的具体情况。事实上，在使用基尼系数时，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其权重为最顶层四分之一人群获得额外一美元时所赋权重的三倍。22从漏桶实验的角度来看，即使一个人获得的转移支付损失三分之二，仍然可以认为这一转移支付是合算的。因为基尼系数被广泛使用，而且能找得到的统计数据都是用它来表述的，所以我在本书中仍然采用了该系数，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个系数将整体分配情况转化成了一个数字，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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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13—2013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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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以家庭规模均等化（调整）处理后的家庭总收入为基础，用基尼系数衡量了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所占比重用三角形表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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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13—2013年英国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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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总体水平（即图中用正方形表示的部分）。在早期数据（图中用空心正方形表示）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税后收入，没有用纳税单位的规模进行调整。在后期数据（用实心正方形表示）里，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可支配家庭收入，并用家庭规模进行了均等化（调整）处理，所以数值较低。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百分比（用三角形表示）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所上升。其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1990年税收体系发生了变化，纳税单位从夫妻变成个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比重（用×表示）是指可支配家庭收入经均等化处理后低于英国家庭中位数收入60%时，生活在这类家庭中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参照右侧比例尺，图中的菱形代表收入前十分位人群（即10%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于全职工人中位数收入（即收入分配的中间点）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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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描述了总体不平等的长期变化，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变。20世纪中叶，它的收入分配似乎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平均。196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称，“知名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和编辑也表示认同”，他援引了《财富》杂志的内容，认为“尽管没有一个脑袋被挑在枪尖，也没有一个火车站被占领”，但分配革命仍然发生了。24基尼系数比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美国不平等的整体水平没有太大变化，由此产生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亚伦（Henry Aaron）的著名笑话。他说追踪美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就像观察青草生长一样”。随后到了80年代，青草开始疯长。这是美国的“不平等拐点”。在1977—1992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4.5个百分点左右，1992年之后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平等的总体程度没有回到爵士乐时代，但是已经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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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分配的顶端，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79年到1992年上升了50%，到2012年，他们的比重几乎比1979年高出一倍。即使将收入税调整造成的影响考虑在内，这种增幅仍然相当惊人（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导致了收入在公司部门和个人税收返还之间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前，收入最高人群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前50年里整体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一战”期间——虽然该比重在喧嚣的20年代重新上升，但紧接着在1929年大崩盘之后和“二战”期间再次下降。如今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百年前的水平。这个人群占有了美国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是按比例分配得到的收入的20倍。此外，这个人群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相当高：其中的1%收入最高的人（即0.01%收入最高的人群）拥有这个群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意味着占总人口万分之一的人群拥有总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美国分配曲线的上尾与俄罗斯套娃有些相似：无论我们如何对收入分配进行切割，剩下的收入最高的人群里依然表现出同样高的不平等程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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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的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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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比较英国的经历和美国的不平等变化情况？经常有人认为，英国就是对美国的模仿，只要借用描述美国不平等状况的图表，并把标题里的“美国”换成“英国”，就可以得到描述英国状况的图表。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如图1.2所示，反映英国整体不平等状况的序列数据开始于1938年。“二战”后的不平等程度比1938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左右。读者看这些图表时应该把焦点放在不平等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上。由于两国测量收入的方式不同，所以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并不是完全可比。随后，英国的整体不平等程度在80年代开始上升。它在1979年之后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平等拐点”。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比重起初持续降低，到70年代末又开始调头上升。1919年，1%最高收入人群占有总收入的19%，这个比重在1979年下降到6%左右，但自那以后几乎翻了一番。现在英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及美国，但仍占到英国总收入的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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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60年罗伯特·索洛撰文探讨收入分配时特别强调“在20世纪，英美两国的不平等变化情况表现出相似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26但是从那以后，两国的情况渐行渐远。80年代英国总体不平等的上升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在1979—1992年间，英国的基尼系数上升约9个百分点，是美国的两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992年之后，英国的不平等程度仅仅略有上升——2011年，其基尼系数几乎和20年前一模一样。时间变化模式的差异和不平等的总体上升情况表明，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并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为我们了解影响不平等的基本力量提供宝贵信息。研究“双重差分”——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出现的差异——为我们解释不平等程度加深的原因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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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里，在用基尼系数衡量英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时，基尼系数没有上升——关心英国的读者或许会感到些许安慰。然而，它的不平等程度仍然显著地高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水平。要使不平等程度回到披头士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的水平，基尼系数必须再降低约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只通过调整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这个目标，基于对税率和政府支出的合理假设，要想使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35%下降到25%，那么税率的上调幅度必须达到收入的16%。27这样大的调整幅度指明了一个事实：仅仅依靠财政手段无法降低不平等程度，一旦我们将大幅调高税率可能对激励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个结论还将进一步强化。有鉴于此，本书提供的政策建议都以降低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目标，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旨在降低不平等的激进政策必须让所有政府部门都参与进来。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挑战的严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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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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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一系列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进行比较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图1.3展示了各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经均等化处理后得到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按首字母排序涵盖了从澳大利亚到乌拉圭等国，从人均总收入来看涵盖了从印度到美国等国。进行这种比较并不容易，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其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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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接近50%，几乎比图上端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高出一倍。而南非的基尼系数接近60%，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也很高，都在40%以上。美国和英国排在以色列之后，其中美国的基尼系数低于图1.1中的数值，这是因为后者计算基尼系数时使用了税前收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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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比较表明了要想扭转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上升趋势，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对英国来说，它的基尼系数要下降1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荷兰的不平等水平。对美国来说，它的基尼系数要下降7.5个百分点才能达到法国的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的差距较小。自1980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上升了4个百分点，也可以把法国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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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0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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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用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基于均等化处理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瑞典的基尼系数是23.7%，南非的基尼系数是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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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否是唯一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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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介绍的是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证据。曾在社会保障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大声疾呼：“应该把重点放在消除贫困上，而不是总体收入分配或不平等的普遍程度。”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29我很认同他对收入底层的关注。正是20世纪60年代贫困重现英国的事实，具体来说是布莱恩·亚伯-史密斯等人（Brian Abel-Smith和Peter Townsend）于1965年平安夜出版的《穷人和最穷的人》，引导我开始研究贫困并出版了第一本书《英国的贫困与社会保障改革》。30在50年后的今天，与贫困的抗争明确写进政治日程，各国政府为此设定了清晰的目标。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社会发展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之后，爱尔兰政府提出了全国性减贫目标，将其纳入1997年全国反贫困战略。1999年托尼·布莱尔执政期间，英国政府制定了消除儿童贫困的官方目标，希望在2020年之前完全消灭儿童贫困。布莱尔的继续任者戈登·布朗推出了《儿童贫困法2010》，使这个宏大的愿望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欧盟在《欧盟2020战略》里也制定了相关目标，希望将物质极度缺乏的贫困人口和“失业家庭”的人数至少降低2000万（目前欧盟的总人口约为5亿）。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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