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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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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垄断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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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名为“21世纪资本论”，但事实上它谈论的主要是“财富”和“资本”，将这两者区分开来非常重要。现在财富的分配差距非常大，但对于自家大门以外的经济活动，人们凭借拥有的财富很难进行控制。自住业主的确控制着可以产生住宿服务的资产，但是当他们将部分养老金储蓄投资于持有租赁房产的对冲基金时，并不能控制基金所持有的房屋或公寓。是基金经理掌握着如何对待租房者的决策权。同样，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财富为上市公司提供了大部分股本，但是储蓄者对于这些公司的决策没有决定权。将资本用于生产活动的过程不同于财富的受益所有权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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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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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探讨收入的宏观经济分配时，资本与之息息相关。从第2章中可以看到，促使战后不平等程度降低的因素之一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发生逆转——近几十年来利润的比重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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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从总量生产函数来探讨利润比重上升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出发点。在这个函数里，全国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28这是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核心所在。他的模型表明，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规模的增加，经济会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在这部分讨论中，我假设经济是封闭的，这样就不存在来自国外的资本或劳动力，也不存在进出口）。然而，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存量上升而劳动力规模原封不动，那么会发生什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里，资本回报率等同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存量上升就会导致回报率下降。因此，利润比重受到的影响取决于回报率的下降幅度，而相应的，这取决于吸收每个工人的新增资本的难易程度。所以，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替代弹性——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上文提到的是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替代问题）。如果能轻而易举地用资本替代劳动力，那么替代弹性就超过了1，回报率会略微下降，每个工人对应的资本数额上升会推高利润比重。如果弹性小于1，那么利润比重就会下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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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要想证实利润比重发生的变化，就要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经济学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广泛达成了一致意见，借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话来说：“现有的绝大多数估算结果都表明，短期替代弹性远远低于1”。罗伯特·奇瑞可（Robert Chirinko)综述了美国的31项研究后得出结论，“大量证据表明（总体替代弹性）在0.40—0.60这个区间内”。30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额上升将导致利润比重下降，而非上升。不过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利润比重随时间出现的变化不仅取决于资本积累率，而且取决于技术变革的本质。就像我们之前讨论技术变革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关系一样，技术变革可能偏向于资本。譬如，阿方索·阿尔帕伊尔等人（Alfonso Arpaia、Esther Pérez和Karl Pichelmann）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欧盟15国里，9个国家的劳动力比重出现下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资本深化（即每个工人的资本上升）引起的，同时技术进步扩大了资本，各个技术领域都出现劳动力替代的现象”。31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和先前探讨技术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一样，我们必须提出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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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毫无疑问长期替代弹性会高于短期替代弹性，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过去的经验不一定能为未来提供可靠的指导意见。我们需要更大胆地思考总量生产函数。哈佛经济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可能性。资本发挥了两个作用：它不仅通过提高生产函数的第一个自变量产生直接作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补充劳动力产生间接作用。32这种补充可以采取使用机器人的办法，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多种形式。总量函数的形式表明，人们使用的通常是资本的第一种用途，不过它可能用于补充劳动力，也可能不用于这种用途。我们可以预见到，使用机器人或其他自动化技术来补充人类劳动力，其条件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成本。工资相对于资本成本的比率存在一个临界值，达到这个临界值时使用机器人才会经济实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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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想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比喻，但的确是潜在的事实。卡尔·弗雷等人（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Osborne）研究了未来美国实现工作电脑化的可能性后总结说，美国所有工种里有47%属于高危工种，即它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实现自动化。弗雷等人对工种的分类超越了前面提出的常规工作/非常规工作或之前的研究提出的体力工作/认知工作等分类，而且分析了实现工作电脑化的具体瓶颈。高危工种多属于办公室和行政、销售和服务类工作。低风险工种属于医疗、教育、教育/法律/社区服务/艺术和媒体类工作。低风险工种都需要特定的人际技能，如社会洞察力、谈判、说服力和原创性——这完全在意料之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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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宏观经济发展故事，而且它的开端可以套用索洛模型。在这个背景下，资本—劳动比上升导致工资提高，回报率下降。只有当替代弹性超过1时，资本比重才会上升。然而替代弹性超过一定程度后，工资与回报率之比会达到临界值，机器人开始取代人类劳动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人均资本上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工资与回报率之比没有改变，资本比重会上升，与替代弹性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必假设弹性的值，而简单地修改经济增长的标准模型，以凸显主要的分配困境：如今增长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多地反映到利润的增长上。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早在50多年前就在其著作《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里强调了这种困境。他在书中相当精确地指出，自动化将提升不平等程度。35当时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保罗·萨缪尔森为这本书写书评时问道：“这不是狼来了的故事吗？”他还补充说，在美国“还没有人从丰富的统计数据里发现工资比重在下降”。36当时（1965年），萨缪尔森的论断没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工资比重的确在下降（参见图2.4）。半个世纪后再回顾这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争，米德证明了自己当初警告人们注意资本及其所有权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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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市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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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经济活动中的一类重要参与者——公司——尚未进入我们的讨论核心。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劳动力市场上，而公司是以雇主的身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中，并没有考虑它们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然而，正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决定了工资及其他收入的购买力。工会也许可以通过谈判提高工人工资，但是这可能只是推高了物价，而不会提升工人从总产量价值中获取的份额。在某种程度上，公司一直处于幕后，是因为人们假设它们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即假设它们是产品市场的价格接受者。然而，这与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现代经济中，公司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决定自己的定价策略。由于面对着竞争，所以极少有公司是纯粹的垄断者，但它们知道自己能销售多少产品或服务取决于自己的定价：它们是垄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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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市场力量的存在改变了上述故事。公司完全竞争这个假设并非无伤大雅地简化了现实情况，可能是一个将人们完全引入歧途的出发点。波兰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观察到，“当人们忘记了完全竞争的真实本质只是一个简单好用的模型时，它就成了一种危险的谬见”。他在“阶级斗争和国民收入分配”一文中称，“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工资率改变时工资比重一定不变。然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产能过剩和成本加成定价是工资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石。工会越强大，他们约束加成定价行为的能力越强，所以能提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37如果我们把卡莱茨基的原始分析作为基础深入开展研究，并把当前对垄断竞争公司行为的理解与劳动力市场谈判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工人的权力更强大时确实会降低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力量操纵产品定价的力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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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充分理解这些相互关联，我们必须研究经济的一般均衡。通常只要观察经济的一部分，或者说“局部均衡”，就足以实现许多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像我们研究牛奶市场一样。但是要想研究收入分配，就必须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前文已经指出）与产品市场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将经济视为整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展研究。在决定市场经济的一般均衡时，人们发挥着多种不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既取决于他们为不同市场带来的东西，也取决于他们的市场地位所产生的能力。目前，大型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市场地位所掌握的力量让很多人感到忧虑，但这并非新近出现的现象。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中表达了对现代公司主宰经济的担忧，并为此探索了工人和消费群体的“抗衡力量”这一概念。39经济中的再平衡力量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所提政策建议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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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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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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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主要关注了个体及其家庭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这种关注点看起来离那些大谈特谈国民收入或GDP等宏观经济总量的经济决策者相去甚远，而主导新闻公告和政策辩论的是后者——宏观经济数字。然而，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是决定个体经历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本章主要谈论的资本回报和技能回报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将宏观经济学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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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收入到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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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绝非易事。如果我们想试着给不懂经济学的邻居解释GDP标准数据的含义，难点就在将这些国民核算中的数字与邻居向税务局缴纳的收入所得税联系起来。研究国民核算就像踏入一个迷宫。我们从工资和薪酬等某些可以辨认的“地标”出发（即使这些“地标”辨认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工资和薪酬包括员工缴纳的社保和个人福利，与员工实际拿到手的金额有差异），然后，我们必须在生产性经济和家庭部门之间的各种机构中，找到前进的路线（请参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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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从国民收入到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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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中间机构是国家。我们对此都有亲身体验，因为如图1.5所示，家庭要向国家纳税并接受国家的转移支付（图3.1中的虚线部分也描绘了这种情况）。不过除此之外，国家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并影响了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两个作用与本书关系最为密切。第1章曾经讨论过国家的第一个作用，即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个体消费性服务，如医疗和教育。这些服务的范围和地点对收入分配具有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在普及免费医疗保健的国家，现金收入分配的意义不同于不提供此类免费服务的国家。我们只对比了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国家的第二个作用对我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即国家发行国债。除了其他购买者以外，国家还会向家庭发放利息，使其成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即图3.1中实线表示的情况。近年来，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关于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信息，但国家确实拥有资产，而且它们抵销了国家债务。这些资产包括道路、学校和政府建筑等国家直接控制的资产。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家资产还包括公司的国有股份。譬如德国下萨克森州在大众集团拥有相当数量的股份，2013年该州持有大众20%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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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公司是第二类中间机构。公司的部分利润以分红和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家庭，但部分利润留在公司用于再投资或收购。如果后者收益斐然，那么留在公司的利润未来会产生更多分红。在某种程度上，分红增加是股市所期望看到的，因为股价会水涨船高：未来增加的分红会马上转化为资本，从而推高股价。我们可以看到，采取收入的广义定义意味着资本收益的增长和损失都要计入家庭收入。同时这显然是一个间接且不确定的机制。在公司部门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双向箭头：公司受益于国家发放的补贴，同时也向国家缴纳公司税和其他税收。流向国外的资本没有在图中体现出来，但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中，可能某些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是由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以英国为例，2012年对英国普通股受益所有权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益所有权归“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所有（1998年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彰显了全球变化之迅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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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中间机构的存在使整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即“金融服务业”，其中包括养老金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这些机构是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国内持有的股份中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金融服务机构手里，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只略高于五分之一。大部分公司收入与家庭收入之间的联系极其模糊。譬如，家庭利用养老金基金来积累投资收入，以满足未来退休生活的需求，所以这些收入可能很久以后才会支付给家庭。后面的章节将探讨资本收益比重上升产生的影响，我们关注了总体回报率与小储户银行账户收益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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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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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核算到家庭收入这个简要的路径可以为我们提供两条普遍性的教训。第一，这两者不能画等号。家庭收入总额远远低于国民收入（GDP）总额。国民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中间机构所吸收。国家需要资源来提供公共行政、国防和公共产品。公司要留下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展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的增长可能低于GDP增长。GDP要用来维护基础设施、缓解气候变化、投资教育并且供养老龄化人口。在某些国家，在某些政府执政下，满足这些需求的责任可能会转移到私人部门，但实际负担仍然存在，只是其形式表现为用于可自由支配家庭支出的那部分收入减少了（即支付个人医疗或教育费用后剩下的收入）。不管怎样，我们预期未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低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