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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二部分 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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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提供了具体的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将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其中有些建议是以英国为具体参考来制定的，但我相信这种基础方法会引起广泛的共鸣，亦可应用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不少建议涉及累进税和社会保障等传统措施，而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言论，说这些方法是老生常谈，抑或是过于疯狂的理想主义。我在第7章和第8章中确实谈到了“税收和支出”的建议，但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强调降低人们税前和政府转移支付前的收入不平等的措施。如今，只有通过解决市场中的不平等，才能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在第4章至第6章中，我要从影响市场收入的工作和资本这两个经济因素开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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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4章 技术变革与抗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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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中，我讲述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事例，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可以共同说明最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分配的变化趋势。经济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但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增长了，从而限制了工薪阶层的收益。这个例子有一个具体的背景，即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拥有较强能力的独立资本（机器人）和工人的生产率之间的竞争。很多观察家认为，机器人远不止是一个隐喻，而是已经赢得了胜利。《经济学人》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列举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例子，并断言“到21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地方都会很难再见到出租车司机。这对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一直依靠这些司机作为最可靠的坊间传言的来源”。1不过，机器人技术的发明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并非偶然发生的：它们反映了进行此类投资的审慎决策。因此，我们需要先从下面这个问题着手：这类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也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谁来做决策？此外还有关于抗衡力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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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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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商业化的决策。对新机器人技术（继续用机器人的那个比喻）发展进行投资的是企业，这些企业要么专门从事资本品的生产，然后将之卖给那些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企业，要么就是在内部自行研发技术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如正在考虑对其喷漆生产线的机械化进行投资的汽车生产商。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笔很不错的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工人将不再暴露于有害化学物质之中，而且可以获得质量更高的产品。而对于负责机器人操作和保养的工人来说，新的喷漆生产线可以提供更具技术含量的工作，但需要他们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最初，新的生产过程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力介入，因为需要对生产线进行测试，机器人也需要经常性的人工参与才能解决故障问题，但随后劳动力总数将大幅减少。而这种人工工资的减少就是最初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在决定是否启用这项新技术的过程中，企业会衡量当前的投资成本和未来所节省的费用。由于结果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期规划，因此如果企业更关注长远收益，投资实现的可能性也更高。当然也存在其他考虑，比如机器人不会罢工。劳动人数减少，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控制生产过程，同时也减少了与工会谈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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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例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是一幅很好的画面，描述了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的收益，并且告别了那些讨厌且危险的工作。听起来很像凯恩斯在1930年所发表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一文中预言的那个世界。在此文中，凯恩斯预言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经济问题”亦得到解决。2那么，我们不能让市场经济来做此类决策吗？这直接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分配。谁的后代在享受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凯恩斯将“劳动力吸收问题”称为“过快变革所带来的增长烦恼”，但我们已经看到，就国民收入份额而言，这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谁获得了资本收益，以及促进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麦肯锡公司组织过一个以“自动化、职业和工作的未来”为主题的圆桌会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在会上总结称，关键的问题在于“谁拥有机器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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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结果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并没有出现在上述那个喷漆生产线的案例中，但《经济学人》所列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例子确实涉及了此类问题：最终产品的一个关键元素是由人与人的接触来提供的。这个问题在喷漆生产线的案例上并不突出，因为喷漆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汽车的购买者也不会在意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参与了这项工作。但乘坐出租车却是一种最终服务。出租车司机提供的其实是一种综合产品：从机场到酒店的行程以及对坊间传言的简要概述。有时候，乘客可能并不需要后者，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服务是有价值的，即使它并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人与人的互动或许能保证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提供如何使用产品的重要信息。通过自动设备分发的药物，并不会提供医生对正确用药的指导。用机器人为足不出户的顾客送餐到家，也不会提供人类之间的互动，但对很多被服务对象来说，互动却是服务的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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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相对资本而言，人力服务因素提高了人的相对生产率，但其前提是假设人力服务将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经济学中没有定理来确保市场会决定产品和人力服务的正确组合（在两个要素无法捆绑时），因此共同供给（joint supply）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市场上会有两类出租车：一类是有人类司机的，另一类是无人驾驶的，然后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去挑选有或没有人力服务的内容。这与地理位置问题有相似之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的那样，没有理由认为市场力量能保证销售商找到正确的地理位置。设想一下，在一个海滩上同时有两个冰激凌商贩（他们出售同一种冰激凌），假如海滩上潜在购买者的分布是均匀的，那么两个商贩要想实现收益最大化，就应当在海滩正中间的位置上紧挨在一起售卖冰激凌。两人出售的其实是同一种产品。但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缩短购买者步行的距离，这两个商贩的位置本应该分开，最好是两个商贩分别待在海滩两侧四分之一处，然而作为市场解决之道，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两个商贩只要向中间位置移动一点，就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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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强烈的意愿来保留商品和服务供给中的选择权，特别是包含人力服务的程序。如果企业追求高度机械化的供给模式，比如机器人配送，那么这个决策将影响薪资和雇佣。在需求以公共购买的形式出现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对被承包出去的服务进行招标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决定人力服务的重要性。在几乎或完全不强调维持服务本质的情况下，对最大程度地降低供应成本的重视，会促使供应商选择自动化。更直接地说，如果削减公共预算的紧缩计划会导致忽视人力服务的内容，那么这些预算削减将促使部分工人收入转变为资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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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带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的决策可能会对未来产生长期影响。在第3章中，我提到了干中学的问题。如今我们用自动化代替人类工作的现实，很可能导致企业获得更多的自动化经验，在未来更多地用机器代替工人。今天的生产模式的选择将影响我们未来的选择。使用机器人的经验会引领我们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机器人将逐步取代人类。但我们本可以选择另一个方向，即人力服务得到强化，使人类的技能得到充分开发。因此，我们必须考虑现在的生产决策对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企业优先看重的是股东的利益，因此其动机可能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并不一致。由此，我们需要考虑抗衡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我将在本章的后面讲到这个问题。首先，我要讲的是国家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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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技术发展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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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可以在影响技术变革的性质以及市场收入的未来走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引出了如何消除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这一课题的第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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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1 政策制定者应明确关注技术变革的方向并鼓励提升职工就业能力的创新，重视服务供应中的人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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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嘴上说说越来越显著的不平等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技术力量造成的，这还不够。政府可以影响道路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通常并不会与社会公平问题产生交集的政府各部门可以施加这种影响。因此政府要想减少不平等，就必须让所有部门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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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一目标，第一个办法就是资助科学研究。美国苹果手机的例子就展示了政府资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苹果手机的成功依靠的是“七八个基础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突破，比如全球定位系统、多点触控屏幕、LCD显示屏、锂电池和蜂窝网络……这些都源自于联邦政府所支持的研究……苹果公司所生产的最终产品是该公司的功劳，但它利用了政府支持的研究”。4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创新国度》（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书中对苹果公司的故事做了深入剖析。比如说，在触摸屏方面，她指出了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的作用：“被誉为电容式触摸屏发明人的约翰逊（E. A. Johnson）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过他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当时他正效力于皇家雷达研究所（这是一家英国政府机构）……触摸屏最初的开发则是由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做的……塞缪尔·赫斯特（Samuel Hurst）在离开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后发明了电阻式触摸屏。”再比如硬盘驱动器的基础巨磁电阻，“最初只是德国和法国的两个完全独立的由政府资助的物理学研究项目，最终带来了近年来最成功的技术突破之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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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也许能展示一种线性过程，即基础性研究由国家资助，私营部门则负责将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然而，国家乃至全社会在研究成果的转化阶段同样也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会参与其中。这不是说要由国家来“挑选赢家”，而是要意识到政府的决策对一个复杂进程中的很多阶段都有着潜在影响力。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但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技术革新。用马祖卡托的话来说，就是“承认革新的‘集体性’特征是很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企业（无论大型或小型）、不同类型的资金和不同的国家政策、机构和部门有时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互动”。6而这些会对政策产生影响，正如斯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认为革新来自于协作性网络，那么我们就会支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形式并存：不过于严厉的专利法、开放的标准、雇员参与持股计划、跨学科联系。”他是通过对包括灯泡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革新的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他还认为，“灯泡不只是为我们在床上阅读时提供光亮，它还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新想法成为现实的方法，以及社会应该如何培育新的创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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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制定支持革新的决策时应当明确考虑分配方面的影响，无论这些决策是涉及筹资、许可证、规制、政府采购还是教育。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政府现在正在这样做。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项目局（DARPA）在2004年启动了自动车辆挑战大赛，该项目的目标就是在2015年之前为美国三分之一的地面部队提供无人驾驶车辆。但这个项目考虑了军事用途之外的影响了吗？比如对出租车司机或其他人的影响？有没有制定方案来安置不再被需要的人类司机？欧洲财团在启动“普罗米修斯计划”（欧洲高效安全运输系统）时考虑分配问题了吗？“高效”出现在其名称中的事实说明，“平等”则并非其优先考虑的事项。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宣布了《美国竞争力计划》，加速美国以研究为目的的投资开支。该计划宣称，“研究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回报”。但有没有记者问过他“给谁带来回报”？8研究开发的方向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影响，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出一些关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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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就业与技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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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在提高资本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已讨论了技术变革方向的问题，但在经济领域仍存在着一个涉及偏见的重要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指出，某些领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其他行业，而且有些行业不存在提高人均产出的空间，此类偏见在以其名字命名的鲍莫尔效应中突出显现出来。9上述第二类现象的典型例证是弦乐四重奏，但鲍莫尔效应的主要应用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认为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由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管理等公共服务的相对成本一直在增长，由此导致财政问题。从最本质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既可以教学生也可以造汽车，而技术进步意味着他或她可以制造两辆车而不是一辆，那么如果工资随着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则教育的相对成本就翻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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