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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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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6章 资本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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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经济分析时，我着重强调了资本收入所起到的作用，也强调了所有权平衡的必要性。我当时做了一个假设，现在还要继续延用这个假设，那就是经济活动是以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来组织的，其中大部分经济活动都由私人企业完成，这些私人企业会雇用工人，并在公开市场出售它们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我也认为，在考虑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时，有必要明确区分财富受益所有权和资本对经济决策的控制权。如果一个人参与了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而该基金拥有ABC公司的股票，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ABC公司的间接股息受益人，但是他对ABC公司所做的决策并没有发言权。他不能取代管理方，也不能对公司收购表示支持或反对。所以受益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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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富的讨论通常关注的都是上层收入人群所拥有的大量财富，但是，财富的再分配既涉及对上层人群的过度储蓄进行限制，也涉及对底层人群的小规模储蓄进行鼓励。从历史上看，经合组织成员国1％最高收入人群在个人财富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跌，不仅仅是因为对富人征收房产税和其他税收，同时也是因为民众越来越“广泛”地持有房屋等其他财富。我们从图6.1A中可以看出英国的这一点。该图展示了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从1923年至2000年的真实财富。数据按照2000年的消费价格进行了折算。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上升，但在“二战”之后又跌回到1923年的水平。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人未必还是之前那些人，甚至都未必是他们的后代。不过，后99%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在1923年至1937年间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二战”后的下跌幅度也要小得多，这两点对前1%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在“二战”后几十年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还在持续下降，而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则出现了大幅上涨。后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后99%人群的真实财富仍停留在1950年的水平，那么前1%人群所占财富的比重只会下降5个百分点，而实际降幅则达到了12.5个百分点。就20世纪后半叶而言，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翻了两番：从1950年的6000亿英镑上升到了2000年的2.4万亿英镑。在审视这些数据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它们并没有将私人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的价值包括在内，而这两者在这50年间也出现了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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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A 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在1923—2000年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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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展示了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的个人财富总值（包括不动产）在1923—2000年间的变化。财富价值按照2000年的物价进行了折算。具体细节请参见图表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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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 1923—2000年间英国前1%收入人群和后99%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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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以财富相对于国民收入比重的方式展示了个人财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举例来说，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23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两倍多（2.1），前1%收入人群的财富在1975年的时候是国民收入的一半（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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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财富的绝对水平。该图中，每一个收入群组的财富都是以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这种方法可以评估真实财富是否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经济增长的出现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前1%收入人群的人数变多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均收入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出现了上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前1%收入人群的真实财富增长足以维持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重，但在1937—1975年间，该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两倍下降到了一半。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幅度没有那么大。从1975年开始，两者的比重均出现上升，前1%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一半升至与国民收入相当的水平，而后99%收入人群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2.25倍上升至3.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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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7章中，我会分析前1%以及更顶层收入人群的税收问题。本章的研究重点是再分配之前的财产持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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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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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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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决定财富分配的关键机制是资本收益率（以r指代）和经济增长率（以g指代）之间的差距。他这本书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这些符号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甚至出现了印有r＞g图样的T恤！当收益率高于增长率时，财富就能够进行积累，其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也就是说，无须再为了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而将过多的资本收入转为储蓄。财富的分配则取决于个体层面的r和g。我先从g开始说起，稍后会谈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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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来说，要想一生都让财富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那关键就在于整体收入的增长。但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并将子孙后代纳入考虑的话，同样也取决于财富如何在人数更多的下一代中进行分配。为了方便论述，我假设财富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没有旁支，也没有隔代或是家族外的传承。对于由婚姻而带来的财富结合，我也将这一复杂因素忽略不计。如果这些家庭采取长子继承制，则每次都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一名成员（通常是长子），那财富总额将不受影响，财富不会被侵蚀。在人口总数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来源之一）时，年龄较小的孩子什么也继承不到。事实上，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财产继承者会发现，自己在新的总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将变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加剧了财富的集中。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不过即使18世纪的英国，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实施了长子继承制，次子同样会分到财产。在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一书中，埃德蒙·贝特伦（Edmund Bertram）是富有的托马斯·贝伦特（Thomas Bertram）爵士的次子，由于其长兄的肆意挥霍和所欠下的债务，他在出任神职之后无法担任当地教区的牧师并获得相应收入；要不然的话，他原本可以享受这样的人生起点。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外的地方，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的继承自由。根据苏格兰的法律，遗嘱人不能随意分割其房产。在法国，只有特定类别的继承人才能继承房产中的“保留部分”。保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家境：如果只有一个子女，那保留部分就是二分之一房产；如果是两个子女，那就是三分之二房产；如果是三个以上的子女，那就是四分之三房产。在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人们不能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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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房产都在下一代的孩子之间分配，那每个人所继承的数量必然取决于家庭人数的规模（这是个人层面的增长，也就是g）。确实，即使所有家庭都是同样的规模，财产划分依然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减少大规模财富的持有；人口增长越快，其发挥影响的速度也就越快。如果富有的家庭有更多的子女，那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用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富人的子女比穷人的子女多，那大规模财产就会出现相对量的减少，因为它们会越来越分散，而小规模财产则会出现相对量的增加，因为它们越来越集中在较少的子女们手里。”1但情况也有可能恰恰相反。在担任其家族陶器生意的常务董事之前，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曾经写过一篇经济学论文，对富人的继承模式进行了研究：“普通中上层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只有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三分之二。因此如果没有婚姻、新的积累和税收带来的改变，那么财富分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2杰弗里·布伦南等人（Geoffrey Brennan、Gordon Menzies和Michael Munge）近来提出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家庭规模和资源之间曾经存在过正向关系，但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开始改变。这一改变导致了当前存在负向关系，那就是经济境况较好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少，因此加大了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可能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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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传递受到了婚姻的进一步影响，其影响取决于谁和谁结婚，以及离婚和再婚的频率。婚姻涉及资产（和负债）的合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也是一种促进平等的机制。但这种影响力比较小，因为存在着选择性配对：富人倾向于与同样富有的人结婚。就工资收入而言，克里斯汀·施瓦茨（Christine Schwartz）对美国的情况做了如下总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丈夫和妻子的工资收入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低收入的妻子，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系变成了正向关系且程度日益加深，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高收入的妻子。”4根据德国和英国家庭收入方面的数据，约翰·艾米斯奇等人（John Ermisch、Marco Francesconi和Thomas Siedler）得出结论，认为“选择性配对看来是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一大重要因素”。5工资及收入与财富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对美国父母的财富进行研究时，克莱温·查尔斯等人（Kerwin Charles、Erik Hurst和Alexandra Killewald）审视了夫妻之间的相关性（不过依据的是子女所报告的父母财富，这存在测算误差的问题）。他们发现夫妻财富之间的相关性是0.4左右，并指出这与他们所估算的财富代际相关性差不多。6这表明人们倾向于与同一财富阶层的人结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导致财富均等化的倾向性没有那么大。这些通过g来发挥作用的因素涉及了个人的方方面面，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财富分配的演变，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提供相关的政策提议。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等式中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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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和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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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更强调收益率而非增长率，很多读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虽然从工资日贷款人（pay-day lenders）那里借钱的人可能会将高利率视为一个问题，但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小储户们普遍从储蓄中获利甚少或是毫无获利。当时的利率非常低（我的银行账户年利率只有0.15%），而英国的物价每年上涨2%左右，这意味着按实际水平计算，这些储蓄的收益率其实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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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读者感到困惑并不奇怪，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由经济的生产面所形成的要素价格——与单个家庭以投资收入的形式所得到的收益是不一样的。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除了公司付给每户家庭的债券利息和股票股息之外，还有针对公司营业利润的权益。这些权益包括税收，对于国有企业，利润也直接归国家所有。公司利润的一大部分还要用来进行再投资。银行、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等重要的中介机构位居公司和家庭之间。部分资本收益被这些机构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所吸收。财富的分配安排取决于该财富是如何进行投资的。对于后99%收入人群的自住房主来说，最有价值的资产应该就是他们的房屋。不断增值的房屋资产已经成为财富普遍增长的一大主要原因。当很多国家出现房价暴涨时，情况尤为如此；比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头10年中期的情况。在英国，据约翰·希尔斯（Francesca Bastagli和John Hills）称，“1995—2005年间财富总数的变动受到了房产变动的极大影响。在此期间房价出现大幅上涨，按实际价值计算至少翻了一番”。7房产的分配不像整体财富的分配那样不均，但这一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惠及无自住房者这一少数群体。据希尔斯等人估算，英国每户人家的净房产中位数从1995年的2.7万英镑上涨到了2005年的10.2万英镑（按2005年房价计算）。房产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65降为2005年的0.56。8这样大的下降幅度令人印象深刻，但该系数水平依然很高——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这反映出如下一种事实，即英国后10%收入人群的净房产接近于零。保障房租户（那些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的人）和私人租户并没有享受到房屋资产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上涨的房租还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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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这段经历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英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高比例自住房的国家。欧元体系的家庭财务及消费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自住房主在澳大利亚和德国为少数人群（分别是44%和48%），但从所有国家平均来看，自住房主占全体居民的60%，在西班牙和斯洛伐克更是超过了80%。9英国也试行过一个大规模资产重新分配计划，即“购买权”计划。这次重新分配似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肯定。“购买权”计划是保守党在1980年实施的，根据该计划，保障性住房的居住者能以非常可观的折扣价购买他们所居住的房产。地方政府向现居租户出售公租房并不是新鲜事，但该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明确目的就是提高自住房主所占的比例。之前法律规定的平均折扣率为27%，后来在1981—1984年间涨至42%，在1993—1995年间又涨至50%。截至2003年，英国共有280万套住房在“购买权”计划下被出售，总价达到368亿英镑。10这可不是小数目。用希尔斯等人的话来说：“这些折扣所代表的房产累积价值是巨大的……这样一个‘来自国家的礼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份大礼。它代表了全部家庭财富的3%—4%。”11按2010—2012年的价格，这些财富价值高达2000亿英镑。英国“购买权”计划将财富从国家转移给家庭的做法，带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份额，但其代价是加剧了这一群体内部的差距，反过来又对不平等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有机构（Regeneris Consulting and Oxford Economics，2010）指出：“能够就读较好的学校、环境污染水平较低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都被列入了房屋市场的价格考虑因素。平均房价相对于收入出现了上涨，其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因此，越不富裕的家庭越远离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就生存机会以及教育、健康及就业机会而言，相对贫困的问题甚至比以前更严重。”报告进一步指出：“房屋资产在代际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就人均房屋财富而言，65岁以上群体拥有的房屋资产是45岁以下群体的10倍多，而45—65岁人群又是45岁以下人群的8倍左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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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缩小英国和其他国家自住房主和租户之间财富差距的手段，还包括扩大建房规模并提供更多公租房。不过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所提的建议里还包括了两种进一步的举措。第7章将讨论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在25年前推行的地方税收重大变革，其具体措施是采取将税收与房产价值挂钩的国内评估系统，并实施更加累退的议会税，这一举动减少了价值更高的房产所交的地方税，由此导致了更高的房价（因为地方税降低了，人们就愿意为房屋花费更多的钱），进一步加剧了房价激增。我在第7章中所提的建议是让英国重新实施比例财产税制，提高价值较高的房屋和公寓的税收。这样做有可能会导致房价下降，类似举措会影响财富的分配，不过是朝着累进的方向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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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8章中所探讨的第二个政策提议涉及养老金。这个话题看起来跟房屋市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英国采取了按比例缩减养老金，并将退休保障的责任转给个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由此带来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开始寻找合适的替代资产。为了获得租赁房产而进行的抵押贷款所付的利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收入，同时租赁法也出现了有利于房主的修订，这两种变化导致“以租养房”成为一个诱人的选项，从而助长了房价的上涨。我在第8章中将提出加强退休后社会保障的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减少对“以租养房”的需求，从而减轻房价的上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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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和金融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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