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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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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决定财富分配的关键机制是资本收益率(以r指代)和经济增长率(以g指代)之间的差距。他这本书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这些符号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甚至出现了印有r>g图样的T恤!当收益率高于增长率时,财富就能够进行积累,其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也就是说,无须再为了与国民收入保持同步而将过多的资本收入转为储蓄。财富的分配则取决于个体层面的r和g。我先从g开始说起,稍后会谈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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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来说,要想一生都让财富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那关键就在于整体收入的增长。但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并将子孙后代纳入考虑的话,同样也取决于财富如何在人数更多的下一代中进行分配。为了方便论述,我假设财富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没有旁支,也没有隔代或是家族外的传承。对于由婚姻而带来的财富结合,我也将这一复杂因素忽略不计。如果这些家庭采取长子继承制,则每次都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的一名成员(通常是长子),那财富总额将不受影响,财富不会被侵蚀。在人口总数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来源之一)时,年龄较小的孩子什么也继承不到。事实上,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财产继承者会发现,自己在新的总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将变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加剧了财富的集中。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不过即使18世纪的英国,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实施了长子继承制,次子同样会分到财产。在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一书中,埃德蒙·贝特伦(Edmund Bertram)是富有的托马斯·贝伦特(Thomas Bertram)爵士的次子,由于其长兄的肆意挥霍和所欠下的债务,他在出任神职之后无法担任当地教区的牧师并获得相应收入;要不然的话,他原本可以享受这样的人生起点。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外的地方,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的继承自由。根据苏格兰的法律,遗嘱人不能随意分割其房产。在法国,只有特定类别的继承人才能继承房产中的“保留部分”。保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家境:如果只有一个子女,那保留部分就是二分之一房产;如果是两个子女,那就是三分之二房产;如果是三个以上的子女,那就是四分之三房产。在法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人们不能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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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房产都在下一代的孩子之间分配,那每个人所继承的数量必然取决于家庭人数的规模(这是个人层面的增长,也就是g)。确实,即使所有家庭都是同样的规模,财产划分依然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减少大规模财富的持有;人口增长越快,其发挥影响的速度也就越快。如果富有的家庭有更多的子女,那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用我的老师詹姆斯·米德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富人的子女比穷人的子女多,那大规模财产就会出现相对量的减少,因为它们会越来越分散,而小规模财产则会出现相对量的增加,因为它们越来越集中在较少的子女们手里。”1但情况也有可能恰恰相反。在担任其家族陶器生意的常务董事之前,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曾经写过一篇经济学论文,对富人的继承模式进行了研究:“普通中上层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只有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三分之二。因此如果没有婚姻、新的积累和税收带来的改变,那么财富分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2杰弗里·布伦南等人(Geoffrey Brennan、Gordon Menzies和Michael Munge)近来提出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家庭规模和资源之间曾经存在过正向关系,但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开始改变。这一改变导致了当前存在负向关系,那就是经济境况较好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少,因此加大了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可能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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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传递受到了婚姻的进一步影响,其影响取决于谁和谁结婚,以及离婚和再婚的频率。婚姻涉及资产(和负债)的合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也是一种促进平等的机制。但这种影响力比较小,因为存在着选择性配对:富人倾向于与同样富有的人结婚。就工资收入而言,克里斯汀·施瓦茨(Christine Schwartz)对美国的情况做了如下总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丈夫和妻子的工资收入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低收入的妻子,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关系变成了正向关系且程度日益加深,高收入的丈夫通常会娶高收入的妻子。”4根据德国和英国家庭收入方面的数据,约翰·艾米斯奇等人(John Ermisch、Marco Francesconi和Thomas Siedler)得出结论,认为“选择性配对看来是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一大重要因素”。5工资及收入与财富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对美国父母的财富进行研究时,克莱温·查尔斯等人(Kerwin Charles、Erik Hurst和Alexandra Killewald)审视了夫妻之间的相关性(不过依据的是子女所报告的父母财富,这存在测算误差的问题)。他们发现夫妻财富之间的相关性是0.4左右,并指出这与他们所估算的财富代际相关性差不多。6这表明人们倾向于与同一财富阶层的人结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姻导致财富均等化的倾向性没有那么大。这些通过g来发挥作用的因素涉及了个人的方方面面,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财富分配的演变,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提供相关的政策提议。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等式中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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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和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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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更强调收益率而非增长率,很多读者对此感到非常困惑。虽然从工资日贷款人(pay-day lenders)那里借钱的人可能会将高利率视为一个问题,但在该书出版的时候,小储户们普遍从储蓄中获利甚少或是毫无获利。当时的利率非常低(我的银行账户年利率只有0.15%),而英国的物价每年上涨2%左右,这意味着按实际水平计算,这些储蓄的收益率其实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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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读者感到困惑并不奇怪,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由经济的生产面所形成的要素价格——与单个家庭以投资收入的形式所得到的收益是不一样的。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除了公司付给每户家庭的债券利息和股票股息之外,还有针对公司营业利润的权益。这些权益包括税收,对于国有企业,利润也直接归国家所有。公司利润的一大部分还要用来进行再投资。银行、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等重要的中介机构位居公司和家庭之间。部分资本收益被这些机构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所吸收。财富的分配安排取决于该财富是如何进行投资的。对于后99%收入人群的自住房主来说,最有价值的资产应该就是他们的房屋。不断增值的房屋资产已经成为财富普遍增长的一大主要原因。当很多国家出现房价暴涨时,情况尤为如此;比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头10年中期的情况。在英国,据约翰·希尔斯(Francesca Bastagli和John Hills)称,“1995—2005年间财富总数的变动受到了房产变动的极大影响。在此期间房价出现大幅上涨,按实际价值计算至少翻了一番”。7房产的分配不像整体财富的分配那样不均,但这一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惠及无自住房者这一少数群体。据希尔斯等人估算,英国每户人家的净房产中位数从1995年的2.7万英镑上涨到了2005年的10.2万英镑(按2005年房价计算)。房产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65降为2005年的0.56。8这样大的下降幅度令人印象深刻,但该系数水平依然很高——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这反映出如下一种事实,即英国后10%收入人群的净房产接近于零。保障房租户(那些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的人)和私人租户并没有享受到房屋资产大幅上涨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上涨的房租还给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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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这段经历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英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高比例自住房的国家。欧元体系的家庭财务及消费调查结果表明,虽然自住房主在澳大利亚和德国为少数人群(分别是44%和48%),但从所有国家平均来看,自住房主占全体居民的60%,在西班牙和斯洛伐克更是超过了80%。9英国也试行过一个大规模资产重新分配计划,即“购买权”计划。这次重新分配似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肯定。“购买权”计划是保守党在1980年实施的,根据该计划,保障性住房的居住者能以非常可观的折扣价购买他们所居住的房产。地方政府向现居租户出售公租房并不是新鲜事,但该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明确目的就是提高自住房主所占的比例。之前法律规定的平均折扣率为27%,后来在1981—1984年间涨至42%,在1993—1995年间又涨至50%。截至2003年,英国共有280万套住房在“购买权”计划下被出售,总价达到368亿英镑。10这可不是小数目。用希尔斯等人的话来说:“这些折扣所代表的房产累积价值是巨大的……这样一个‘来自国家的礼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份大礼。它代表了全部家庭财富的3%—4%。”11按2010—2012年的价格,这些财富价值高达2000亿英镑。英国“购买权”计划将财富从国家转移给家庭的做法,带来的影响就是增加了后99%收入人群的财富份额,但其代价是加剧了这一群体内部的差距,反过来又对不平等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有机构(Regeneris Consulting and Oxford Economics,2010)指出:“能够就读较好的学校、环境污染水平较低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都被列入了房屋市场的价格考虑因素。平均房价相对于收入出现了上涨,其主要原因是供给不足,因此,越不富裕的家庭越远离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就生存机会以及教育、健康及就业机会而言,相对贫困的问题甚至比以前更严重。”报告进一步指出:“房屋资产在代际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就人均房屋财富而言,65岁以上群体拥有的房屋资产是45岁以下群体的10倍多,而45—65岁人群又是45岁以下人群的8倍左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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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缩小英国和其他国家自住房主和租户之间财富差距的手段,还包括扩大建房规模并提供更多公租房。不过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所提的建议里还包括了两种进一步的举措。第7章将讨论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在25年前推行的地方税收重大变革,其具体措施是采取将税收与房产价值挂钩的国内评估系统,并实施更加累退的议会税,这一举动减少了价值更高的房产所交的地方税,由此导致了更高的房价(因为地方税降低了,人们就愿意为房屋花费更多的钱),进一步加剧了房价激增。我在第7章中所提的建议是让英国重新实施比例财产税制,提高价值较高的房屋和公寓的税收。这样做有可能会导致房价下降,类似举措会影响财富的分配,不过是朝着累进的方向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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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8章中所探讨的第二个政策提议涉及养老金。这个话题看起来跟房屋市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英国采取了按比例缩减养老金,并将退休保障的责任转给个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由此带来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开始寻找合适的替代资产。为了获得租赁房产而进行的抵押贷款所付的利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收入,同时租赁法也出现了有利于房主的修订,这两种变化导致“以租养房”成为一个诱人的选项,从而助长了房价的上涨。我在第8章中将提出加强退休后社会保障的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减少对“以租养房”的需求,从而减轻房价的上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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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和金融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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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投资房产的小储户,大部分都有投资金融资产和养老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依赖金融服务,这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资本收益率和储户收益率之间出现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储户要为这些金融服务支付费用。在有些情况下,两者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如果存款是放在信托基金里,那么就会按照基金价值百分比征收年度管理费,比如每年收取0.75%。此外可能还有审计费或支付给受托人的费用。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也有类似的费用,这些费用会导致最终支付的养老金减少。公平交易办公室在对英国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进行研究时,着重指出了“计划参与者必须缴费”的重要性,这些费用“包括为计划实施和投资管理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收费水平的细微差异可能会给参与者在退休时的累积储蓄带来巨大差别。比如说,员工在工作期间缴纳0.5%的管理年费,会使计划参与者的退休储蓄整体价值减少11%左右,而1%的管理年费则有可能将退休储蓄减少21%左右。13待遇确定型养老金计划在大多数国家的私人部门变得越来越少见,在这些计划中,退休时支付的养老金与最终薪酬或平均薪酬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收益率对养老金基金托管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并不直接涉及储户的切身利益。不过,基金管理人所收取的费用仍有可能通过上调缴费或按比例缩减退休金待遇对计划参与人造成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雇主(无论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不再参与这种形式的养老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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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融服务部门的产出到底是什么呢?储户们肯定会问: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付钱?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是用相对水平而非绝对水平来衡量的。如果一家投资基金因为选对了股票,所以表现好过另一家投资基金,那交易另一方的基金难道不会遭受损失吗?是什么使之成为一个正和而非零和的行业呢?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事实证明,对金融服务业的产出评估对国民账户核算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比如说汽车行业,我们直接观察到其收入和产品:从工厂大门里开出来的汽车数量。而在金融服务业,我们可以计算收入,但无法看到其产品。在有些情况下,产出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当银行对某些特定服务收取费用时,如保管你的文件或是安排一笔贷款。但在其他情况下,费用的支付则不那么明确。在维持银行账户时,人们实际上要为银行处理付款的服务支付费用。我所说的“实际”支付,是指一个人要放弃将这些钱放在别处时有可能得到的利息,或者说这个人从银行账户中收到的利率较低。如果银行为现金账户支付0.5%的利息,而储蓄银行支付的是2%,那么被放弃的利息就是1.5%。这构成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计算的基础。SNA是一套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对经济活动进行衡量的标准,现在包含了一项“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费用”:“根据参考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和实际向存款人支付、向借款人收取的利息之间的差距,就是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费用”。1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金融业活动的核算为其增值提供了统计学答案,但没有解决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储户们得到了什么?经济学家兼《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凯在《别人的钱》一书中提到一个问题:金融业为何如此有利可图:“根据常识,如果一个封闭圈子里的人们连续不断地在彼此之间交换一些纸片,那么纸片的总数量就算有所改变,也不会是太大的改变。如果这个封闭圈子里的一些成员获得了超常的利益,那这些盈利只能是以同一个圈子其他成员的损失换来的。”他随后得出结论,称这种常识性看法并没有太大的错。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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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盈利的来源之一,是针对特定形式借贷所收取的高利率,尤其是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利率。我在2015年1月2日搜索了一个英国的利率网站,发现只有一笔短期贷款的利率低于1000%(年利率),但也达到154%。r的数值明显高于g。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对信用卡征收的利率,只不过利率水平要低一些,同一天在利率网站上最常见的信用卡年利率是18.9%。这促使我们要考虑债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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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问题通常都是与宏观经济放在一起讨论的,但它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底层民众所拥有的财富在整体财富中所占比重之所以这么小,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负净收入有关。简·彭将收入分配描述成一个阅兵队列,用人们的高度来代表他们的收入。他指出,在队列的一开始,有些人是倒立着走的,因为他们是负收入(比如说生意遭受损失)。16当我们看净财富(资产减去负债)时,我们会看到更多倒立的人。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f)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做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18.6%的美国家庭在2007年时的资产净值为零或负,后40%收入家庭在总资产净值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为零(0.2%)。17当然,债务是分很多种的。家庭债务的一大部分都是为了房屋所有权而借,有房屋做担保。这种情况下所支付的利率与那些工作日贷款还是有很大不同。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发现,30年期抵押贷款的标准利率是3.5%(信用卡利率是11.9%)。18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贷款是有资产作抵押的。只有在“负资产抵押”的情况下,才会有资本净值为负的风险。但是无住房抵押的信贷也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信贷形式正在快速发展。2013年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发现,“美国家庭所欠的教育贷款额度在过去10年里大幅上涨”,而且在“年轻家庭的教育贷款中,有24%是那些收入少于3万美元的人所欠的”。19其他相当一部分国家也很关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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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讨论的两个问题——向工资日贷款借款人收取的极高利率和教育贷款的不断增加——表明,我们必须对家庭借贷条件进行审慎的研究。决策者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但实际上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在分配方面的意义也可能很重要。出于这一原因,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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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探讨的想法 对家庭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无房屋抵押贷款进行全面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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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些研究还可以为下文有关最小继承额的建议提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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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储户的真实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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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容克主席在为新的欧洲委员会设定政策纲领时宣布:“我坚定地相信社会市场经济。如果在危机发生时,船主和投机者变得更加富有,而退休金领取者却无法维持生计的话,这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律”。20退休金领取者无法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款的收益过低。在《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出版的同一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展望》描述了自2001年以来(美国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和真实利率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真实利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现在略微呈现负值。”21而在英国,真实利率已经成为负值,正如图6.2中两种储蓄(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所呈现的那样,而且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若干年。除非储户用新的储蓄来加大投资,否则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在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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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英国1996—2014年间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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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展示了固定利率债券和活期账户在1996—2014年间的实际利率(由名义利率经通胀调整得到)变化。利率在每年1月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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