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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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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7章 累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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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最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如果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原因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被下调了，那我们是否应该恢复更为累进的税制呢？在本章中，我就下列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建立更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征收劳动所得税时提供优惠，彻底改革遗产税，推动不动产税现代化（即英国的议会税），恢复年度财富税理念，以及推行全球征税。在名著《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家庭老师普礼慎小姐说，经济学教科书讲卢比贬值的那一章“太敏感了”，她的学生可以跳过不读。我不确定她对当前这一章的内容有何感想，不过这一章涵盖相关的很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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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总体架构方面，我的建议是提高所得税、资本税和财富转移税，与近期提高消费税（增值税）和劳动所得税（社会保险税）的趋势截然相反。我的建议将促进更为公平地分配政府运行成本，并且带来更多的税收，为再分配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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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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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累进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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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托马斯·皮凯蒂和我就最高收入问题编写了一部两卷本著作。当时我建议第一卷的封面采用一个图。现在我根据这个图更新制作了图7.1。图7.1描绘了涉及英国的两个变量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a）过去100年中0.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b）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更确切地说，后者我称之为“边际留存率”，即支付最高所得税率的人每多赚一英镑的劳动所得，能够留存多少。如果最高税率为45%，则人们的留存率为55%。为了消除税率激增产生的影响，并且根据当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受过去税率影响这一推论，我对过去15年的留存率进行了平均。上述推论假定税率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当然也有可能相反。当前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可能会影响现在和未来的税率。图7.1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两条曲线呈现出相似的V形。虽然这两条曲线并不完全相同，且留存曲线的波谷出现的时间点更早，但两条曲线的形状似有深意。在研究这一图表时，应记住收入比重是指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显然我们可以预期净收入比重会随着留存率的变化而变化。1这一类图表曾出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牌上，并且最高税率和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收入比重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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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1913—2013年间英国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和税后留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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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菱形（参照左轴）组成的曲线显示了0.1%最高收入人群（即1%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前10%）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在2011年，他们的收入比重为4.8%，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收入占比为人数占比的48倍。正方形组成的曲线（参照右轴）显示的是边际留存率，或者说支付最高税率的人们每1英镑额外收入能够留存多少——21世纪头10年的边际留存率将近60%；在20世纪60年代则低于10%。边际税率为15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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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英国最高税率削减幅度尤为剧烈。撒切尔于1979年上台后，将劳动所得最高税率从83%下调至60%。到1988年，尼格尔·劳森担任财政大臣时，将最高所得税率进一步降至40%。当尼格尔·劳森发表预算演讲宣布这一举措时，保守党议员报以高声欢呼。其中一位保守党议员说他因此而少缴的税太多，以至于计算器都无法计算出来！本书第11章将介绍我本人对此的反应。英国并不是唯一大幅调整税收政策的国家。当时美国的最高税率同样被减半：从1980年的70%降至35%，这导致边际留存率从30%上升至65%。如图7.2所示，这两个国家属于极端案例。图7.2显示了最高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以百分点衡量，纵坐标上的数值2代表比重增加2%，例如，从6%增加至8%），以及最高边际留存率的变化。2图7.2通过比较1960—1964年5年平均值和2005—2009年5年平均值，来衡量每个国家的变化情况。在这一期间，部分国家的最高税率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例如丹麦（税率略有增加）、德国、西班牙和瑞士。另有一些国家的变化虽不像美国和英国那么剧烈，但幅度依然较大，例如加拿大、日本和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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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世界若干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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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1960—1964年）至21世纪头10年（2005—2009年）期间前1%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所占比重和所得税后留存率的变化。欲了解具体日期，请参阅数据来源。纵坐标显示各个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情况。位于纵坐标为0的横线上方的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2005—2009年期间的收入比重高于1960—1964年期间；位于该横线下方的国家，1%最高收入人群在这45年间的收入比重相应降低。横坐标显示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最高收入人群在21世纪头10年税后收入高了多少（最高边际留存率；参见图7.1）。如果一个国家在图中所处的位置越靠右，则它在这45年间税后留存率上升幅度越大（即税率下调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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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图意味着，下调最高税率导致留存收入比例上升，而后者似乎又与最高收入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存在关联。不过，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数据，就得出结论认为税率和收入比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不同国家，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一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可能更高，而这产生的结果是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与此同时它们不得不下调税率来吸引工人。在这一案例中，因果机制并不是税收变化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而是全球化分别影响着每一个变量。在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影响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和税收。与劳工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府相比，保守党/共和党/自由派政府征收的税率可能更低，不过，它们可能会采取其他措施，导致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例如推行私有化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情形便是如此。此外，下列事实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即政府换届和预期变化可能导致收入比重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与产出基本收入变化并不一致。如果企业认为保守党政府征税更少，它们可能因此会在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向股东发放更多的红利，以此规避左翼政府赢得选举后预期增税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所得税数据显示，在实行低税政策时，虽然基本利润可能没有任何变化，但最高收入人群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仍然会上升（区别在于留存收益，参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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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最高税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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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研究中，为了将其他因素保持不变而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法本质上非常简单。在最高税率增加时，将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第一个差分）与未受影响的其他人群的收入比重变化进行比较（第二个差分）。在进行随机实验时，后者为实验对照组。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展的负所得税实验中，人们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边际税率的影响。第8章将详细介绍负所得税。负所得税指向所得税起征点以下的人群提供补助，且补助随着目标人群的收入接近起征点而逐渐减少。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相当于面临着负的边际税率，由此使生活得到改善。在负所得税的实验中，一些家庭（实验组）获得补助，而另外的家庭（实验对照组）则没有补助。经济学研究中开拓性地运用这一田野实验方法，这也凸显了本书的一个主题，即我们应将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收入最底层和最高层都面临着高边际税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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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宣布将开展田野实验，降低在新泽西州或克拉特顿滨海地区各个城市随机挑选的高收入人群的税率，想象一下高收入人群对此会有什么反应，这挺有趣的。不过这样的壮举似乎很难成行。因此我们必须仰仗“自然实验”，找到不受税收变化影响但能进行比较的人群组。赛茨等人（Michael Brewer、Emmanuel Saez和Andrew Shephard）在讨论英国情况的著作中指出，最高边际税率的变化主要影响1%最高收入人群，因此可将之后的4%最高收入人群作为“实验对照组”。3所以在研究1988年预算产生的影响时，当时最高税率从60%下调到40%，他们不仅研究了1986—1989年间1%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的变化，还研究了这一变化与随后的4%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变化之间的差异。他们根据这一信息，运用双重差分法估算出总收入对最高税率的反应。他们用“弹性系数”来表述此反应，估计该弹性系数为0.46（下文中将讨论这一估计数值的准确性）。弹性系数代表什么？它意味着当留存率每上升10%（即降税），总收入增加4.6%。相反，留存率每下降10%，总收入将下降4.6%。应当指出，这些数字为百分比，不能与百分点变化混为一谈：打个比方，留存率上升10%的意思是它从50%上升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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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算虽然看上去深奥难懂，但与我们的讨论息息相关，因为它们回答了下列问题，即上调最高税率能否带来更多税收？若留存率下滑使总收入下降，则税基变小。赛斯等人通过权衡提高税率所增加的税收和税基变小所减少的税收两个因素，得出如下结论，即当最高税率为56.6%时，国家税收能实现最大化。4乍一看，这意味着英国仍有空间来上调目前为45%的最高税率。不过在计算边际留存率时考虑到了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社保税，以及在花费收入时应纳的增值税之后，情形比上文所介绍的计算又要复杂得多。他们计算当雇主向雇员支付1英镑，这1英镑中有多少是用于消费。在考虑其他税收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所得税率达到40%时，税收能实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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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主持下，财政研究所撰写了一份评估英国税务情况的报告。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纳入了上述研究成果。莫里斯评估报告中的结论影响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观点。在宣布英国最高收入税率将自2013年起从50%下调到45%时，他表示：“由此产生的直接成本仅为每年1亿英镑。事实上英国皇家税务和海关总署（英国税务主管部门）的计算认为，其他税收损失甚至能够抵消这一成果。换句话说，它……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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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重新检验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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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英国应该采取相反的措施，将最高税率上调至65%；此外，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其他国家。那么，我为什么全然不考虑上面的证据，即当最高税率达到40%时能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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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估计应税弹性系数时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许多学者试图估算出相应的弹性系数，塞斯等人就是其中的几位。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对弹性系数和最优最高税率的估计都是试验性的”。6莫里斯评估报告明确指出，“有关所得税率为40%时实现税收最大化的估计肯定存在不确定性”。7这里存在很大的误差区间。从统计方面来讲，由于弹性系数0.46的置信区间为95%，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在有关计算时考虑了其他税收的假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税收最大化的最高税率可能在24%—62%之间。从这一角度来看，上述结论并不是那么可靠，大部分政客的观点都可以纳入这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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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不同观点的第二个理由是，莫里斯评估报告将最高税率从56.6%下调至40%的算法并不令人信服。所有的假设都是将所缴纳的其他税收最大化，进而将所得税的上调空间最小化。假如我们做出另外一种假设，即边际收入来自自我雇佣，或者人们的收入通过一家公司进行支付，因此无法全额缴纳社保。最高纳税者不可能会将所有收入都花在购买征收增值税的商品上。假设他们将额外收入存入银行或者在国外消费呢？此时，实现税收最大化的税率在46%—74%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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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理由涉及上述弹性系数的双重差分法的假设，并提示了经济学家用于分析个体行为的研究方法的本质。在计算最优税率时采用的弹性系数是基于下列假设条件，即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之间不存在相互依存性。这是基于受减税政策影响的人群收入（即1%最高收入人群）相对下列人群收入而言所发生的变化，即随后4%最高收入人群面临的税收环境未发生变化，并且假设后者的收入与未实施减税政策时的收入一样，保持不变。然而现实中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当政府减税时，1%最高收入人群通过加大创业提高收入，继而为其他人群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税收效应还应包括针对新就业人员所征缴的税收。这也许可以为下调税率提供正当理由。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相互依存关系更有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减税措施虽然提高了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但也损害了其他纳税人群的利益。至于创业活动，他们就像是同在一个池塘钓鱼；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意味着其他人的机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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