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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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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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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取舍，这个观点根植于经典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没有人能够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提升自己的福利，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这被称作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还因发现描述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曲线而闻名。市场结果的效率，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是人们担心我提出的措施会“缩小蛋糕”的一个理论基础。图9.1显示了两组人（1％最高收入人群和其余的99％）各自的立场，假定他们的福利水平由收入代表。假设竞争均衡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果过于不平等。如果政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那就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如图中显示的沿“固定总收入”曲线移动。可是事实上，政府必须利用昂贵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工具，来达到图9.1中的“次优”边界。1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然后转移给其余99％人群的做法是有成本的：对1%最高收入人群征税100亿美元，只能带来80亿美元的转移支付。在第1章中用“漏桶”这一术语来描述此类情况。总收入减少了。甚至有可能出现无法实现任何转移支付的情况，因为1%最高收入人群的总收入大幅减少，导致税收收入没有任何实质性增加。这个临界点在图9.1中显示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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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蛋糕变小”与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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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些条件是极为严格的：（1）家庭和企业必须是完全竞争的（价格和工资的接受者）；（2）必须有一整套市场来实现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当下和未来的供需均衡；（3）必须有完全信息。这样说来，似乎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条件不适用于实际经济。现实世界的许多市场存在强大的垄断性竞争因素，即企业是价格制定者，而非价格接受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工人和就业岗位匹配，那么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就工资讨价还价。这个定理假定市场全部出清；而实际情况是，存在高失业率和其他市场失灵现象。可以买卖未来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很少。例如，一般来说不可能在当下就十年后提供的护理服务进行交易。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不能免费获得；相反，信息是一种人们愿意花钱购买的有价值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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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认识到现实经济的这些特征，争论的性质就变了。我们不能假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在考虑降低不平等的措施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政府已经对经济实施了干预。这些建议不适用于没有税收、转移支付、监管和其他政府干预手段的理想世界。实际上，难以想象存在一个没有政府但运行平稳的经济体。那么问题就变成把一种结果与另一种结果相比较，于是下述情况就变得相当有可能，即蛋糕的大小有可能因为我的15条建议中的任何一条或者全部而变大。这些建议要么改变市场收入（以及基本生活工资水平），要么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收入实施再分配。每条建议都必须根据其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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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很受大众关注的行业：制药业和烟草业。大量研发导致制药业的固定成本很大，但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这导致市场具有垄断竞争性。企业的定价如果等同于生产成本，就不能涵盖全部成本，所以它们会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力来标高价格，使售价高于生产成本，以确保企业盈利。但这会降低人们使用其产品的机会，进而导致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无药可用。政府对固定成本进行补贴可以使企业降低过高售价的同时保持盈利，而消费者也能得到更多好处。烟草业也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但对于这个行业，公众关注的是降低消费。对固定成本征税会抬高售价。分配问题也会再次出现，因为香烟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的打击尤其严重，但如果从烟草公司获得的税收用来为社会转移支付提供资金，那就有可能推出维持税收中性的政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改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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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与这里提出的建议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认为所有干预都既能改善公平又能提高效率。在某些情况下，采取降低不公平程度的措施可能会损失效率。在累进所得税制下要缴更多税的人做出的反应可能是，降低工作努力度（效率损失取决于他们选择的扭曲度）。又如，在面对因最低工资增加而导致工资成本提高时，雇主有可能减少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在提供保障性工作岗位时，政府官员或者承包商可能执行不力或者出现腐败。不过，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情况必然如此。每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它本身的优缺点加以考虑。终生资本收入税和最低继承款对捐赠进行了重新分配，可以给予人们一个能让他们克服资本市场缺点——比如借款创业的障碍——的生活起点。儿童津贴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儿童得到更好的喂养，并能专心上学。家庭摆脱贫困陷阱（不再依赖家计调查型福利），可以让他们投入更多培训经费，从而给雇主提供当下急需的熟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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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是在一个静态的背景下展开的，只考虑当下蛋糕的大小，没有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增长率。同样，作用好坏参半。政府提供更慷慨的养老金可能会导致人们减少为退休而准备的存款。公共储蓄或许不能完全抵消私人储蓄的减少（政府的退休计划采取现收现付制）。总储蓄水平下降可能导致投资水平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干预会降低蛋糕随时间变大的速度。但降低不平等的措施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能呈正比。引用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和哈拉兰博斯·灿加里季斯（Charalambos Tsangarides）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撰写的报告，“虽然围绕这些问题有相当多争议……但加强平等的干预措施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增长。例如，对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征税（金融领域中的过度冒险行为可能就属于此类行为）——这类税收大部分由富人缴纳；还有，旨在鼓励发展中国家提高小学入学率的现金转移支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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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可以评估效果的好坏。第一种是从理论上探讨可能的影响；第二种是寻找类似措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经验证据。我在这里着眼于前者，这样做是因为在对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多年的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人们建构理论并就这种影响坚信自己的观点，那么，要改变他们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这类经验证据往往是具体到每个国家的，而我力图在本章和第10章探讨更广泛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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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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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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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大学一年级学生上经济学课时，遭遇了大学老师所熟悉的一个挑战，即有些学生是从零开始的，而有些曾在中学学过经济学。这个挑战就是让后者保持兴趣，同时不让前者迷失。我采用的一个策略是，提出一些问题，然后给出不同于教科书中的答案。例如我最喜欢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最低工资设定在高于市场工资的水平上，那会导致失业吗？学生们在被问及最低工资时给出的标准回答是，绘制一条劳动力需求曲线，显示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雇主会雇用多少工人。随着劳动力变得昂贵，曲线向下倾斜，因为雇主会减少劳动力雇用量。的确，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章节看到，如果工资水平提升至足够高，可能会导致用机器来取代人工。学生随后还会绘制一条劳动力供给曲线，显示有多少人在找工作，此时曲线被认为是向上倾斜的：工资越高，劳动力供给越大。向下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有唯一的交点，在这个交点处，劳动力供需达到均衡。如果设定的最低工资高于这一水平，那就会出现供大于求，进而出现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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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科书中的标准答案。但假设在某个工资范围内，供给曲线向回弯，就像图9.2显示的那样。例如，假设劳动力供给取决于工作年限的长短：在图9.2中向右移动对应退休较晚的人。在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人们坚持工作，因为他们和家人急需用钱。但随着工资水平上升，他们的境况好起来，于是人们决定不再工作挣钱，而是待在家里含饴弄孙。这样，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向回弯。但接下来，工资继续提升到非常有吸引力的水平，以致人们忍不住继续工作，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恢复之前的上升走势。关键的一点是，供需曲线可以有多个交点。能够实现供需均衡的工资不止一个。这凸显了经常被忽视的一点：可能不止一个市场出清的结果。人们讨论“市场决定了什么”，但图9.2中的A、B和C都是可能的市场结果。更确切地说，如果工资上涨（下降），同时存在对工人的过度需求（失业），那么经济的最终结果可能是A或C。（我为什么把B排除在外？）3这进而意味着，如果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提高现有的最低工资，就像在第5章建议的那样，那么经济有可能由C转向A，就像图9.2显示的情形。在新的市场结果中，工资更高，而且没有失业。这不是普遍性的改善。如果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那么A和C都是帕累托有效的，而由C转向A意味着：有些人的境况会变差（例如，由于工资增加，靠资本收入过活的人必须增加家里佣人的工资），但市场收入的初始分配情况有了变化。在图9.1中，需要一个不同的点来表示市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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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最低工资影响的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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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复杂的经济模型中，对标准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与思考我所提出的建议有何关系呢？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效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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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工资和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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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建议大幅提高国家最低工资，对此持异议的通常理由是，这将导致就业降低，进而有损恢复充分就业的努力。反对者会问，当工人的生产率低于工资成本时，雇主为什么还要留着他们呢？我这里给出的回答是，正如之前有关技术变革的讨论中所阐述的，生产率不是固定的。工人的生产率可以提高而且——新的观点是——工人的生产率可以与他获得的工资成正向关系。雇主一旦认识到付出更多工资就能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再是完全竞争性的：他们成了设定工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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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几个原因造成工资和生产率成正向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现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编辑的《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一书对此有充分讨论。在历史上，人们曾经从卡路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关系。收入更高的工人能够买得起更多和更好的食物：“典型的劳动者预期能完成的工作量取决于他的能量水平、健康状况和他的活力等，进而取决于他的消费水平。”4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薪水的员工可能积极性更高，更忠于自己的公司。如果某人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一块“薪水与业绩挂钩”的牌子，那他绝不是在开玩笑。信息不完全也会引发薪水和业绩之间的正向关系。实际上，雇主无法充分监督每个工人的工作投入程度。把不完全监督和支付更高的工资结合起来诱导工人努力工作，这样，丢掉高工资工作的威胁将激励员工不“偷懒”5。支付高工资还会阻止工人离职，由此降低雇主的招聘成本。或者，效率工资在入职时就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招聘的时候，雇主可能不了解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因此提供更高的工资能吸引一批求职者，这些人知道自己比其他求职者更胜任。当然，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要问是否有替代支付效率工资的办法。例如，或许可以选择工资随资历增长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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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最低工资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如果提供高工资对雇主有利，那他们早就这么做了。例如，在基于“偷懒”的分析中，雇主提供的工资刚好足以确保工人努力工作，虽然吸引工人所需的费用较大，监督费用却更少。假设引入最低工资。为产生效果，就要使最低工资高于雇主选择的水平，使雇主发现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不过关键的一点是，效率工资对雇主有好处；额外的工资不是纯粹的成本。这是因为，根据法律的要求把工资设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雇主就能以较低的监督水平确保工人没有偷懒，因为丢工作对工人来说代价较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工人对雇主的忠诚度提高。如果就业水平受到工资和监督成本的双重影响，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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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简单的供需模型中那样，或许存在多种可能的市场出清结果，最低工资可能导致经济由一种低工资结果向一种高工资结果转变。对效率工资的另一种理解也会带来这一结果。这种解释是由乔治·阿克洛夫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提出的。它以不那么对抗的方式来看待劳动合同，将其视作一种“礼物交换”的形式。这样来看，工作场所的习惯是工人自愿增加投入，以换取更高的薪酬。正如之前在第3章讨论的那样，根据这些习惯的普及程度，也许有多种可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最低工资可能导致雇主从提供“坏的工作”（工作纪律靠监督来维持）转向提供“好的工作”（工作投入靠遵守社会习俗来确保）。政客们不断呼吁建立“高工资经济”，这就是能够实现高工资经济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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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和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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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保障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学者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经写道：“我认为，政府从未考虑过增加失业救济金额度和延长领取时间……会助长解雇和阻碍再就业。”6英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一个多世纪前设计福利国家制度的那些人完全清楚，必须谨慎设计社会保障制度以避免负激励。英国1911年国民保险法的总设计师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爵士（Sir Hubert Llewellyn Smith）起草了一份清单，列出52条对新方案的可能反对意见，其中就包括解雇和自愿失业的危险性增加这一条。7相关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无疑就是为了限制可能的负激励，并与职业介绍所结合起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当下有关福利国家制度的讨论大多都忽视其制度特征，而且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尤其做得不好。上述情形与增加社会保险金和扩大其覆盖面的建议关系密切。例如，对失业救济金的处理常常未能包括相关的发放条件。把失业救济金看作“不工作时的工资”，就忽略了许多制度规定，而这些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确保社会保障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而不是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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