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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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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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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个乐观理由是基于国际合作的进展——尽管上文已对TTIP表示了担心。国际组织有悠久的历史，其现代形式可追溯至19世纪的全球化时期。1863年，美国发起国际邮政联盟大会，导致了1874年万国邮政联盟的创立。除了其他好处外，这份协定还取消了在信件上粘贴途经国家邮票的要求；只需粘贴信件邮出国的邮票即可。实际上，自1865年创立国际电报联盟（如今是国际电信联盟）以来，我们已经有了150年的国际组织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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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近期，国际组织在数量和规模方面都快速发展。兰吉特·拉尔（Ranjit Lall）对此描述说，“最近几十年国际组织在数量、规模和资源方面急剧扩张……在1970—2013年间，政府间组织的数量从242个增至7710个……在这一时期，国际组织的业务范围扩展至各种各样的领域，如环保、金融和女权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治理模式”。15这种发展本身就是保持一定乐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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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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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的雄心壮志被大书特书，但有证据显示各国政府更愿意把全球问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吗？一个关键的领域是财政竞争，许多国家要么通过提供优惠的税率，要么通过庇护逃税者的银行保密法，来竞相吸引高收入的个人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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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领域，和其他许多存在全球分歧的领域不同，的确存在取得进步的迹象。秘密金融资产的信息泄露以及对军事或政治组织筹资的担心，使建立一个世界税收管理机构成为可能，就像在第8章中所倡导的那样。经合组织在多边税收立法方面的长期工作在近几年有了长足发展。在经合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G20）的支持下，包含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的“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已经建立。请注意，最新的分类结果显示，英国和美国达不到“完全符合”类别。它们被归为“基本符合”类别；因此要采取更多措施限制英美主权范围内的避税港活动。在欧盟内，塞浦路斯和卢森堡（见下文）被归为“不符合”类别。从这个有123个成员，其中包括许多著名避税港的组织起步，一个全球税收机构可能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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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二十国集团的要求，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项目在2014年推出了一个包括7项举措的一揽子方案，来应对经合组织秘书长所说的“对全球税收资源、主权和公平税制的严重危害”。在介绍这些建议的时候，他既提到各国政府的合作“意愿”，也提到这样做的必要。16考虑到刚才描述的各国不符合要求的情况，这似乎看起来有些乐观，不过各国正着手在情报交换方面采取行动。美国在2010年通过了《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ATCA），这项行动在很多方面是非同寻常的。《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要求外国银行向美国财政部报告美国公民和美国居民在海外持有的所有账户和投资。此外，国际压力正开始产生效果，瑞士的情况就证明了这点。2013年，瑞士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准许与美国税务机构合作，而试图通过发起一次全民投票来推翻这项决议的行动则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签名。公司避税港的压力也在加大。在允许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避税的公司税协议被披露后，卢森堡财长在2014年11月改变了想法，声称“适用当下的国际、欧洲和国家法律，有时会导致公司面对非常有限的税率，甚至导致无税收收入的结果。卢森堡政府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一道，认为这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其解决之道需要通过修改各国的法律，需要各国的法律与国际法结合或者合作，不管是在欧洲层面还是在经合组织层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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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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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3年英国加入当时的欧共体以来，我就一直与欧盟合作。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初期，我被任命为一个研究医疗健康服务机构融资问题的专家组成员。那时一些成员国怀疑，主要由普通税收提供资金的英国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是造成英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不公平竞争的可能根源，因为其他成员国的医疗保健开支由雇员和雇主的缴费承担。这转而在英国左翼人士中滋生出一种怀疑，即欧盟对平等主义政策和社会公平的相关问题持敌视态度。当时，这些怀疑没有得到证实。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后的次年，第一个欧洲社会行动计划得以通过。在当时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在欧共体范围内建立失业救济金的主张。《马乔林报告》（Marjolin Report）说，“在失业领域采取共同体行动方案尤其合乎时宜，因为它总体上将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益处……向这个方向迈进的坚实一步或许是向舆论证明，共同体团结有事实为证”。18这项建议随后得到了《麦克杜格尔报告》（MacDougall Report）的支持：“除了让公民个人与共同体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吸引力外，它还将具有重要的再分配功能并有助于缓解特定成员国的暂时衰退，从而为推动建立能够支撑货币联盟的局面做出一定贡献。”19如果遵循了这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建议，那么过去几年的历史将会被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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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结果是，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欧盟的工作计划被经济议程所主宰：内部市场和欧元。对那些关注欧洲社会层面发展的人来说，实际上出现了一连串的高潮和低谷，如图10.2所归纳的那样。21世纪头10年制定的《里斯本议程》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2001年，欧洲理事会在比利时拉肯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同意，成员国的社会发展表现将按照一套社会指标来评判，包括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比例、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各地的凝聚力、长期失业率、无工作家庭的比例和辍学人口的比例等。回头来看，这方面的成绩看起来比较小（即使考虑到经济危机让我们偏离了轨道）。还有一段时间，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科克报告》（Kok Report）导致了对社会目标的轻视，而支持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工作和就业问题。正如我之前所主张的那样，实现充分就业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鉴于这一经历，第二个10年的议程转向了制定具体的目标。《欧盟2020战略》就制定了5个主要目标，涵盖就业、研发支出、气候变化行动、教育以及贫困和社会排斥。最后一个目标意味着把陷入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的人数至少减少2000万，减幅达到约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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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欧盟社会政策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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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对《欧盟2020战略》提出各种批评，从具体指标的选择，到泛泛而论的没有政治可行性的空谈。21虽然如此，从中仍有可吸取的积极经验。成员国的历史迥然不同，现任政府的政治观点也不同，但它们却能就欧盟的一组目标达成共识，这非比寻常。它们建立了一套各国共同认可的社会指标，目前，欧盟统计局定期报告这些指标。后来，随着成员国政府的更迭和成员国的增加，欧盟仍然能够就一整套具体目标达成一致。我们往往忽视的一个情况是，现在的各国很少如此明确地宣布自己的国家目标。例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当今的美国确立了一整套被社会公认的国家目标？而欧盟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新政治组织，必须阐明其远大目标，这些目标坚定地指向降低贫困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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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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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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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量篇幅关注的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政策必须在某个经济背景下制定，而在当前的全球化世界中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但我在本章中指出，这些限制因素依然留下了选择余地，并非“没有替代办法”。各国要对它们参与的世界经济承担一定的责任。全球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国内的政策，这也是一些国家不平等加剧的速度要快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虽然它们面临类似的外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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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要面临更多的具体限制，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而言。几个国家联合采取降低不平等的行动很可能更有效。因此我认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优先采取措施，确保欧盟“2020年降低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目标”能够实现。在世界层面上，2015年后的发展峰会（Development Summit）非常重要。当然主要的决策中心仍然是各国政府，我们在未来能否在降低不平等方面取得进步，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各国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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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第11章 我们能否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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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按照法律，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需要估算国会各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议案的预算成本。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讨论和辩论的众多建议也要由国会预算办公室进行成本估计。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采纳的程序强制执行着一项基本纪律。同样，我也很重视自己建议的这些降低不平等的举措对政府预算的影响。我曾强调，大幅降低不平等需要税收和支出以外的举措，但用来影响再分配前的收入水平的政策举措本身也会影响预算。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将降低家计调查型福利的成本；它将带来社保缴费的增加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限制高管薪酬，所得税款会减少。总体考虑这些举措，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看额外支出与额外税收能否平衡。批评人士常说，“光看这些数字并不合理”，或者“还有财政空间支持更大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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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有两个目标，一个总体目标和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总体目标是描述经济学家如何分析处理此类财政问题，并说明对税收和福利建模的研究如何能够为公共讨论提供信息。人们往往认为，经济模型是脱离现实的抽象设计，但本章采用的税收—福利模型（Tax-Benefit Model）可以把高水平的政策讨论与政策变化与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联系起来。这类联系纽带对任何情况下的政策讨论都至关重要，所描述的方法也将适用于任何国家的财政议案的制定。具体目标则是要说明，就英国而言，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何获得资金，如何进行合理的财政计算。这些计算必然涉及若干限制性条件，但它们表明，不应该仅仅以“我们负担不起”而抛弃此类建议。因此，分析是具体到某个特定国家和某组特定情形的，不过在政府如何能够负担得起降低不平等的举措方面，本章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同样具有启发性。这些分析还使我们能够研究这个一揽子建议中的部分内容对不平等和贫困程度的影响。要强调的是，由此带来的不平等降低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我们虽然能预测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但还不能量化影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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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170462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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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福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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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评估税收—福利改革建议的可行性和影响的可用工具有了极大的进步，与过去遇到的决策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后不久，用公民收入（以社会分红的形式）替代贝弗利奇社会保障计划的观点在英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因此，当时建立的皇家税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种观点。但在讨论呈交给委员会的有关社会分红对分配影响的证据时，约翰·希克斯爵士对相关运算结果非常惊讶。他说：“最后一栏的加号这么多，减号这么少，这的确看起来很不同寻常……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再分配方案……总而言之，只有一些人有所失，其他人才能有所得”。1支持者呈交给委员会的观点过于乐观，因为他们的计算是以宏观经济总量为基础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总量和家庭获得的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社会分红的计算不是以英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因此忽视了这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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