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651962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3]
1704651963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1 道路和学校
1704651964
1704651965
但是谁来修路？如果我们不使用强制为街道和公路提供资金，我们能享受充足的道路系统吗？注意，道路系统是否“充足”与我们现有道路的数量和质量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新建道路的收益不及其成本，道路就供应过剩了，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如果道路修建完全靠自愿捐助，有理由预测道路整体上的供应不足吗？如果是完全靠收通行费获取收入的人拥有和运营所有道路，交易成本（比如为排除搭便车者而产生的成本）可能会大得惊人。另外，并不只有开车的人才独享修路的收益。在灰尘漫天的砾石路旁居住的人，即使他们从来不开车，也能从铺设沥青等路面的整修中获益。那些未使用强制在偏远地区或私人区域修路的实践，虽然说明这种事可以做到，但也同时说明依靠完全自愿的方式保障协作，成本会非常高。
1704651966
1704651967
1704651968
1704651969
1704651970
使用强制为教育筹资情况会怎样呢？这里的观点是，对人们而言教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其后他们就停止接受教育了。但是除了受教育的本人，教育还可以产生大量正外部性，让其他的人受益。因此，当公民学习更清晰地阅读和思考的时候，民主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受益。因为我们在确定应该获得多少教育的时候，并没有将溢出收益考虑在内，所以我们获得的教育少于最优值。政府使用税收资助教育，降低了潜在学生的教育成本，引导其接受更多先前可能不会接受的教育。问题出现了，就像道路的例子一样，使用强制防止供应不足在实践中不会导致供应过剩吗？后面我们将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1704651971
1704651972
1704651973
1704651974
1704651975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4]
1704651976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2 收入再分配
1704651977
1704651978
政府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类别是为穷人或残疾人提供特殊援助——货币资助、食品券、医疗、住房补贴和各种社会服务。为什么这种行为需要使用强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靠自愿的慈善捐助，而不是强迫人们通过纳税筹资呢？部分答案是，慈善捐助存在搭便车问题。假设所有公民都愿意做慈善捐助，想要看到更多的收入能够提供给特别贫困和不幸的人。尽管有些公民能从捐助慈善事业当中产生直接的满足感，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以对他们来说最小的成本让问题得到解决，让受苦的人得到救济。他们想看到贫困的人受到帮助，但是他们只想看到别人提供帮助，因此他们表现得像搭便车的人。他们减少自己的捐助，希望别人提供足够多的捐助，解决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等着别人捐助，捐助数量就达不到人们想要筹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向人们确保其他人也同样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这样就能让人们愿意多提供一些捐助。
1704651979
1704651980
1704651981
1704651982
1704651983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5]
1704651984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3 自愿交易的管制
1704651985
1704651986
属于管制一类的众多政府行为又如何呢？为什么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如此多的公民行为加以管制，使用强制控制人们可以自愿交易的物品类别？政府使用强制控制自愿交易的行为，促使我们更努力、更多地思考政府在管制名义下所做的一切。
1704651987
1704651988
部分的答案是，除非政府对某些种类的自愿交易加以管理，否则有权势且无所顾忌的人会不公平地利用弱小无辜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信念。这种家长式的说法[1]当然有可取之处，但是也常常被特殊利益集团滥用，其行为恰恰“不公平地利用了弱小无辜的人”。交易成本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我们所有人都拿出秤来检查屠户用的秤是否准确，用我们自己的汽油桶检查加油站的油泵是否作弊，这么做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当医生必须获得执照，新药在上市前必须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时，购买者就能够省去评估这些产品的成本，而且这些产品的质量消费者本人难以了解，除非支付高昂的成本。政府机构强制经销商获取认证，这样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满意的交易。大量政府管制可以被视为用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一种强制。
1704651989
1704651990
然而，政府管制的辩护中有两个缺陷。第一，要降低交易成本，通常并不一定需要政府管制。私人部门可以很好地提供信息和认证。例如，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对有潜在危险的生活消费品进行测试。第二，它无法说明经销商对政府管制支持的热情。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经销商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更多地来自经销商自己的考虑，而非为他们的顾客着想。在第9章中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经销商渴望限制竞争，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施行政府管制，是消除竞争切实有效的办法。通常来说，希望从政府提案中获取利益的经销商，都有意无意地与好心的政府管制支持者结盟。借鉴立法监管酒精销售的例子，经济学家布鲁斯·扬德尔用最热衷推动这一禁令的两个群体，将此现象命名为“私酒商人与浸信会教徒理论”[2]（Bootleggers and Baptists）。但是为什么受害者会合作呢？维护公共利益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政府要使用强制维护个别人的特殊利益呢？
1704651991
1704651992
[1] 多数人可能会用“父亲式的”这个词，但是用“家长式的”，意思更加确切，而且没有性别偏见。——译者注
1704651993
1704651994
[2] 私酒商人纯粹为个人利益支持禁绝合法卖酒，虔诚教徒基于宗教理由反对周日卖酒。——译者注
1704651995
1704651996
1704651997
1704651998
1704651999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6]
1704652000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4 政府和公共利益
1704652001
1704652002
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基本答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了弥补纯粹自愿协作固有的局限性，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而这些强制手段本身也拥有同样的局限性。其原因是强制自身依靠的就是自愿协作。说服总是先于强制，因为在政府中特定的人被说服行动之前，政府自身是不会行动的。政府不是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政府就是人们的互动，他们关注其所了解的各种选择的期望成本和效益。在这一切之中令人尴尬难解的是，交易成本、正外部性和搭便车者带来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尤其突出。
1704652003
1704652004
非常多的人不假思索地假设“政府按公共利益行事”。然而政府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吗？政府总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当人们从超市走到选举投票点时，他们会变得更正直吗？当人们放弃某个行业职位或学术职位，接受了一份政府的工作，他们的品质改变了吗？假设我们把“公共利益”定义为大家在信息充分并且公正的情况下都想要的东西，政府可以从充分的信息和公正的视角出发行事吗？对于这样的可能性，经济学理论可以提出什么有用的观点吗？
1704652005
1704652006
一些人的决策之和构成了政府的行为，他们所关注的，是其真正可及的信息与切实面对的激励。对于这些信息和激励，经济学理论预言它们通常既有局限性，也有偏向性。
1704652007
1704652008
1704652009
1704652010
1704652011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