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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2 收入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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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类别是为穷人或残疾人提供特殊援助——货币资助、食品券、医疗、住房补贴和各种社会服务。为什么这种行为需要使用强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靠自愿的慈善捐助，而不是强迫人们通过纳税筹资呢？部分答案是，慈善捐助存在搭便车问题。假设所有公民都愿意做慈善捐助，想要看到更多的收入能够提供给特别贫困和不幸的人。尽管有些公民能从捐助慈善事业当中产生直接的满足感，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以对他们来说最小的成本让问题得到解决，让受苦的人得到救济。他们想看到贫困的人受到帮助，但是他们只想看到别人提供帮助，因此他们表现得像搭便车的人。他们减少自己的捐助，希望别人提供足够多的捐助，解决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等着别人捐助，捐助数量就达不到人们想要筹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向人们确保其他人也同样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这样就能让人们愿意多提供一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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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3 自愿交易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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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管制一类的众多政府行为又如何呢？为什么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如此多的公民行为加以管制，使用强制控制人们可以自愿交易的物品类别？政府使用强制控制自愿交易的行为，促使我们更努力、更多地思考政府在管制名义下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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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答案是，除非政府对某些种类的自愿交易加以管理，否则有权势且无所顾忌的人会不公平地利用弱小无辜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信念。这种家长式的说法[1]当然有可取之处，但是也常常被特殊利益集团滥用，其行为恰恰“不公平地利用了弱小无辜的人”。交易成本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我们所有人都拿出秤来检查屠户用的秤是否准确，用我们自己的汽油桶检查加油站的油泵是否作弊，这么做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当医生必须获得执照，新药在上市前必须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时，购买者就能够省去评估这些产品的成本，而且这些产品的质量消费者本人难以了解，除非支付高昂的成本。政府机构强制经销商获取认证，这样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满意的交易。大量政府管制可以被视为用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一种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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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管制的辩护中有两个缺陷。第一，要降低交易成本，通常并不一定需要政府管制。私人部门可以很好地提供信息和认证。例如，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对有潜在危险的生活消费品进行测试。第二，它无法说明经销商对政府管制支持的热情。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经销商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更多地来自经销商自己的考虑，而非为他们的顾客着想。在第9章中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经销商渴望限制竞争，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施行政府管制，是消除竞争切实有效的办法。通常来说，希望从政府提案中获取利益的经销商，都有意无意地与好心的政府管制支持者结盟。借鉴立法监管酒精销售的例子，经济学家布鲁斯·扬德尔用最热衷推动这一禁令的两个群体，将此现象命名为“私酒商人与浸信会教徒理论”[2]（Bootleggers and Baptists）。但是为什么受害者会合作呢？维护公共利益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政府要使用强制维护个别人的特殊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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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数人可能会用“父亲式的”这个词，但是用“家长式的”，意思更加确切，而且没有性别偏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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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酒商人纯粹为个人利益支持禁绝合法卖酒，虔诚教徒基于宗教理由反对周日卖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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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4 政府和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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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基本答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了弥补纯粹自愿协作固有的局限性，政府采取了强制手段，而这些强制手段本身也拥有同样的局限性。其原因是强制自身依靠的就是自愿协作。说服总是先于强制，因为在政府中特定的人被说服行动之前，政府自身是不会行动的。政府不是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政府就是人们的互动，他们关注其所了解的各种选择的期望成本和效益。在这一切之中令人尴尬难解的是，交易成本、正外部性和搭便车者带来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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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多的人不假思索地假设“政府按公共利益行事”。然而政府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吗？政府总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当人们从超市走到选举投票点时，他们会变得更正直吗？当人们放弃某个行业职位或学术职位，接受了一份政府的工作，他们的品质改变了吗？假设我们把“公共利益”定义为大家在信息充分并且公正的情况下都想要的东西，政府可以从充分的信息和公正的视角出发行事吗？对于这样的可能性，经济学理论可以提出什么有用的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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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决策之和构成了政府的行为，他们所关注的，是其真正可及的信息与切实面对的激励。对于这些信息和激励，经济学理论预言它们通常既有局限性，也有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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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5 信息和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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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看看普通选民。我们中间没人了解得足够多，从而可以在“充分信息”下进行投票。为了让你自己相信事情确实如此，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测验。假设你知道，对于某个候选人或某个职位，你的选票将决定选举的结果，有且只有你的选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投出这关键的一票之前，你会收集多少信息？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取决于这个职位或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你肯定会比你作为5万或者5000万选民中的一员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获取信息。大部分公民，包括聪明、博学、热心公益的公民，在选举日走进投票点的时候，只有大把的偏见、些许预感、一些经不起检验的信息和大片的茫然无知。我们这么做是因为这么做是理性的！如果我们的选票只是5万或5000万张选票中的一张，对于这种重要性，如果要我们了解得足够多以在信息充分之后再投票，几乎是一种过度的浪费。这并非简单的自私或缺乏为社会福利专注投入的问题，一个选民想要为大众利益做出个人贡献，他为社会公益志愿工作的每一小时、每一美元、每一卡路里，其回报都会超过他为投票收集足够信息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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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当信息不值得了解的时候，就出现了理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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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民主政治就无法运行了。”这种反对意见是某些人错误逻辑的又一个例证：因为如果搭便车现象不存在，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所以搭便车现象就不应该是客观存在。那些真正致力于民主政治的人对此有更好的理解，他们在普通选民信息不足或错误的时候，还能找到让民主制度继续运行的方法；并在选民显然不具备相关信息的时候，他们不会假装选民已经拥有了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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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民主政治的拥护者并没有因为普通选民的不完美而过分泄气。如果决策要实现公共利益，他们会依靠民选的代表，让他们去获取决策必须具备的信息。他们的信心有合理的现实基础：因为每个议员的选票都更可能影响投票结果，议员可以使用他们获得的信息对其他人施加重大影响，他们拥有人力和其他收集信息的资源，并且很多人热衷于将相关信息提供给议员，还因为议员的选票受到监督而且议员必须为之辩护，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与普通公民相比，民选代表更可能获得关于票选对象的充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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