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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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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9 人们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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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意味着农场主、医院管理者或者社工不关心公共利益，它只意味着这些人都对自己的利益有某种程度的关心。即使政府机构内那些专门被委以保护公共利益的人，也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独特利益定义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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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试想FDA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负责防止未经“充分检测”的新药流入市场。什么是“充分检测”？它指的是通过检测确保我们在一种新药被允许进入市场前，了解其所有副作用。但是我们从来不可能万无一失。我们能做的只是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人们因意外的副作用失去生命或者受到严重伤害的风险。这种风险我们能降低多少呢？不会太多，因为与更多测试相关联的，除了收益还有成本。一项主要的成本是有人会因此失去生命或无法缓解病痛，因为药物在接受检测的时候，还无法在市场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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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药过早地引入市场而使人失去生命，以及由于新药过迟引入市场而使人失去生命，FDA专员将如何评估这两种成本呢？如果经过FDA批准的药物发现有致命的副作用，人们就会责怪FDA；如果FDA拒绝批准一种药物，其后在其他国家发现这种药物有致命的副作用，人们就会称赞FDA。但如果一种药物最终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在其接受检测时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忍受病痛，几乎没有人会因此谴责FDA。于是FDA专员发现，相对于病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决定的最优检测水平，多做些检测更符合公众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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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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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20 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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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核心特征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概念阐述，这个概念就是“囚徒困境”，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其最初是通过两个囚犯和一个聪明检察官的故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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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每个公民都迫切地希望有一个“优质政府”，而且愿意每周放弃两个小时的休闲时间求得这样一个政府。这两个小时可以用于调查目前的困难和其他公民讨论政策问题并监督议员行为。如果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公民每周都贡献出这两个小时，优质政府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会得到优质政府吗？根据我们的假设，每个公民都衷心地希望有一个优质政府，而且愿意为此付出必要的牺牲，因此似乎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优质政府。然而，我们很可能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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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困境如下：每个公民都知道，仅仅他或她的决策无法影响结果。如果我花两个小时履行我的义务，但是其他人却没有履行其义务，我的努力就白费了。虽然我花时间收集了信息，但我的声音和选票，会被其他100万个声音和100万张选票淹没。我放弃了两个小时打保龄球的时间（或者任何我损失的其他机会），但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另一方面，如果我决定只做我自己的事，而其他人却都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我就会得到优质政府能够带来的所有好处，外加两个小时在花园小路上散步休闲的额外奖励。因此，我的优势策略（dominant strategy）是去打保龄球。只要选择打保龄球而不是履行义务总能让我情况更好，因为我无法通过自己一人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唯一的区别是我的时间被用来进行乏味的政治活动，还是用来愉快地打保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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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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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选择娱乐而不选择义务，这也是其他所有人的优势策略，结果就是我们无法得到优质政府，即使所有人都想得到而且愿意为此贡献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用图11-1来对此进行总结。每个公民在选择义务还是娱乐的时候都实施优势策略，图表中显示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尽管每个社会成员都更喜欢左上角的结果，然而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却是右下角的结果。这就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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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进行选择的个体，都有四种可能的支付（payoff）。对于必须靠放弃打保龄球来履行义务的人，其选择娱乐而不是义务的话总会得到改善，因为这样他总可以得到打保龄球的好处。其他人的选择决定了他是得到优质政府还是劣质政府，但是每个其他的人也都面临同样的局面。因此，尽管所有人都愿意放弃打保龄球来得到优质政府，然而所有人都选择了娱乐，最后所有人都得到劣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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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境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城市里每个人都想要洁净的空气，也愿意为了获得洁净的空气而减少开车。但是，由于没有哪个人能够单独通过做出这样的决策来明显地影响空气质量，所以每个人都选择继续开车，使得城市的空气变得让人窒息。如果可以以很小的额外成本得到一种替代物，只要所有开车人都选择用它取代开车，那么每个人的境况都会改善。承受很小的成本，就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宽敞的街道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具体决策的是每个独立个体，对整体上所有人有利的，对每个具体的个体可能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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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不同的例子。某行业中，所有经销商都知道，如果每个经销商都限制产出，价格就会上涨，整个行业就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行业里有众多的经销商，符合每个经销商利益的做法是，保持原有的产出水平，同时希望其他经销商限制其产出（这种希望是一种妄想）。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搭便车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决策对自己财富的影响比对整体财富的影响大得多。如果能克服搭便车问题或者解决囚徒困境，每个人的境况都会有所改善，但现实恰恰与其相反。这个例子说明，虽然囚徒困境总是让行动方受挫，但有时也能为其他人带来受欢迎的结果。换句话说，囚徒困境和社会问题并不总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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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就不会有囚徒困境。各方会签订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确保各方得到左上角的结果，而不是右下角的结果。合同可以规定，保龄球爱好者如果每周没有老老实实地花两小时履行其政治义务，就罚他少打三小时保龄球。这样，履行义务就符合他的利益了，其他人履行义务也符合他们各自的利益，因为他们都受到同样合同的约束，这样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得到左上方的结果。然而正如你认识到的，设计、制定、协商、记录、监督和实施这样的合同成本太高。（谁能肯定保龄球爱好者是老老实实花了两小时履行义务，还是走马观花地履行义务？）因此，交易成本让我们无法做我们都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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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用无数有趣的办法应对这个问题。随着人们在各自不同的社会交换中尝试控制囚徒困境的不利方面，社会演化出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这些制度需要另外整整一本书来介绍。我们使用微笑、皱眉、风俗、习惯、正式和非正式的合同、保证金甚至宪法，来克服交易成本保障合作。你可以把美国宪法看成一种控制囚徒困境的制度，约束着那些声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人的私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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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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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21 政治制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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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将“是政府维护公共利益”当作信条的人来说，如果以上这些分析让他们感到不安，那么或许就是质疑那些信条的时候了。这种信条也许植根于将“政府”（government）等同于“国家”（nation）的惯性思维之中，从而将对后者的崇敬延伸到了前者身上。或者是由于我们不愿意承认某些问题无法解决，因而持有这种信念，认为求助政府是最后的手段，因而也必须是有效的手段。还有一种普遍的演绎推理也会得出这种结论，它声称所有社会问题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人类行为可以被法律改变，而法律是政府制定的，从而得出结论：政府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第一卷第一部分第8章）中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观点：“没有哪个国家里，法律能够提供一切，或者证明政治制度能够取代常识和公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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