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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9 掌握好时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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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恰当组合能够改变总支出。但是这能够降低总量波动吗？能够防范或减少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和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吗？这是疑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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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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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需求管理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稳定手段，时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说，要掌握好时机异常困难，这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总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总需求是要升还是降。经济系统没有配备速度表，可以告诉我们任意时候它的运行速度。我们只有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才会知道该季度GDP的表现。即使到这时，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字也还是非常初步的，在这个季度结束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那时可能还要进行大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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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未来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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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在任意时刻确切地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不够的。那些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人必须知道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因为今天的行动必须要能补偿将来总需求的不足或过剩。稳定政策必然地要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而短期经济预测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甚至连一门信得过的技艺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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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行动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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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麻烦的是，我们无法预测一项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生效[1]。对于这些延迟时间的估计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而为了明确生效时间分布，勤奋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可行的一致结果。这些延迟甚至还会变化成我们无法预测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想要测量的实际上是没有标准长度的东西。有理由假设，货币或财政政策的行为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不是可以测量，进而可以依赖的常量。毕竟，这些行动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和家庭是如何认识其各自不确定的未来。政府行动减少了部分不确定性，但是也增加了其他的不确定性；它们当然无法让人们带着对未来完全的信心开始做计划。同时，商业银行的运营程序，商业企业的实际支付，家庭和企业认为持有这种还是那种资产更好的理解，国际货币交易，甚至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效果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政策作用于总支出的时间分布。这些因素会不断变化，尤其可能随着我们对它们的预测能力的增强而变化！为了做出预测必须有必要的信息存量，而如果此时预测自身改变了信息，就可能将自身证伪。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确定地知道某支股票的市价来年的走势，它就不会按照这个模式发展。这是个悖论，而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必须与之共存。预测未来改变了未来，因为采取行动创造未来的人们读取了这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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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论述这个问题最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强调如下几件事情之间长而且可变的延迟：①认识到经济问题；②设计合适的政策应对这个问题；③实施这项政策；④政策取得了追求的效果。他的工作解释了在应对经济波动中，政府积极主动的政策所带来的不稳定可能胜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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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0 联邦预算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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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专门关注财政政策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相信联邦政府可以使用预算作为稳定手段，这种想法带有一点滑稽的色彩，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国会已经无法再有效地控制预算了。联邦政府的支出项目繁多而复杂，为了确定年度拨款而评估所有项目，这甚至让人无从着手。因此，第二年的预算以本年度的预算为基础，另外再做增加。一旦某个项目入选，就几乎不可能撤销了，因为其受益人为了计划的延续组成了知识渊博、意志坚定的游说团体，而且国会山没人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收集证据，证明应该撤销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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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不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改变政府支出或者联邦税收需要由众议院首先行动，然后由参议院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之前和（常常是）之后进行审议，最后由总统签字生效。这需要时间，而正如我们说过的，时机在总需求管理中至关重要。即使国会很快同意对支出或税收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它还必须决定改变谁的赋税，改变哪些支出，这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和漫长。牵扯其中的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关于每个行动的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不同理论。是削减低收入人群的赋税，还是给予投资一定免税额？哪个对就业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谈论的是长期计划还是短期计划？同时，一些国会议员肯定会认定，某项重要的税收或支出法案是一个机会，可以达成削减资本利得税，改革福利制度，控制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支出，削减农业补贴，或者其他深合重要选民心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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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和总统越匆忙，他们制定的财政政策措施，能干而中立的观察家就越难以为其辩护。匆忙带来的急迫感增加了这样一群人的议价能力，他们通过威胁不让任何法案通过，从而达成自己的需求。但是尽职的审议、对于备选项目仔细的评估，以及对可能的短期和长期结果的权衡可能需要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在措施实施之前，相应的时机就已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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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5.11 任期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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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仔细观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方式时，我们认识到，那些被授权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人的任期，对于政府实际上会选择实施哪些经济政策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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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政府从商业银行借贷，以支持其增加开支，从而增加货币供给。这会提高对新生产商品的总需求。我们无法确定，其对于GDP的影响在更多的产出和更高的价格两者间是如何分布的；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对生产和就业的任何影响都将在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前表现出来。销售者对销售量增加的理解是，他们所售卖的产品的相对需求提高，因此想要扩大生产。而当所有这些呈现为对资源需求的普遍上升，并带来成本和价格的上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先到的是“好事”：实际GDP上升，失业率下降。后来的才是“坏事”：通货膨胀率更高。如果政客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美国众议员平均面临下一次选举的时间是一年），那么追求短期内的“好事”的诱惑力就很强，至于“坏事”，就留给后面的其他人去担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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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政策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也要快于对价格水平变化速率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坏事”比“好事”先到。任何通过减少政府赤字、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尝试，会让生产商的销售预期落空，导致未出售的商品积压，最终导致减产和裁员。反通货膨胀的效果会有所延迟，直至资源需求降低，从而有机会向成本和价格施压，令其下降。简而言之，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缓通货膨胀增速的举措，很可能在其减小通货膨胀的目的达成之前带来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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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揭示，民选官员会迅速批准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论是否拿得准，他们都会选择扩张。政策实施过程也会进一步强化这一选择，因为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般都对选民有吸引力，即使这些政策对总需求毫无作用时也是如此。代表受益方的更低的税收和增加的开支，成为在位者上佳的竞选宣传材料。银根松动带来至少暂时性的利率下降，这在选民看起来几乎总能让他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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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紧缩政策造成痛苦。更高的税收和削减的开支会引起选民的不满，而信贷供给的紧缩带来的利率上升也同样会激起选民的反感。那些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的人，会留心倾听随之而来的抱怨。那些负责政府政策的人会非常希望收回治病的“苦药”，用扩张政策这副令人舒心的“补品”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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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暗示民主政治过程倾向于偏爱这样的公共政策：能在短期内集中为组织良好、信息完备的利益集团带来好处，而其代价是长期的潜藏成本，被缺乏组织、信息匮乏的广大选民所承受。宏观经济其实也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其中不平衡的利益集聚和目光短浅的偏倚，容易带来偏爱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抽筋”式的总需求政策[1]。当扩张政策最终导致让人无法容忍的通货膨胀率时，就会用到紧缩这道刹车。但除非反通货膨胀很快生效，不然经济衰退和失业带来的压力会导致松开刹车，重新踩到油门上。这种“走—停—走”的政策让未来更加不确定，带来更多的失误——后者是经济衰退的最根本原因。愈发频繁和愈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伴随着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很容易成为民主化社会的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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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极端情况下，这种倾向会让民主政府通过举债（而非增税）来扩大支出，积累公共债务，进而将债务货币化（通过发行货币来还债），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受到有拘束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约束的话。在财政和货币领域努力“捆住政府之手”，这是公共政策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后者由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共同创立，弗里德曼论证了货币规则，而布坎南论证了被称为平衡预算的宪政规则，他们都认为这些规则可以在制定好的经济政策上表现得更加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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