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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7 经济自由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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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实证技术刻画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沃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沃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测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1]。经济自由指数试图从管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2012年研究更新的计算结果如图1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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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经济自由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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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16-1中显示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政策的那些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关关系（correlation）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数字背后的东西，更详细地向我们揭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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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格沃特尼、劳森及布洛克的《世界经济自由（1975～1995年）》（华盛顿特区：卡托研究所，1995）。更新请前往www.freetheworld.com.美国传统基金会开始和《华尔街日报》合作出版年度经济自由指数，透明国际也开始发布各国腐败程度的数据，后者往往被投资者决定在世界不同地区投资的风险因素时作为参考。在工作中，经济学家利用这些指数以更好地理解私有产权、合同自由及法治等制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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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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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肯定不仅仅是纯粹统计上的联系（association）。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现了一个系统的根本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他们的财富就会增长。这个根本因素是我们从第2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产权——在法治之下人们各自认为最合适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以推动市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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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一段话概括《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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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6.9 亚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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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限制，人们基本无法改变。但是对于法治、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可以有很多形式的掌控。政府实际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1960~2011年，GDP（按2000年美元计价）增长超过2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7.3%。其以2000年美元计价的人均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从1960年的1154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6684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5.4%。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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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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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产品。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车在销售上一争高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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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绝对不是政府一边站，让市场分配资源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者共同谋划，影响资源投资和特定产业的发展。尽管如此，韩国还是允许供求力量产生相对价格，尽管政府官员一直关注此相对价格，因此韩国经济发展一般都会遵循比较优势决定的模式。政府支出保持在合理控制之下，因此经济不会受害于物价飞涨带来的不确定性。韩国人民显示出他们自己愿意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可供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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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被普遍推崇，甚至有人会说带着宗教式的狂热。腐败是一个问题，但不仅低级别的官员，一些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也因为收取特殊利益集团的贿赂而被定了罪。政治联盟颁布过一些偏向某些地区的专横政策，但这种权力滥用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受到了起诉并被定罪，这很好地体现了法治。游戏规则绝大部分被人们所了解并得以实施，因此人们能够据此做出经济决策，并有理由相信他们能承受错误决策产生的成本，收获正确决定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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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记录与韩国相似，不论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普遍实施的政策方面。它们拥有愿意勤奋工作和保有储蓄的受过教育的民众，在稳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从价格体系中获取信息，向世界经济开放，不受过度的政府支出或快速通货膨胀的牵制，并可以利用由先进国家开发的技术进行快速发展，大幅缩短它们和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不仅仅是缩短了差距，它还让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35%；201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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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表现就差得远了。印度的人均GDP（还按2000年美元计价，并进行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在1960年是606美元，到2006年，只增长到2122美元，这大约只是46年前韩国就取得的人均GDP的1.56倍。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的64%，而在2006年，不到韩国人均GDP的11%。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从1960~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超过155%，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国的人口只增加了94%。印度收入增长速度的迟缓，大部分要归结于其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近年来印度也经历了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其人口众多的邻国中国也是如此。从2007~2011年，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了超过30%。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年，印度都不能以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相差哪怕不太大的增长速度追赶上来？战争和备战会大大地延迟经济增长，印度在这段时间正苦恼于内部冲突和与邻国巴基斯坦的冲突。但是，韩国和中国台湾这段时间里也在军备上花费不菲，答案可能必须在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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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数十年来，印度的经济表现极为糟糕。这些年间，在让价格分配资源方面，印度仍显示出极端的不情愿；在政府官僚中获得权威方面，又展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政府使得价格大面积扭曲。出于所谓保护穷人的目的，有些价格被压制，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如同声称的那般达到保护穷人的效果。正如你能记得的，在前几章中我们说过，政府抑制物价并不降低稀缺性，而更像是通过抑制供应者将稀缺性聚集在一起。另外，被法律抑制的物价无法确保穷人能够买到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表面上为了帮助穷人被抑制了，竞争转向了其他利润，而穷人通常不善于在这些利润上进行有利的竞争，就像他们不善于在价格利润上竞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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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增长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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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拒绝关注价格提供的信息，实际上也使得价格被扭曲。苏联实施的集中规划在20世纪60年代享有盛誉（大部分是不应得的，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印度的政府领导人被苏联模式说服。结果造成了大量浪费，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又重新计算了一遍，因为资金直接投给了一些项目，最终这些项目被证明无法产生足以支付其成本的效益。在政府没有进行规划的经济部门中，官僚们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他们的管制让企业家处处受挫。大部分经济决策都需要政府许可，而这些许可授予与否，全凭相关官僚的议员以独裁的方式决定，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法治是不存在的。独裁的政府是与法治相对立的，它对企业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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