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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美国教授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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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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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美国高校的校董或捐助人可以因教授的宗教观点、政见或其他言论炒其鱿鱼。直到1915年，美国的高校教授协会（AAUP）才提出一系列教授聘任的指导原则：1．学校校董可以提高教师工资，但是不可添加违背其个人意愿的附加条件。2．只有教师组成的委员会可以评估教师，教师评估不受外部决策的影响。3．教师只能由教师代表和院系负责人任命，需要有：（1）明确的聘用条款；（2）终身任命制度；（3）明确解聘的前提条件。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终身教授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起学术自由运动的教育家杜威等学者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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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凡是“铁饭碗”都是有利有弊的，终身教授制度也不例外。由这个职位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回报总是滞后于实际需要。2007年，我去波士顿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就听《魔鬼经济学》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芬·列维特说，终身教授制度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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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终身教授制度对学术和言论自由的保障是有限的。部分原则、利益有时会架空自由原则，比如所谓“政治正确”。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一群学生曾签字请愿，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柏林格辞职。起因是，哥大的一些犹太学生向校方汇报，中东研究专业的某些教授在课堂上有激怒犹太学生的言论，让这些学生感到了“恐惧和危险”。于是，这位校长在一次演讲中表态：“在课堂上涉及学术自由也应该有个限度，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这一说法立刻激怒了另外一些学生，他们成立了一个抗议小组，写了请愿书，称校长“没有保护我们的教师，所以在整个大学内，形成了恐怖和威胁的氛围”。有老师在呼应学生的请愿时就说，校长试图“在教室里平衡各方观点，这就对学术自由形成了直接打击”，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完全的平庸”。“政治正确”本意是好的，到头来却在平等的名义下，把自由放上祭坛，作为牺牲品。“政治正确”也让一个试图教钟型曲线的教授被学生控告，因为他的书似乎贬低了黑人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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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保障自由上，这个制度有心栽花花不开，那在奖励懒人这一方面，终身教授制度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过了终身教授评选，一些懒汉、混子就开始暴露真实面目了。无论他们在大学里怎么混日子，学校也拿他们没办法。前几年我上过一门课，老师就是一个终身教授。这门课程本来应该有三篇论文要交，到了交最后一篇的时候，老师问：“你们大家对自己目前的成绩是否满意？”我们说还行，他就说：“那好吧，最后一篇论文免了。”这样他就不用去改，我们也不用去写，大家皆大欢喜。可是回头再一想，这学期实在是啥也没有学到。就算是这样，学校也无计可施。所以，在美国的大学里，大家说让一个不称职的终身教授滚蛋，除非“死亡、退休、自己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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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打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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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避终身教授制的弊端，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在增加非终身教授职位，比如合同只签一两年，到期并不进入终身教授评选的教职。另外，兼职教授队伍也日渐壮大。相对终身教授，他们更像是大学里的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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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兼职教授在学校里的地位没法和终身教授比。他们的自主权比较小：每个学期上什么课，给多少人上，自己往往做不了主。如果系里临时把课程取消，他们都没什么办法。不过他们大多更为敬业，因为他们教不好的话，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就有可能不再被续聘。这些兼职教授的地位很是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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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去英文系帮一个老师准备网络课程。下午三点多钟，他刚下课，正啃着一个汉堡包。我和他说话的工夫，还有不少学生跑来问问题。我问他怎么这么忙，他说他教四门课，还在另外一个小镇的社区学院教另外一门课。除了这些教学任务之外，很多时候，作为兼职教授还得参与学校其他很多活动，比如写作指导小组、毕业生论文指导小组，等等。我问他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忙，“得付账单啊。”他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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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英语系教授也曾模仿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说：“霍拉旭，天地之间，还有很多账单，是你的哲学所不曾想到的呢。”英文系教授工资本来就不高，兼职的自然更糟。我所在的教育专业也好不了多少，教育系一个老师自称自己是文科的“穷亲戚”。而一些热门专业的老师收入则很高。以前一个教育系老师指着街对面的管理学院说：“大家同是教授，可是街道对面的腰包比我们不知要鼓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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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院系提供的工作机会本来就不多，终身教授的职位更少，很多人就只有去做兼职教授。他们行色匆匆，奔忙于不同的教职之间，担负着大部分本科新生的课程教学任务，收入却甚是微薄。在我们学校及附近的一些大学，一学期教一门课，收入只有1800美元左右。如果单靠这点工资很难维持生活，因此很多教授必须从事其他工作，或在多个学校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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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使用兼职教授，可节约成本，但这对老师并不公平，对学生也不公平。学生每年或许要花三四万学费，而兼职教授的收入或许也只有三四万。学校一方面花重金请来大牌学者，一方面却用这些兼职教授去教学生。很多兼职教授十分出色，可是学校并不给他们提供任何资源，比如不支持他们去参加学术会议，等等。有的甚至连办公室都不配备，又如何让这些兼职教授对学生实施课后指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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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学越来越像公司，越来越“懂”开源节流的道理。他们争取教育经费，却削减教育投入。用《高校不是公司》一书中的说法，教学越来越不重要了，而这本该是高校的使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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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南桥谈教育之一） “老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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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师生关系就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老师给学生打分，学生也参与老师的评估。而现在，师生关系日趋复杂。很多高校转为“研究型院校”，在那里，教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或者是创收。比如，一些高校为了节约开支，聘请学生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助教或助研，有一些老师把这样的学生视为“私人打工仔”，过度使用而形成利益冲突。有时候，老师在外面另开公司，所经营的业务与研究内容相关，更易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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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读书的大卫·扎波尔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导师盖瑞·诺伦是一个学术新星，掌管一个实验室，同时也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有一次，扎波尔的同学罗森·博格去诺伦的公司开会，发现他和扎波尔的研究成果赫然出现在公司的投资人会议上，而演示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两个学生的名字。二人向导师提出此事，反遭责备。而实验室的其他人则集体失声，因为不少人已在诺伦的公司就职，或担任顾问。后来扎波尔无奈地离开了实验室，也终止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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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还没有离开的罗森·博格后来发现，一旦自己公布研究计划，作为公司老板的导师就可能另找人做类似研究，以其人力、物力，会很快拿到结果。这样一来，自己的导师便成了自己不对称的竞争对手。另外，作为新入门的学者，罗森·博格要和学术同行交流成果。他联系的学术同行凯特·林教授也有一家公司，正好和诺伦的公司是竞争对手。导师得知此事后，严重警告自己的学生不要和凯特·林教授联系。无奈，罗森·博格也只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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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自己公司的老师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老师，而像老板。我曾经上过一门测试课，课程内容与课程名称不搭边，明明是一门测试课，却花半天时间来复习早就学过的统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师在外面开着公司，所以就把工作内容作为教学材料使用，就连上课讲的笑话也都是公司工作中的笑话。这样的“老板”老师根本不管学生需要学什么，而是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教，最终害苦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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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美国教授的印象是一元的，等我在教育这个行当里工作几年后，发现原来教授也是“品种齐全”。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教授所说，美国教授也是“马赛克一样品种繁多，绝非大石板一样千人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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