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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狄更斯：《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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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旧书，诚如威廉·哈兹利特所言，是最高形式的文学乐趣，并使你懂得什么才是你自己最深刻的渴望。我习惯于一年读两次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至今已读烂好几本。如果这是逃避，我乐意逃避，尽管匹克威克们都没有提供给我身份认同的快乐。在狄更斯那漫画式和怪异的世界，读者一般没有被邀请去（或企图去）与人物融为一体，这些人物与本·琼森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那些猛烈的讽刺画有更多共通点，而不是与莎士比亚的男男女女。然而狄更斯小说中有一些复杂地内向的人物，尤其是《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萨默森和《远大前程》中的皮普。皮普无疑是狄更斯所有人物中最内向的，他对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尤其有用。要明白皮普所有的细微变化，就得读透《远大前程》，而这也是如何读一部长篇小说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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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只有三部是用第一人称叙述：《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大卫·科波菲尔》的同名主人公和《荒凉山庄》中的埃斯特·萨默森，不过狄更斯并非总是牢记让埃斯特·萨默森做好她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本分。狄更斯的爱好者极少把《远大前程》列为他小说中的首选；它也没有加入《雾都孤儿》的行列，成为大众神话；狄更斯本人偏爱《大卫·科波菲尔》，而很多文学批评家（包括我自己）则会选择《荒凉山庄》。但是，《远大前程》有点像《双城记》，是伟大的大众娱乐。它加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爱玛》，以及莎士比亚十余部戏剧的行列，成为肯定将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资讯时代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作品，而不只是作为改编的电影或电视长存下去。我们将继续读《远大前程》，如同我们将继续读《哈姆雷特》和《麦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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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姓是皮里普，我的教名是菲利普，我那婴儿舌头对两个名字的发音，都不会比“皮普”更长或更明白。因此，我叫自己皮普，后来也就成了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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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普对自己的哀婉的意识是持续不断的，从他的诨名开始，直到小说来到原本的（也是更好的）结尾他与他的教子小皮普在一起时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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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格兰——在伦敦，与小皮普一起沿着皮卡迪利大街散步——突然一个仆人从背后跑来问我能不能退一步，见一下马车里的一位夫人，她希望跟我说话。那是一辆小马车，由那位夫人驾驶；夫人和我都十分悲伤地对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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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变很大，我知道；但我想，你一定也希望跟埃斯特拉握握手，皮普。抱起那个小孩子，让我亲一亲他！”（我想，她一定以为那孩子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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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对这次见面感到很高兴；因为，她用她的神色、她的声音、她的碰触，叫我放心，让我知道痛苦要比哈维沙姆小姐的教诲更强大，并给了她一颗心去明白我曾经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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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不是一位莎士比亚式的小说家；他与本·琼森的幽默喜剧有着更深的契合。莎士比亚式的小说家——简·奥斯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和司汤达、菲利普·罗斯和科马克·麦卡锡（还有很多其他人）花很多心血去刻画人物的转变，但皮普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变暗。然而，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操纵《哈姆雷特》：戏仿它，然后把复仇反转过来，变成了皮普的全面宽恕。马格维奇——皮普的替身父亲，实际上也是埃斯特拉的前身——以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的方式回来，然而并没有把皮普变成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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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弗洛伊德相反，我完全不能肯定是否有任何人会有一种无意识的犯罪感，但是哈姆雷特和皮普都颇意识到污染的痛苦。随着剧情推进，很多事情足以使哈姆雷特感到自己犯罪：他残暴对待奥菲莉亚，他对杀死波洛尼厄斯毫无悔意，他无端端地使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枉死。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说是困扰他的；他的恶毒是形而上的，而不是心灵上的，并且有深远的根源。皮普没错是另一回事，但是他的叙述从未清楚说明他被定罪的实情。《远大前程》更多是一部浪漫传奇而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因此我认为这应足以使我们把皮普在那宗无名罪案中的共谋，视为一种“已知的事实”，视为这本书启动并继续发展下的必要条件之一。重要的是，读者喜爱并信任皮普这个有着伟大善意的男孩，并把他的精神的黑暗当做是这部浪漫传奇中的哥特式因素而加以接受。从狄更斯那里受益匪浅的卡夫卡，一定是从皮普（以及狄更斯其他主人公）身上找到另一个刺激，刺激他在他的故事《在流放地》中创造那个可怕的公式“不得怀疑有罪”。皮普像哈姆雷特一样，在我看来似乎不是弗洛伊德所称的那种无法忍受快乐和成功的“道德受虐狂”。如果皮普娶了尚未被哈维沙姆小姐摧残的埃斯特拉，他是会快乐的。但我们很难想象哈姆雷特这个具有巨大领袖魅力的人物坐在丹麦王位上，身边陪伴着奥菲莉亚王后。丹麦王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和不满现状者，他身上某种东西永远会苦苦思索如何设法把另一宗“贡扎戈谋杀案”改编成《捕鼠机》〔9〕。皮普永远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在小说结尾，当他与他的教子一起散步时，他对加格瑞夫妇抚养他已感到很满足了。狄更斯修改过的结尾，显示皮普可能跟埃斯特拉结婚，变成蛇尾，经不起猜测。皮普会不会重蹈她那个虐待狂丈夫的覆辙，经常打她？当我回忆皮普在小说中的感情，我无法立即想起他对埃斯特拉曾经有过的受挫的激情，以至他对乔·加格瑞的深情。在我记忆中燃烧着的，是皮普对马格维奇最后的深厚的爱（他对待皮普比对待埃斯特拉更显得像父亲）；还有马格维奇长期以来对皮普展示的持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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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远大前程》？带着我们自己的恐惧、希望和感情中最深刻的元素来读：以仿佛我们还可以是一个孩子那样的心态来读。狄更斯邀请你这样做，而且使你可以这样做；这也许是他最伟大的才能。《远大前程》并不像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样把我们带入崇高，而是要我们重回我们的本源，尽管这些本源也许是痛苦和愧疚的。我们有着孩子似的对爱的需要，对拾回自我的需要，而这部小说在这方面的吸引力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此，“为什么”读它便不言而喻：又回到家里，治疗我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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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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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个愤懑的学生，突发一个可怕的奇想，要杀死一个贪婪的老太婆，这老太婆是一个剥削他的当铺老板。他的幻景变成现实，他不只杀了她，还杀了她那个弱智的同父异母妹妹。犯了这桩罪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便踏上了与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相遇的旅程。第一个是索尼雅，她是一位虔诚、天使似的年轻女子，牺牲自己，去当妓女，以便照顾穷困的兄弟姐妹们。第二个是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他是一位聪明的警察调查员，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耐心的克星。最有吸引力的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座虚无主义的唯我论和冷酷的欲望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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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节的复杂推进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爱上了索尼雅，并逐渐意识到波尔菲里知道他的罪行，且越来越从聪敏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身上看到自己彻底伏法的可能性。读者渐渐明白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存在着深刻的分裂，一方面急切想悔过，另一面内心确信他那拿破仑式的自我需要充分表达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微妙地分裂的，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直到小说尾声才支撑不住，终于悔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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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出版一百三十多年来，至今依然是所有谋杀故事中最出色的。我们必须读它——尽管它令人心寒——因为它像莎士比亚一样，改变我们的意识。虽然我们之中很多人拒绝莎士比亚那些血腥的绝世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中的虚无主义，但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虚无主义者们不可回避的源头：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中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莎士比亚实际相信（或怀疑）什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成为一个其程度几乎超出我们想象能力的教士式反动分子。但是，尤其是对《罪与罚》，我们应遵循D.H.劳伦斯的格言：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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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种尚未到来的基督教：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将无私地爱，因此也将牺牲我们自己来成全别人，如同索尼雅在《罪与罚》中所做的。那样的基督教阶段，已超出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在那样的世界里还有可能写小说吗？我们大概已不需要小说了。坚称《汤姆叔叔的小屋》要比《李尔王》更有价值的托尔斯泰，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罗斯的哈丽埃特·比彻·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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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质上是一位悲剧家，而不是史诗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不同意托尔斯泰。有时候我会思索这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三岁离开俄罗斯军队，以便追求他的文学事业，而罗季翁·拉斯科尔尼科夫则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在那个可怕的夏天无缘无故谋杀两个女人，以便扩充他那拿破仑式的自我的幻象。拉斯科尔尼科夫拒绝背离他的自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写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为顶点的永恒小说这一英雄行为之间，有着某种隐蔽的契合。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小说那无法令人信服的尾声中终于真正地悔过，向抹大拉式的索尼雅和盘托出，作为他的希望，希望像拉撒路那样复活，获得救赎。但是，由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悲剧性的冥顽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立志要创作伟大悲剧的英雄式动力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的，因此读者不大可能被说服相信拉斯科尔尼科夫迟来的基督教式谦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开头时是超凡的，中间的发展是骇人的，但结尾则是无力的，而这很奇怪，因为他的末世式性情（我们作如此想）本应使他在善后时应付自如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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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向《罪与罚》的黑暗经验敞开怀抱的读者，也许不仅会深思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的分裂，而且会深思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身上那隐含的裂缝，并有可能会认为是小说家本人某种戏剧性的而不是道德上或宗教上的冥顽，使他不愿意把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变成一个获救赎的人。快乐结局，是与塑造了像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和埃古这样可怕的虚无主义者的作品不协调的。当我想起《罪与罚》，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形象便映入脑中，并对他扣动扳机自杀时的解释感到不寒而栗：“到美国去。”就是这个后虚无主义者（仅仅称作虚无主义者已不够），他告诉拉斯科尔尼科夫，永生是存在的：它就像俄罗斯乡村一个邋遢的澡堂，爬满了蜘蛛。可怜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当他发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穷途末路的化身——知道真相，并渴望一种更安慰的幻象（不管他是否相信）时，他是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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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杀人者麦克白之间，似乎有一种真正的契合，如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李尔王》中的埃德蒙——另一个冷酷的感觉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生于一八二一年，他更明显地把令人不安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拜伦联系起来，拜伦因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而在俄罗斯家喻户晓，普希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与莎士比亚意气相投的先行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犯罪欲望，尤其是由小女孩刺激起来的犯罪欲望，是埃德蒙和拜伦的倾向的堕落版。但是，本人也非常令人不安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距离成为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尚远，如同凶残但仍有同情心的麦克白也是一个英雄兼恶棍，而不是埃古和埃德蒙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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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模仿莎士比亚的方式，乃是使读者的想象力认同拉斯科尔尼科夫，恰如麦克白篡夺我们的想象力。巧妙地用不确定来折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警官波尔菲里，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但显然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厌恶，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复仇者视为一种受西方影响的“机械论者”，一个操纵者，操纵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饱受摧残的心理。索尼雅在灵性上已超出读者对超验广度的理解，如同不可理喻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已超出我们对恶魔类型的理解。我们无路可走，除了走进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意识，如同我们必须跟着麦克白旅行到他黑暗的心脏里去。我们也许不会谋杀老太婆或某个父亲般的君主，但是由于我们有一部分已经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因此也许在某些环境下我们也会杀人。如同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变成他那个英雄兼恶棍的谋杀活动的共谋。《麦克白》和《罪与罚》都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悲剧：但它们并没有消灭我们的同情，更别说消灭我们的恐惧。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医疗净化理念认为，悲剧清除我们那些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情绪，但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把这个理念掉转过来，他们都对我们有更黑暗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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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与《麦克白》共通的可怕的崇高性，使《罪与罚》超越它给我们造成的沮丧，引领我们穿过彼得堡某个把梦魇般的幻景变成现实的糟糕夏天。我们放眼望去的每一道墙，都似乎是丑陋地泛着黄色，而作者在描绘现代都市的恐怖时，其张力则足以跟波德莱尔匹比或跟狄更斯最不亲切的时刻匹比。我们逐渐觉得，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彼得堡，如同在麦克白中邪的苏格兰，我们同样也可能会犯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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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罪与罚》这个问题迅速变成：是什么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变成杀人犯？他充满优良的品质；他的冲动在本质上是合乎人情的，事实上还是合乎人性的。我惊叹意大利著名现代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斯大林主义政治委员的前驱人物，只不过他们更多是以压迫别人而不是折磨自己闻名。拉斯科尔尼科夫像他那个恶魔般的拙劣模仿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样，是一个自我惩罚者，其受虐待狂是绝对与他宣称希望成为一个拿破仑的表白无法兼容的。在某种意义上，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是为了证明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潜在的拿破仑，尽管他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什么都是除了不是拿破仑。也许更深刻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那猛烈的良心谴责，这良心谴责先于他的犯罪。至于他是不是索尼雅的求苦意志的粗俗翻版，我是颇怀疑的。他也不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消极替身，后者恶毒的虐待狂是“去美国”（也即自杀）的掩饰。似乎不可能把拉斯科尔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开，后者因参与一个激进团体而在二十八岁时忍受八个月的单独监禁。他与他的伙伴被判处死刑，站在行刑队面前，直到最后一刻才获缓刑。接着是被送去西伯利亚当了四年苦役，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一个彻底的反动派，一个君主主义者，以及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虔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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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科尔尼科夫去了西伯利亚七年，对一个双重谋杀犯来说算是轻刑了，但他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法庭认为他至少是部分疯狂的，尤其是当他杀人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任何开放、普通的读者，能够以任何确定性，在“动机”这个词的任何普通意义上，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归因于任何动机。邪恶深植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如同深植于埃古和埃德蒙，但是邪恶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的心灵中没有任何位置，这就使得他们的堕落变得更触目惊心。同样地，探究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的原罪，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两人都饱受早发式或先知式的想象力之苦。他们中任何一个，一旦觉察到某种潜在行动可以促进自我，便会忙不迭地跃过那豁口，把犯罪行为当成已完成的来体验，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内疚。如此强大的想象力，以及如此内疚的意识，使得实际谋杀犯变成一个复制品或一种重复，一种割破现实的自我伤害，却只是为了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已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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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罪与罚》引人入胜，但是它却不能免除偏见，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的缺点。他是一个虔诚信徒，其猛烈的观点总是明摆在他的作品中。他对我们的图谋，是要我们像拉撒路复活那样，使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中复活过来，然后让我们皈依东正教。像契诃夫和纳博科夫这样一些著名作家，都无法忍受他；对他们来说，他谈不上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刺耳的、想成为先知的人。我自己每次重读《罪与罚》，都觉得是一种煎熬，具有震慑人的力量，但也有点阴毒，几乎像一部由麦克白自己写的《麦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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