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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 [:170472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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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还原是增强记忆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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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这里讲起。英国苏格兰的奥本市坐落于南赫布里底群岛的马尔湾附近，是潜水爱好者的首选之地。这里离“蓝多号”沉没处不远，这艘美国蒸汽海轮1934年在那里折为两段，鼻子朝下扎入了约46米深的海底，此后，这里便一直吸引着潜水爱好者前往探险。除此之外，附近还有五六艘沉船，包括1889年沉没的爱尔兰“赛西斯号”，以及1954年沉没的瑞典“西斯潘尼亚号”。另外，这片海域里还有众多角鲨、章鱼、乌贼，以及海蛞蝓、海兔之类可致人迷幻的软体动物，在水下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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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就是在这里，来自附近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两名心理学家招募了一群潜水员，主导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习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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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心理学家，一位叫戈登（Godden），一位叫巴德利（Baddeley），他们想要借此实验来验证不少研究“学习”的理论家所信奉的一个理论假设：假如一个人能进入到跟上次学习时相同的环境中学习，那么他能回忆起的上次学过的东西就会更多。这其实是侦探小说的一个翻版：“现在，希金斯夫人，让我们回到谋杀的那天夜里。你都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请告诉我。”跟这位侦探家一样，心理学家们的假设认为，上次学习时的周遭环境，包括光线、墙纸、背景音乐等，能给大脑发出提示信号，从而能提取出更多的信息来。这两者间不同的是，希金斯夫人需要回忆的是一段戏剧性场景，一段“自传体记忆”，而科学家们则想通过相同的途径，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还原”，来找回更多的数据信息，这就是由爱沙尼亚心理学家恩德尔·塔尔文（Endel Tulving）命名的“语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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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未免有些太离谱了点，毕竟，天底下有谁会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学习等腰三角形的定义、离子键的定式或是《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中维奥拉的角色台词呢？而在戈登和巴德利以神来之笔设想出他们的实验方式之前，人们对此研究所得出的证据也实在算不上靠谱。比如，在此之前的实验之一是让参与者带上耳机，一边要努力记住所听到的一长串单词，一边要把脑袋伸进一个满是各色彩灯闪烁的大箱子里，结果有两个人因为被灯闪得恶心而不得不退出实验；另一次实验则是把参与者绑在长长的跷跷板上，让他们一边记诵毫无意义的音节，一边绕着支点上上下下，就像是在搞校园恶作剧一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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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实验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还原”的确能增强记忆，但是戈登和巴德利并不感到信服。他们不太认同那些由心理学家们创造出来的“环境”，而是想要自己找到一种虽然不同寻常但却是自然存在的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中验证一下“还原”理论。于是，他们招募了18名潜水员，请他们在水下6米的地方学习一份有36个词汇的单词表。研究人员随即把这些潜水员分作两组，一个小时以后，一组在干燥的地面上接受考试，另一组则带上他们的潜水用具回到水下，借助防水话筒接受地面工作人员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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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考试地点对考试成绩的影响的确相当明显：在水下接受考试的人与在地面接受考试的人相比，前者能回忆起的单词数量比后者多出大约30%。这可是相当大的差距！由此，两名心理学家针对这次实验得出结论：“如果能还原到最初学习时的场景中，记忆效果的确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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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从潜水面罩前“咕噜咕噜”窜过的气泡起到了提示作用，强化了单词学习时对元音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呼吸器有韵律的节奏，也许是因为氧气罐的重量，也许因为一群群蜂拥而过的海蛞蝓，也许还因为那些“语义记忆”中已经渗入了“自传体记忆”的背景，即一边潜水一边学习的境况……也许上述所有原因都应该算在内。不管怎么说，从在水下学习的情况来看，“还原”的确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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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实验”给了后来者以鼓励和信心，更多人针对环境对记忆的影响进行了各种各样堪称“乱拳式”的探索。这类研究使用的学习材料几乎都是单词表，或是单词对照表，考核方式基本上都是自由回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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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用蓝灰色卡纸学习了一组无意义音节，在随后的考核中，用同样的蓝灰色卡纸接受考试的人，与用其他颜色比如红色卡纸接受考试的人相比，能记起来的音节数量平均多出20%。在另一次实验中，一组学生的监考老师是最初安排他们学习的老师，另一组学生的监考老师则是常规监考人员，结果，前者的成绩比后者高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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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心理学家，名叫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M. Smith），他在这一领域主导过最有意思的一系列实验，值得我们选一例来仔细看看，以了解科学家们是怎么定义并度量所谓环境背景的提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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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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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史密斯招募了54名心理学专业的新生，让他们学习一份有40个词汇的单词表。这54名学生被分成3个小组，一组在安静的教室里学习，一组在一段爵士音乐中学习，音乐选自米尔特·杰克逊的《人们使世界转动》，还有一组在古典音乐中学习，音乐为莫扎特的《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在学生们进入指定教室学习之前，音乐已经开始播放，因此这些学生并不知道音乐背景也是这次实验研究的一个相关部分。参与者们在教室里花了10分钟时间努力记忆，然后全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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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这些学生被召请回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接受了记忆考核，看他们之前学过的单词还能记起来多少。这一次，史密斯给他们不少人换了背景音乐。准确地说，他把原来的每一组人又细分成了3组，当初在爵士乐教室学习的学生，有一部分仍然在原先的爵士乐教室里考试，而其他人则有的去了莫扎特教室考试，有的去了安静的教室考试。与此相对应，那些当初在莫扎特教室以及安静教室学习的学生，也都被分作了3组，要么回到相同环境参加考试，要么去到另外两间不同的教室接受考试。其他的，则都没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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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不同，除了他们的考试成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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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发现，那些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平均为21个，比那些同样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却去了另外两个教室考试的学生平均成绩要高出一倍。同样，那些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也是其他当时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却去了另外两个教室参加考试的学生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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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了：那些在相同条件下学习并参加考试的学生中，在安静教室学习并考试的那一组成绩最差。这组学生能记得的单词数量平均只有在爵士乐及莫扎特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的一半，11个比21个。这非常奇怪，而且让人不得不想到一个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安静”有没有可能会阻塞记忆？不过答案是“否”，不然，那些在爵士乐教室学习、后来到安静教室考试的学生，成绩应该比去莫扎特教室考试的学生更差才对，可并非如此。同样，在莫扎特教室学习、后来去安静教室考试的学生，成绩也并不比去爵士乐教室考试的学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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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只看高分那一部分的话，倒是能与“还原”理论相吻合：背景音乐能通过潜意识的渠道自己跑进记忆网里去藏起来，一旦遇到相同的音乐，提示作用便会带动更多的单词浮出脑海。可是，在安静教室学习并考试的学生所得出的低分成绩，却非常难解释得通了。史密斯认为，这也许是因为缺乏任何能起到提示作用的信息来诱发“还原”效果。“学生们没法把不存在的声音编入记忆编码，正如他们没法把任何其他未曾出现的提示编入记忆编码一样，比如没有拧疼自己，也没有好吃的点心。”他写道。因此，这次实验证明，与有音乐背景的学习环境相比，安静的学习环境显然过于苍白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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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史密斯及其他人的实验本身并没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学习。我们没办法在考试的时候弄出自己的音乐提示，当然也没办法重新布置考场，配备上与我们当初的学习环境相同的家具、墙纸乃至氛围。就算我们真能那么做，也弄不清楚哪些提示是重要的、到底有多重要。即便如此，这些实验也仍然为后人研究到底该怎样学习建立起了两个相当有价值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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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就是，过去我们关于该如何学习的想当然的说法恐怕是错误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与其相反，学习时周围若能有点什么，比如响着音乐，要比什么都没有更好，因而，对安静学习场所的推崇便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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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说的是，学习时，我们吸纳到脑海里的东西与我们能意识到的那部分相比，要多很多，其中一部分还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只不过，音乐、光线、周围的色彩等这些科学家所指的背景提示效果，都是些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未免让人烦恼。那些东西往往都在潜意识里，根本就无影无踪。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能有机会看到这类提示所起的作用。请回想一个场景，一个你能清晰地记得在哪里、在何时学到了什么的场景。我这里说的并不是你听到自己入选高中明星队的情景，也不是你被授予舞会皇后时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一个学术上、资料上、语义记忆上的场景，比如，是谁暗杀了斐迪南大公，或者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死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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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说自己的一个例子吧，那是发生在1982年的一件事。有天深夜，我在大学的教学大楼里复习功课。在那个年代，那栋大楼通宵开放，你可以随便走进某间教室并将其据为己有，摊开你的东西，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没有同学会拿着啤酒冲进来，也没有其他诱惑。我常去那里复习，有时整栋大楼里除我之外，就只有一个在大厅里来回晃悠的老头儿，衣冠不整，人却友善，那是位退了休的物理老师。偶尔，他会晃悠进我复习的那间教室，跟我说上几句话，比如问我：“你知不知道手表里为何要用石英石？”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就给我讲解一通。他是个正统的人，学识渊博。那天夜里，他又晃悠了进来，问我知不知道怎么用几何图形推导勾股定理。我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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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股定理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说的是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短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长边的平方。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一个公式：a2＋b2＝c2，至于我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学到的，却完全没有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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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天晚上，我却学到了一个简单而又漂亮的推导方法，而且至今我仍能“看见”那老头儿的穿着，蓝色的宽松裤，都提到胸口了，也能“听见”他的声音，尽管咕咕哝哝很难听清，更能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什么位置画下了如图3—1的图形——黑板的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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