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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背诵的最佳时间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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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的第一本权威性社会名录叫《在美国谁是谁》（ Who’s Who in America），其首刊卷问世于1899年，里面包含了8 500多条名录简介，包括政治家、商界领袖、牧师、铁路律师以及各种各样“与众不同的美国人”。这些简介短小精悍，富有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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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想要知道下列资料只需30秒钟的时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76年获得电话发明专利那天，刚过完29岁生日，那时他正任职于波士顿大学，教授声乐心理学。下一条名录是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梅尔维尔·贝尔（Alexander Melville Bell），他也是一位发明家，更是一位朗诵艺术家，就是他发明了可见语言（Visible Speech），一种用以帮助聋人学习说话的符号系统。还有再下一条名录，是这位老贝尔的父亲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唯独他没有中间名，他来自爱丁堡，正是他开创了言语障碍治疗的先河。有谁能想到是他呢？他之后的两代贝尔尽管也都出生于爱丁堡，却都定居于首都华盛顿，父亲住在第35街第1525号，儿子住在康涅狄格大街第1331号。没错，地址也在那本名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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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年轻心理学家阿瑟·盖茨（Arthur Gates）想到这么一个主意：他也许能借用这些浓缩了的人生名录来获取他心中一个问题的答案。阿瑟·盖茨对不少事情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背诵对记忆有什么影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多少个世纪以来，接受古典教育的学生们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凭记忆背诵长篇史诗、历史性的讲演以及《圣经》中的段落，而今几乎没人再能做到了。盖茨希望能找出阅读与背诵，即努力记住与凭记忆演练之间的最佳时间配比。假如你想学会《圣经》诗篇第23章，也就是这一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并把它背下来，假如你打算花上半小时的时间，那么该用多少分钟来念诵这篇韵文诗，又该用多少分钟来努力凭记忆背诵呢？什么样的时间比例能让记忆保留得最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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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肯定是一个很关键的百分比，尤其是在过去，背诵在教育中占有很大比例的年代。实际上，这个百分比在今天仍然很有用，不仅是需要背诵亨利五世在圣克里斯宾节上演讲的演员们在乎它，任何一个需要做陈述报告、学一首新歌或者诗词的人也都会在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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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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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找出这个百分比，盖茨从当地一所学校招募了5个班级的孩子，从三年级到八年级，让他们来参与他主导的一次实验。他给每一个学生安排了一组《在美国谁是谁》名录里的内容，让他们记忆并背诵，高年级学生分得5条，低年级学生分得3条，并给了每个学生9分钟的时间，要求他们按照他指定的时间分配来学习与记忆：这一组学生须用1分48秒来学习，即看着文字默记，再用7分12秒的时间来背诵，即凭记忆演练；那一组学生则用各一半的时间来学习和背诵；第三组学生则用8分钟的时间来学习，只用1分钟来背诵。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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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小时之后，就是孩子们表演的时间。盖茨请每一个学生背诵他分派到手中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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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梅休·培根（Edgar Mayhew Bacon），作家……生于，1855年6月5日，巴哈马，拿骚市，还有，去纽约的塔里敦上的私立学校；在奥尔巴尼一家书店工作，后来我觉得他又成了一名艺术家……还有，他写了《新牙买加》（The New Jamaica）？还写了好像是《断头谷》（Sleepy Hol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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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的人物：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塞缪尔·克莱门斯（Samuel Clemens），简·亚当斯（Jane Addams），詹姆斯家的两兄弟……100多个学生，逐一上前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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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盖茨得到了他想要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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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学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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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他总结道，“这次实验的最佳结果属于先花了40%的时间来阅读和学习，然后开始凭记忆尽量背诵的那一组。无论是更早开始背诵还是更晚开始背诵，效果都比这要差一些。”而高年级学生的结果，百分比还要更低，接近于1/3。他写道“：要获得学习与背诵的最佳搭配效果，最恰当的比例是阅读和学习只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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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把那段圣克里斯宾节的演讲下载到你的大脑里去，最快途径是这么做：先花1/3的时间去学去记，剩下的时间则要用来凭记忆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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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新发现？没错，当然是，从我们这些后人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首次以严格的尺度验证了当今科学界认为最有功效的学习技巧之一。但在当时，却没有谁这么看待它，这只被认为是一次以一群中小学生为对象的实验而已。盖茨自己也没有指望他的研究成果能有多广泛的影响，至少，他发表在《心理学档案》（Archives of Psychlogy）杂志上的文章《以背诵为记忆要素》（Recitation as a Factor in Memorizing）中并没有做如此预测。而此次实验在科学界掀起的讨论及后续尝试也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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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原因我倒觉得不难理解。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心理学仍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时进时退地前行着，更何况还会受到某些著名理论家的负面影响。弗洛伊德的观点那时依然很有影响，吸引了数百个实验项目。此外还有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他的“条件反射”实验也促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学习条件与刺激反应实验，多以动物为研究对象。而针对教育的研究这时尚处于探索阶段，心理学家的眼光多投向了阅读、学习障碍、自然拼读，甚至是学生在不同年级的心理状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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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跟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推动心理学进步的因素之一在于从对前人的回顾与反思中寻找新的提示。一个科学家有了一个想法、一种见解或是一个目标之后，他须回头看看是否有前人的成就可供他筑台其上，是否有人曾有过相同的想法或研究结论可支持他的观点。科学可以建立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这往往需要研究人员仔细搜索过往文献，从中找出他们需要的巨人。要给一个科研项目找出恰当的理论依据，学者们往往要在历史资料中仔细淘金，以期找出一个可供他踏上去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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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才是考试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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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的贡献固然只在后人的回顾中才凸显了出来，但其杰出价值本就注定了它最终会令人无法忽视。从过去到今天，如何提高教育水平从来都是令学者们兴趣浓厚的研究课题。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也就是盖茨实验完成20多年之后，另一位科学工作者从盖茨的研究报告中搜寻到了他所需要的理论依据，这就是赫伯特·斯皮策（Herbert F. Spitzer）。1938年的时候，他正作为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博士生在寻找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他对背诵本身并不感兴趣，而且他也不属于当时一个心理学界的小型学者俱乐部，那里几乎人人都专注于错综复杂的记忆研究。斯皮策感兴趣的是研究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思考几乎所有老师从踏入教室第一天起就悬于心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时候考试能更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一门课程结束的时候来一次大考是不是最好的做法？还是在授课过程中早些开始定期考试效果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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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只能猜测斯皮策当时的思路，因为他并没有在后来的论文中阐述这一点。我们只知道他读过盖茨的研究报告，因为他在论文中引用了盖茨的话。我们还知道，他看到了盖茨研究的真正价值，且尤其认同盖茨的这一观点：背诵是自测的一种方式。一段散文，先学习5～10分钟，然后翻过那页纸不再去看它，尽量凭记忆背诵出来，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练习，也是一种考试。盖茨让人们看到，自测对正式考试时的良好发挥有着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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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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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方式，一种不同常规却很有功效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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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策很懂得这一点，并提出了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如果考试能增进学习效果，无论什么形式的考试，包括背诵、演练、自测、突击考试乃至坐下来正式答卷，那么，什么时候是最佳考试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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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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