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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眼力是天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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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侧面并真正了解其重要性,且让我们把棒球明星与另一类同样罕见的高手相互比较一下,他们的盛名在于其高超的才智,而非打平快球:国际象棋棋手。在一个好日子里,一位世界级象棋大师可以战胜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电脑,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电脑每一秒钟都足以想出两亿个下一步可能的走法,而且还能同时排布出同样多数量的、由最优秀的科学家和象棋大师们预先设计好的对策。与此相对的是一个人的大脑,哪怕他是世界级大师。针对每一个回合,他能考虑到的无非是4种不同的对策,以及每一种对策接下来的一系列攻防手段。这里的4种对策不是以秒来计算的,而是针对每一个回合的考量。根据每一个回合允许棋手用于思考的时间,电脑能搜索出的应对手法可能要比它的人类对手多出10亿个来。可结果仍然是人类大师获胜的概率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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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准确的答案。荷兰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德赫罗特(Adriaan de Groot)本人也是一名国际象棋大师,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对比研究中发现,以每一回合所考虑的不同对策的数量来看,大师和初学者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以针对每一对策所思考的深度,也就是从一系列攻防手段的盘算上来看,也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从每个人怎么看待每个棋子的角度来看,比如说,车在某些位置上主要被看作是攻击棋子,而在另一些位置上则被看作是防御棋子,也还是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大师级的人比初学者考虑的对策数还要更少一些。不过,有一点是初学者做不到的:5秒钟之内,大师就能把整盘棋上所有棋子的位置全部记住。就看那么一眼,大师就能准确复盘一整盘棋,就好像大脑中已经有了那盘棋的一张照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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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位研究学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威廉·蔡斯(William G. Chase)以及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在针对上述研究的跟踪调查中发现,这一复盘本领跟大师本人的记忆力没有关系,他们对数字等的短时记忆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好。但是,大师能赋予组块(1)以更丰富的意义,而初学者却做不到这一点。“越高超的棋手,其复盘本领也越加卓绝,因为他们能把看到的棋子汇编成几个更大的组块,每一个组块都包含了他们熟悉的棋局排布。”蔡斯和西蒙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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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象棋大师跟优秀的棒球手一样有一副好眼力,可也一样不太能解释清楚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假如他们真能解释得明白,那马上就会有人将其编到电脑里去,然后机器便将称霸世界棋坛。但有一点很清楚,无论是棒球高手还是象棋大师,都绝对不只是简单地用眼睛看一看,也绝对不只是做些大致的分析。他们的眼睛以及大脑里的视觉系统会在“看”的那一瞬间,从一整幅宽广而复杂的视觉织锦中,以极快的速度抽取出最有意义的一组信息。我把这一能力等同于红外线成像:你看见了红点(重要信息),而且是动态的红点,除此之外,所见皆是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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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行业的专家,包括艺术、科学、信息技术、机械、棒球、象棋等各种领域随你例举,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出了自己的“脑红外线镜头”。就像那些棒球高手以及象棋大师,他们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犯错、不断积累各种经验,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直觉来。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却不可能有多少精力投入到普通化学课程或者音乐课之中去。我们也能拥有一副好眼力,不过需要通过一种速成的、廉价的土办法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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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义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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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每个人的笔记本和课本上,凡是你能找到的横格纸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东西:信手涂鸦的字母、夸张的漫画、个人签名、乐队标志、迷宫图、立体方块……每个人都喜欢东写西画,有时甚至一整堂课都在画。最常见的涂鸦往往是这样的一串圆圈,如图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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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最常见的课本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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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圈圈串跟雪花有点类似:每一个看上去都差不多,可是你认真琢磨却会发现每一个都不一样。不过很少有人琢磨这东西,一个随手画出的圈圈串比没意义的音节还没趣,至少后者还是由有意义的字母组成的。因此,几乎没人正眼看过这东西。不过,一位20世纪40年代的年轻学者却恰恰相中了它的这一特点。在某个随意的或是深思的一瞬间,她忽然想到可以用这种简单的圈圈串作为工具,去验证一个一点也不简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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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界,有人把20世纪中叶称为“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时代,或者简称为S—R时代。埃莉诺·吉布森(Eleanor Gibson)就在这样的年代里成长为一名研究学者。所有这一时代的心理学家都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学习实际上是某种“刺激与反应”,也就是伊万·巴甫洛夫(Zvan Pavlov)最著名实验中的“饭前铃声”和“流口水”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理论根植于动物实验,包括所谓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即用某种奖品(一块奶酪)奖励好的行为(走出迷宫),并用轻微的电击来惩罚所犯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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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条件反射为核心的学习概念认为,通过五官涌进大脑的视觉、听觉、嗅觉等信息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由大脑根据相关联结赋予其一定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年幼时都学过这么一件事:看着他人的眼睛你会被他人接纳,而尖叫则反之;也都学到过:家里的狗狗这么叫表示开心,那么叫表示有危险。在条件反射的世界里,学习就是把这些关联给联结起来——把感受与行为联结起来,把原因与结果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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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吉布森却并不属于这个“条件反射同盟会”的一员。1931年,她从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毕业之后来到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希望能在负有盛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手下读研究生。可是耶基斯不要她。“他不希望自己的实验室里出现女性,并很明确地告诉我,他那里用不着我。”吉布森多年之后说道。最终,她在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的手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赫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义者,以他的大鼠迷宫实验享誉学术界。吉布森在他的指导下充分掌握了各种实验方法,并最终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研究条件反射了。赫尔和他同时代的人的确做过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但是条件反射体系本身限制了作为一名研究学者所能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仅仅研究刺激与反应,那么你能看到的也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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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相信,这一领域中的人们彻底忽略了某种根本性的要素:辨别。大脑是怎么学会分辨视觉、听觉、触觉中极其细小的差异的呢?举个例子来说,若要把不同的名字与不同的人联结起来,小孩子首先需要学会分辨不同名字的不同发音,比如说,罗恩与多恩、福拉非与斯克拉非。这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需要迈出的最初几个关键步伐之一。从我们这些后人的眼光来看,吉布森的这些想法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但当时却没有人理会她,直到几十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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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吉布森的先生——史密斯学院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得到了一份康奈尔大学的职务,夫妇俩于是迁往纽约州的伊萨卡市(Ithaca)。吉布森不久便得到一份研究幼儿如何学习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她验证了自己过去关于“辨别学习”(discrimination learning)的直觉是正确的。在康奈尔大学的初期研究工作中她发现,3~7岁的孩子能学会从变了形的字迹中分辨出标准字母,比如说,能分辨出图9—2中的是D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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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从变形字迹中辨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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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这些字母代表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可他们仍然通过学习各种图案很快培养出了分辨细微差别的技巧。正是这项研究引出了后来的经典实验,就是由吉布森和她先生一起于1949年主导的圈圈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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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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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夫妇把这种圈圈串称为“没有意义的涂鸦”,研究的目的是看看人们能多快分辨出相似图形中的不同来。他们招募了32名成年人和小朋友来到实验室,每次只请一名参与者进入,并拿出一张画有如图9—3所示的图形卡片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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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圈圈串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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