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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 [:170472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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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义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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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每个人的笔记本和课本上，凡是你能找到的横格纸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东西：信手涂鸦的字母、夸张的漫画、个人签名、乐队标志、迷宫图、立体方块……每个人都喜欢东写西画，有时甚至一整堂课都在画。最常见的涂鸦往往是这样的一串圆圈，如图9—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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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最常见的课本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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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圈圈串跟雪花有点类似：每一个看上去都差不多，可是你认真琢磨却会发现每一个都不一样。不过很少有人琢磨这东西，一个随手画出的圈圈串比没意义的音节还没趣，至少后者还是由有意义的字母组成的。因此，几乎没人正眼看过这东西。不过，一位20世纪40年代的年轻学者却恰恰相中了它的这一特点。在某个随意的或是深思的一瞬间，她忽然想到可以用这种简单的圈圈串作为工具，去验证一个一点也不简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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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界，有人把20世纪中叶称为“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时代，或者简称为S—R时代。埃莉诺·吉布森（Eleanor Gibson）就在这样的年代里成长为一名研究学者。所有这一时代的心理学家都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学习实际上是某种“刺激与反应”，也就是伊万·巴甫洛夫（Zvan Pavlov）最著名实验中的“饭前铃声”和“流口水”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的理论根植于动物实验，包括所谓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即用某种奖品（一块奶酪）奖励好的行为（走出迷宫），并用轻微的电击来惩罚所犯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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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条件反射为核心的学习概念认为，通过五官涌进大脑的视觉、听觉、嗅觉等信息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由大脑根据相关联结赋予其一定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年幼时都学过这么一件事：看着他人的眼睛你会被他人接纳，而尖叫则反之；也都学到过：家里的狗狗这么叫表示开心，那么叫表示有危险。在条件反射的世界里，学习就是把这些关联给联结起来——把感受与行为联结起来，把原因与结果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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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吉布森却并不属于这个“条件反射同盟会”的一员。1931年，她从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毕业之后来到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希望能在负有盛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手下读研究生。可是耶基斯不要她。“他不希望自己的实验室里出现女性，并很明确地告诉我，他那里用不着我。”吉布森多年之后说道。最终，她在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的手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赫尔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义者，以他的大鼠迷宫实验享誉学术界。吉布森在他的指导下充分掌握了各种实验方法，并最终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研究条件反射了。赫尔和他同时代的人的确做过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但是条件反射体系本身限制了作为一名研究学者所能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仅仅研究刺激与反应，那么你能看到的也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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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相信，这一领域中的人们彻底忽略了某种根本性的要素：辨别。大脑是怎么学会分辨视觉、听觉、触觉中极其细小的差异的呢？举个例子来说，若要把不同的名字与不同的人联结起来，小孩子首先需要学会分辨不同名字的不同发音，比如说，罗恩与多恩、福拉非与斯克拉非。这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需要迈出的最初几个关键步伐之一。从我们这些后人的眼光来看，吉布森的这些想法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但当时却没有人理会她，直到几十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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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吉布森的先生——史密斯学院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得到了一份康奈尔大学的职务，夫妇俩于是迁往纽约州的伊萨卡市（Ithaca）。吉布森不久便得到一份研究幼儿如何学习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她验证了自己过去关于“辨别学习”（discrimination learning）的直觉是正确的。在康奈尔大学的初期研究工作中她发现，3～7岁的孩子能学会从变了形的字迹中分辨出标准字母，比如说，能分辨出图9—2中的是D和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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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从变形字迹中辨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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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这些字母代表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可他们仍然通过学习各种图案很快培养出了分辨细微差别的技巧。正是这项研究引出了后来的经典实验，就是由吉布森和她先生一起于1949年主导的圈圈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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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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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夫妇把这种圈圈串称为“没有意义的涂鸦”，研究的目的是看看人们能多快分辨出相似图形中的不同来。他们招募了32名成年人和小朋友来到实验室，每次只请一名参与者进入，并拿出一张画有如图9—3所示的图形卡片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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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圈圈串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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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实验有点像玩纸牌游戏的感觉。他们让参与者盯着这张卡片看过5秒钟之后，便将其插入一摞类似图形的圈圈串卡片中，一共是34张，然后告诉参与者：“这里面有些卡片跟你刚才看过的一模一样，现在请你把这些一样的卡片挑出来。”说罢，便一张一张地拿给参与者看，每一张停留3秒钟时间。实际上，这一摞卡片里只有4张一模一样的圈圈串，另外还有30张与之相似。如图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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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其他一些不同的圈圈串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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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夫妇验证的这种能力正是人们用来辨识字母或符号的能力，无论年龄大小，也无论是汉字、化学速记符号还是音乐符号。哪怕要读懂一段最简单的乐谱，你都必须首先知道A大调与降B大调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还未学会分辨至少数百个看上去差不多的汉字，那你肯定会觉得每个汉字都像是鬼画符。而当我们还是刚开始接受启蒙的小孩子时，显然都有本事十分在行地分辨出母语中那些不同的字母；等字母认熟之后，我们便开始能认读单词；等我们开始掌握“组块”之后，便学会了认读整个句子——正如象棋大师能凭“组块”重现一样，而此时却全不记得当初要学会辨认这些字母是多么的困难，更别说还要知道它们连在一起时该怎么发音、哪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一整句话表达的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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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布森夫妇的实验中，他们不给参与者任何反馈，既不说“做对啦”，也不说“再试一次”。他们纯粹只对眼睛是否能学会辨识感兴趣。结果他们发现，眼睛的确有这本事。参与实验的成年人平均需要来回过上3次便可得出完美的结果，即能够准确认出那4张一模一样的图卡，不出任何错误。年龄稍大的孩子，即9～11岁的孩子，需要5次才能接近于一点不出错；更小的孩子，即6～8岁的孩子，则需要7次。这些参与者的学习方式既不是那时心理学家们所认为的最能让人学到新东西的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也不像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著名论调所说的那般，大脑只是一个被动地积累感知的空罐子。相反，他们的大脑本就具备了进化完善的运作模式，能分门别类地辨识出符号与符号之间细微而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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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假想一下，完全推翻洛克的看法是否有一定的可能性，”吉布森夫妇写道，“也许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一种比洛克所想象的更为简单的方式得来的——通过感知各种细微变化、细微差别、细微能量。”